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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乌有之乡 2019-05-15 16:14 的文章

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反映了关于革命在现代世

  “乌托邦”既是“福地乐土”又是“乌有之乡”。西方学者大都采用后一含义,忽视前一含义。

  “乌托邦”的东西,正像这个词的通常用法那样,是指原则上不能实现的东西。由此可见,那些力求达到“不可能的东西”的人们至多是一些在追求“乌有之乡”的无望的白日做梦者,或常常不过是一些被驱使去作出非理性行动的危险的狂热派。现代西方思想和学术的主流大抵是把乌托邦的思维方式与被赞为“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有理智的”、“经验的”和“实用的”思维方式相对照的。因此,人们经常警告我们要注意乌托邦的幻想和普救众生式的预言侵入现实世俗政治领域的危险,并鼓励我们为乌托邦的愿望和思想体系的消失而喝彩,也为它们的残存和复兴而叹惜。J.L.塔尔蒙、诺曼·科恩、汉纳·阿伦特、卡尔·波珀、亚当·乌拉姆以及同似乎过早地宣布了“思想体系的终结”的思想学派有联系的那些人的深刻反乌托邦的著作之得到广泛的接受,实际上就证明了西方学术界下面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毛主席即乌托邦主义者为达到“乌有之乡”所做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历史上是有害的。

  在这里,我们面临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确定“乌托邦主义”一词含义的语义学问题。人们赋予乌托邦主义的种种含义和在说明人类历史经验时对这个术语的各种不同理解和使用,深刻地反映了对历史变迁的不同认识,反映了关于历史是(或应该是)怎样和在何处运动的种种不同观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反映了关于革命在现代世界历史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如果革命是由乌托邦的希望和期望所鼓舞的,则那些对乌托邦主义感到厌恶的人们也应该谴责革命,这才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因此,科恩在中世纪欧洲的“革命救世主义”中发现了19世纪以来大多数革命运动的根源、“20世纪许许多多革命动乱的序幕”和现代集权主义的先驱。[22]塔尔蒙相信,正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救世主义”产生了“雅各宾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概念”,因为它释放出了一种“集权民主主义”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欧虽终于消亡了,却注定要“向东方传播,直到在俄国找到它的自然归宿”[23]。我们可以随着乌拉姆再向东移,他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量乌托邦特征表现了……退却的激进主义反对工业主义和自由主义凯旋进军的一种后卫战”[24]。革命乌托邦主义的威胁现在来自西方之外的广大地区,在那里极端的乌托邦主义已然“退却”,而现代工业主义和自由主义还没有取得胜利。因为正像乌拉姆直率而雄辩地提问的那样:难道“所有乌托邦思想和很多社会主义思想只是对西方的价值和传统的一种批判吗?”[25]

  我们没有必要开一个长长的名单,毛泽东思想把既谴责乌托邦主义又谴责革命的西方近现代著作家都列举出来,特别在人们觉察到革命的乌托邦主义威胁已潜伏在非西方国家的情况下更是这样。我们只需指出,虽然现代对革命(以及对激励革命的乌托邦冲动)的偏见在西方社会思潮中长期以来一直是突出的――确实就像现代革命史一样长――但随着革命中心在20世纪已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转向经济落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种偏见近几十年来已获得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而且声浪愈来愈高。正如乔治·佩蒂所说:

  似乎可以说,从美国和法国革命时代到1940年前后,西方的一般看法是:在需要的时候革命是有益的,而需要革命的条件可能相当经常的出现。当然也有与此相反的论调,但是看来它们至少是在数量上被压倒了。大约从1940年以来,对这一信念的怀疑一直在慢慢地增长着……现在革命的支持者在先进的西方已经很少听说了,人们最关心的是作为强权政治工具以对付革命的手段以及能使国家和政府最迅速而有效地把革命变为不必要的东西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军事力量作为保卫现存制度的直接手段得到了特别重视;也有相当多的人觉得把军事力量强调得太过分了。然而人们大都同意应该避免和阻止革命的爆发。[26]

  正像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对我们西方各个时代的特质所概括的那样,从西方因袭保守的学者那里流传下来的传统箴言是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那些激进的和可望不可即的思想,要回避任何含有革命气味的东西,如果我们必须前进的话,也要尽可能放慢、尽可能谨慎地前进”[27]。当然这个告诫也同样无保留地提供给了非西方世界。如果说经济落后的国家必须前进,那么他们最好也应该不通过革命,而且去这样做时一定不要有乌托邦式的革命狂热。因为一般认为,“乌托邦与现代化的目标之间存在根本的矛盾”[28]。然而如果革命爆发了,提出的补救方法则是:变成了统治者的革命者们将由于对权力的责任而变得清醒,承认这种矛盾,并选择“现代化”。

  诚然,西方有一种强烈而持续不断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以在历史上更可理解的和富于人道同情心的说法讨论乌托邦主义。但是这类学术文献所提供的见解大都局限在对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解上,而且似乎对那些讨论当代非西方国家的革命和社会的作者并没有什么影响。*

  似乎可以说,有关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和政治的论述大多反映了在西方一般学术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对乌托邦主义和反对革命的倾向,因为它们给予“稳定性”和“平衡性”以高度规范的价值。特别是对现代中国来说,人们已习惯于并且偏爱政治经济生活中“官僚职业化”和“手段合理性”的所谓优点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常规化和制度化的进程。遗憾的是,对于什么正在制度化,什么应该制度化的问题却很少提及。因此,在大多数文献中碰到像“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或“的幻想”之类的说法时,读者就常常被告知:某种政治上的异常行为和经济上的不合理行为的因素侵入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