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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荻|“中國工資”,意義深遠

盧荻 · 2019-03-07 · 來源: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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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荻老師指出,工資增長緩慢甚至停滯,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圍的常態,但中國自新世紀以來逐漸走出了一條有別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于這一模式,我們仍需克服由諸多利益導向和意識形態傾向造成的認識上的迷霧重新加以認識。

  編者按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全球工資報告2018/19》顯示,自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工資呈持續停滯趨勢,但同時期中國卻出現工資大幅增長的情況。針對這一現象,盧荻老師做出了獨到的分析,駁斥了否認或批評工資增長的觀點。盧荻老師指出,工資增長緩慢甚至停滯,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圍的常態,但中國自新世紀以來逐漸走出了一條有別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于這一模式,我們仍需克服由諸多利益導向和意識形態傾向造成的認識上的迷霧重新加以認識。

网赌被黑  本文載于《明報》2019年3月5日,作者之后稍有修改。感謝盧荻老師授權保馬推送。

  “中國工資”,意義深遠

  文/盧荻

  去年年底,聯合國下屬國際勞工組織發表《全球工資報告2018/19》,回顧金融危機十年來世界范圍的工資變動情況,所描繪的圖景十分慘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紛紛呈現工資持續停滯的趨勢,而且各國內部的高工資與低工資的分化愈趨嚴重,意味著低收入階層受損更嚴重。與此相對,在全球勞工人數中占比接近四分之一的中國,在此期間卻出現工資大幅度增長的情況,這實在是意味深長。

  “全球工資停滯年代”的中國特例

  

  圖1 全球實際工資年平均增長率(2006-17)(圖片來源:《全球工資報告2018/19》,下同)

  在2007-2017年期間,全球實際工資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2%,不包括中國的話則降至1.3%,而同期中國的實際工資的年平均增長率達9.0%,是明顯不過的特例。將時間段拉長,以2000年作計算起點,至2017年的十七年期間,還是同樣情況:全球實際工資年平均增長率只是2.3%,其中不包括中國的話增長率甚至有可能低于2007-2017年期間的水平,因為同期中國的紀錄是接近10%。可見,在中國之外的世界范圍工資增長,即使算上2000-2007年這些經濟繁榮年份,也還是極其緩慢。

  

  圖3 G20國家平均實際工資增長總額(1999-2017)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工資增長遠比發展中國家緩慢,但是后者的各國內部工資不平等程度遠比前者嚴重。以約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二和產值八成半的“20國集團”的情況看,在1999-2017年期間,其中的發達國家的實際工資年平均增長率僅為0。5%,發展中國家則是2。5%,后者不包括中國的話應該也就是1。5%以下的水平。在不平等方面,以各國內部的工資基尼系數——數值越小意味著越平等——作為量度指標,在2017年,全球平均值是0。355,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是0。261,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值大都在0。4以上。

  

 

  

网赌被黑  圖13 64國工資基尼系數(時薪)

  中國的工資基尼系數,在2017年的數值是0。354,幾乎等同全球平均。與此相一致,在2000-2017年期間,城鎮職工與農民工的實際工資年平均增長率頗為接近,分別是10。6%和9。4%。考慮到城鄉之間生活成本(或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差異,城鎮職工的工資增長一定程度上領先于農民工有其道理,上述數字意味著中國的工資增長并不是與不平等惡化并行的,作為低收入階層的農民工至少還是得到了工資的快速增長。

  是真是假?是福是禍?

  中國近二十年來的工資快速增長,究竟是真實還是幻象?如果是真實的話,是否可持續、對經濟增長以至長遠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什么影響?這兩方面的提問,在中國的輿論空間經常可見,來自政府官員、學者、媒體評論員、政治活躍分子等等,其中不少蘊含濃厚的利益導向或意識形態傾向,但終究是需要知識層面上的澄清和解答。

  持幻象說的論者,一般都會爭辯,說工資增長其實只不過是生活成本上漲的反映,甚至有可能前者不抵后者。換言之,這是對用于估算實際工資增長的消費價格指數的質疑,認為它低估了真實的物價上漲,尤其是低估了勞動者的住房成本的上漲。這種批評或質疑的基礎,大抵是來自局部的觀察、甚至是個體的體驗,其有效性很是不足。概念上,住房有新增流量也有既有存量,加上中國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只有十多年歷史,整體而言住房價格上漲與勞動者的生活成本上漲也就未必對應,因而,局部觀察得出的結果要轉化為系統判斷可能得大打折扣。

  對工資增長的批評,主要是強調已經超過生產率提升的承受程度,勢必導致經濟增長不可持續,于是斷言必須采取政策措施將工資增長的勢頭壓下來。就數據看,在2000-2017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即平均每一從業人員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為8.8%,確實是稍低于上文提及的城鎮職工和農民工的實際工資增長率。

  然而,自新世紀以來的工資快速增長,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補償之前的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在1990-2000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城鎮職工實際工資、農民工實際工資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9.3%、7.4%和3.1%,前者遠遠超過了后兩者。至于說來到今日這個補償是否已經過度了,就1990-2017年整個時段看,三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9.0%、9.4%和7.0%,這并不支持已經過度的判斷。

  經濟發展模式是關鍵

  工資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遠遠滯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是中國在1990年代的情況,其實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圍的常態,歸根究底是源自資本的短期利潤導向愈趨強烈,資本的性質趨向金融投機化、以及趨向以追逐廉價勞工替代生產性投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國自新世紀以來擺脫這個世界常態?

  顯然,訴諸自然而然的市場運作、訴諸人口因素或所謂“劉易斯拐點假說”(意指農村剩余勞動力耗盡導致工資上升)遠不足以解釋。制度條件才是主因。以1995年通過的勞動法為代表的中國勞動就業法規和制度,對勞動者權益的保障就國際比較看是相當進步的,只是在相當一段期間未能有效實施。自新世紀以來,勞動法的實施逐步強化,還有新通過的勞動合同法,以及工會普及率回升、集體談判機制、最低工資標準等等,應該是使得工資增長從緩慢轉為快速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力量。

  

  從新自由主義的立場看,這個工資變動趨勢扭轉是不對的——近年來的工資增速超過生產率提升,導致工資壓榨利潤、投資下降,從而導致經濟增長下滑。然而,與新自由主義對立的多種理論都認為,工資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并不是鐵律,而是取決于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又取決于生產性投資,歸根究底是取決于經濟發展模式。

  中國在1990年代的工資停滯,可以判斷是放任市場權力關系主導的結果,一方面是原有的勞動就業法規和制度失效,另一方面是劉易斯式“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環境中勞動相對于資本在市場權力上的弱勢,而1990年代中期的“抓大放小,下崗增效”改革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情況更為惡劣。自金融危機尤其是2013年以來,在輿論上和決策圈中要求壓抑工資的呼聲,其理據是工資壓榨利潤導致投資下降,然而,現實上投資下降主要是經濟金融投機化使然,這也還是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邏輯結果。

  在2000-2012期間主導中國經濟的,其實是另一種發展模式,是工資與勞動生產率同樣快速增長,以及與之相一致的消費與投資同樣快速增長。這是所謂“黃金時代模式”,對比起新自由主義模式,是生產性投資與金融投機的對立,提高工資作為宏觀需求來源與壓抑工資成本的對立。

  “中國工資”,珍惜應該珍惜的

  關于中國工資,在國內外輿論界中,除了有來自新自由主義的認為工資過高外,還有來自各路自稱左派的認識和評論,或是不承認現實而宣稱中國工資增長是幻象、中國勞工境況暗無天日,或是承認事實卻又宣稱中國工資增長純是勞工戰斗性增強的結果。這后者之中最為大義凜然/洋洋自得的,是所謂中國導致全球“逐底競爭”的說法,意指中國勞工的暗無天日境況,迫使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必須競相削減勞工權益以維護產業生存——此所以,必須徹底改變中國,以中國勞工以至全球勞工的名義。

  然而,如果上文對現實情況的概括確實是有道理和根據的話,所謂暗無天日的認識是遠離現實,無視于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發展模式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偏離、抵抗。而所謂中國導致“逐底競爭”的說法更是無稽,無視于中國之外世界范圍的工資增長停滯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生產性投資不足的結果。反而,近年來中國經濟在“走出去”過程中,其生產性投資導向的發展模式也同時向外擴散,這對于抵消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推動世界范圍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的工資增長,應該很有積極意義。

  至于所謂工資增長是來自勞工戰斗性增強的說法,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屬實,其意涵也并不是那么簡單直截。想想,既然在已有制度中能實現這樣的成果,那么,憑什么還聲言惟有徹底顛覆現實才能讓中國勞工的境況改善?憑什么承諾一旦顛覆了現實就能改善勞工境況?

  2019年2月13日

  

 

  《全球工資報告2018/19》的英文版可以從國際勞工組織網站下載: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wage-report/2018/lang--en/index。htm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網賭被黑 責任編輯:青松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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