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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珊|塑造與運作:天津商會解紛機制的半正式實踐

趙珊 · 2019-03-12 · 來源:開放時代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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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商會解紛機制搭建起國家正式解紛系統與民間非正式解紛系統之間有效互動的橋梁,在法庭訴訟資源與民間調解資源之間實現有序協調,其自身也形成了一種制度化了的“第三領域”資源。這一半正式機制的合法性,一方面來源于國家在觀念和行動上的認可與支持,另一方面來自于社會自發的需求。

  【內容提要】清末民國時期,商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蓬勃發展。天津商會是近代中國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商會之一,作為商人階層聯合的自治社團,廣泛參與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事務,解決商事糾紛就是個中典型,在法庭訴訟和民間調解這兩大傳統糾紛解決方式之外塑造出第三種解紛機制。通過檔案透視運作實踐,天津商會解紛機制有自行處理、上傳下達和共同處理等三種路徑。尤為重要的是,三種路徑的運作都離不開與國家正式解紛系統和民間非正式解紛系統的交搭互動,實則是在法庭訴訟和民間調解之間形成了半正式性的“第三領域”,并且趨于制度化。這一半正式實踐深刻反映出其時國家、商會與商民三者之間在以糾紛解決為代表的城市治理領域中的互動關系,而絕非理論建構中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

  【關鍵詞】近代商會 解紛機制 第三領域 半正式性 簡約治理

一、引言

网赌被黑  商會史研究往往基于理論推演和官方表達,將商會視作與國家對立的社會自治力量,甚至被當作近代中國存在西方市民社會的佐證。故此,商會解決商事糾紛的行為也被習慣性置于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框架中來探討,突出表現在界定商會解紛性質的爭議。這一爭議焦點存在三大主流觀點。一是根據商部1904年頒行的《奏定商會簡明章程》所載,商人遇糾紛可赴商會告知,后者應“秉公理論,從眾公斷”,從而依當代仲裁法中“公斷即仲裁”的概念,部分學者認定商會解決商事糾紛實屬仲裁性質。再則有1913年《司法工商部部令商事公斷處章程》之第二條所載“公斷處對于商人間商事之爭議,立于仲裁地位,以息訟和解為主旨”為佐證。二是依據仲裁與調解概念的嚴格界定,判定商會解決商事糾紛“并非具有現代意義上的‘一裁終局’之屬性”,解紛效力不穩定。而且商會是處理關系密集群體的糾紛,具備明顯的中國傳統調解的屬性,因之部分學者以此與仲裁說針鋒相對。以上兩種觀點難論孰是孰非,但其二者的共同缺陷在于,結論均僅依據章程、法令等文件為主的官方表達而作出,忽略了商會解決商事糾紛的實踐運作。三是部分學者通過案例實證研究,檢視到難以非此即彼地判定商會解決商事糾紛行為的性質,轉而采取折衷觀點。馬敏教授通過對晚清蘇州商會部分案例的量化分析,提出“商會理案在形式和內容上存在深刻的內在矛盾”,形式多類西方仲裁,而內容又貼合傳統調解。張松博士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并且考慮到商會公斷的審判風格,故而得出商會公斷制度是“介于三者之間的‘第四制度’,準司法特征鮮明”的結論。從中可見,不論是調解、仲裁,還是“第四制度”,都試圖將商會解決商事糾紛的行為置于現有解紛系統的框架之內來評判,而忽略了商會解紛機制在實踐中表現出的特殊性。

  天津地處九河下梢,當南北要沖,古來就是水旱兩路碼頭,屏衛京畿、商貿發達。自1860年被迫開埠,津沽商業一時間繁榮無兩。清政府設商部查察商業諸弊,“思所以聚商情、厚商力、開商智入手之方,莫如各業分設商會一事。”為此,尚書載振特意致函袁世凱,以“貴省津沽等處商務較盛”為由,催促設立天津商務總會。在此之前,袁世凱已于1902年8月主持成立由官僚階級把持的天津商務局,后于1903年5月改組為紳商主持的天津商務公所。天津商務公所已然初具近代商會雛形,參與商事糾紛解決,但此時多是為官府裁判提供意見,商務公所也實感“事至涉訟于官,則商務大都在損敗之后,于商家獲益甚少”。故1904年12月天津商務總會一經成立即將評議商事糾紛歸為商會會務。自此發端,由國家倡立、紳商把控的天津商會雖經迭次改組,但從無專職機構到1905年成立評議處、1912年改立評議股、1924年設立商事公斷處、1931年改為商事公斷委員會、1946年再行商事公斷處,始終肩負商事糾紛解決職能,留下了為數可觀的糾紛解決檔案。

  正如馬敏教授所言:“商會檔案中包括大量的商事糾紛檔案,……我們應當發掘資料,……進一步探討這類組織在商事調解和審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誠然,解讀檔案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新的進路,具備完整檔案記錄的天津商會無疑成為一個很好的探討對象。剖解天津商會的解紛機制可以發現,商會在解決商事糾紛過程中的特殊性十分明顯,不僅是法庭訴訟與民間調解之外的第三種制度化了的解紛方式,而且其自身運作也是在正式解紛系統與非正式解紛系統之間的“第三領域”穿梭往來,塑造出一種半正式的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天津商會解紛機制的半正式性不失為透視中國近代轉型時期國家與城市社會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真實關系的一個窗口,借以反駁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論調。

二、商事糾紛的三種解決方式

  清末民國時期,商事糾紛有三種解決方式可供商民選擇。第一種是法庭訴訟,如同其他民事糾紛一樣訴諸審判。放置于天津當時的情境下,這里的法庭涵納府縣官衙、新式審判廳、警察局、檢察廳等多個國家機關,因為據檔案資料顯示,它們在實踐中均受理商事糾紛訴訟。第二種是民間調解,由中友人、保人、街面耆宿等主持。第三種是商會評議,評議人選自天津地面的紳商階層,有成文的評議規則,秉持“息訟和解”的首要宗旨。這三者并非各自孤立運作,而是不斷交搭聯絡,呈現出互動樣貌。

  (一)法庭訴訟

网赌被黑  清代州縣官衙兼理行政與司法,普遍將“田土”“債務”等民事糾紛認定為“細事”,最好由社會內部調解處理。商事糾紛在州縣官衙理所應當被認定為民間細事,但相較于一般細事而言,商事糾紛訴諸于法庭解決會面臨更多障礙。這主要有四點原因:一則雖然大量處理民間細故糾紛,但科舉取士出身的地方官具有根深蒂固的儒家“無訟”思想,本能地排斥糾紛成訟,更何況當事人是被認定為“四民之末”的商人,亦即是要維護崇高的道德理想;二則科舉出身的清代地方官從未經過專業司法訓練,于律例尚且是粗通,更無從論其商務素養;三則州縣官署是清代最低一級的司法機構,其司法權能覆蓋闔州縣域,且加之兼理行政事務,所以州縣官審案壓力頗大。譬如,黃宗智教授通過對相關檔案的解讀指出,在實踐中民事案件是地方法庭運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據其推算,清代后半期平均每年每縣處理150件民事案。因之可見,天津縣府無論是從實務能力還是從道德理想上,對專業性極強的商事糾紛訴訟都力有不逮。

  這種情況也并未因新式審判廳等機構的設立而有所緩和。肇始于晚清的司法改革,率先在天津試水。1906年秋時任天津知府凌福彭奉袁世凱令主持草擬《天津府屬試辦審判廳章程》,幾易其稿,最終規定在天津府設立高等審判廳分廳,在天津縣設立地方審判廳,其下設鄉讞局。1907年3月天津新式審判機構試水,其職司人員選自袁世凱1904年選拔送往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的留學生。無可否認的是,近代天津走在了司法改革的前列,職責分明、程序清晰,法官的專業素養優于原州縣官僚,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學于速成班的法學生,一來缺乏司法審判經驗,二來苦于國家商事法律未興,三來生疏于天津地區商事習慣,因而在審理商事糾紛案件時仍舊力不從心,致使“法庭仍多疲玩,于民事訴訟積壓尤甚。民事以債務為多,往往累月經年,延不判決,商民受累,殊堪憫念”。

  國家正式解紛系統對自身的缺陷有著清晰認知,故而在塑造商會評議機制時,將“于起訴后由法院委托調處者”列入其受案權限,在實際運作中也基本達致這一目標。這在商民楊學圃與梁峻峰的互控案中得到突出印證。案發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的這宗合伙賬目糾紛,呈控至天津縣府兩年多都未得到解決,當案件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由天津縣府轉送新設立的天津地方審判廳時,審判廳稱:“敝廳素無算學精通之人核斷帳目,恐有錯誤,致生冤抑。……希即將送去各卷查收,派員督同兩造,將歷年各項賬目查算清楚,秉公訉結,照復過廳,以憑公判,而清積牘。”審判廳不僅將查明賬目之事交付給商會,而且希望商會能夠“秉公訉結”后再“照復過廳”,幫助審判廳清理積案。亦即可見,當商事糾紛進入到法庭訴訟程序后,并不意味著都能獲得審判,國家司法也可能將案件交與商會評議處理,法庭已然將商會作為解決商事糾紛的接駁站。

  (二)民間調解

  中國有著上千年的調解息訟傳統,民間調解的生成和發展深層根源于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最突出的是在以地緣紐帶聯系的社區內和在以血緣紐帶聯系的宗族內,人們依照互惠和信任建立起來穩固的社會結構,德行高、名望好的人士在調解村鄰、家庭糾紛時有其獨特的權威。但是隨著社會轉型,當這種社區或宗族關系產生裂痕,熟人社會逐漸消解,調解的功用也就隨之下降乃至解體。這一點在黃宗智教授對民國華北三個村莊的考察中尤為顯見,當一個村莊里的人很多都在早年闖關東或遷居城市,調解的效力在該村中幾乎不可見。相較于整合程度較高的鄉村社會而言,城市社會本身相對松散,商人之間通過業緣紐帶實現的聯結和組織,是城市社會整合的一個重要方面。因于這種業緣紐帶,由中友人、保人、街面主管或行業耆宿主持的民間調解也是解決商事糾紛的一種方式。

  但是,清末民國時期中國國體更變、社會風俗煥然,從經濟狀況來看,因金融市場動蕩不安,商界屢有風波。在這種大環境并不平穩的時代,生活在鄉土社會中的人們依照互惠和信任建立起來的社會聯系及其滋生的社會權威,都受到了極大的沖擊,遑論本就處于相對松散的城市社會的商人。在利益驅動下,商人更傾向于選擇對自己有最大利益的方式解決糾紛。

  考諸緣故有四。首先,民間調解在商人看來大抵是作和事老,其中難免有不情愿的利益妥協。當這一時期商業市面受政治局勢和金融市場的影響而十分動蕩,在利益驅動下,商人就不愿再妥協屈就本就不盛的利益。在天津商務公所即將改組為商會時,一大批商人并不支持當時尚在醞釀中的商事糾紛評議職能,認為“若仍是緩期錢債,與人說合債務各事,此為和事老人,不得謂之商會”。可以看出,純粹民間調解商事糾紛的和事老形態已然不為商界所推崇。其次,自1840年鴉片戰爭尤其是1860年天津開埠以來,不僅洋商洋貨涌入天津,西方權利法治觀念也逐漸得以滲透。在這種情形下,既有經濟基礎又有文化素養的紳商當然開始對新式審判抱有希望,也因此對民間調解的利益妥協所造成的權利損折不滿。再次,商界中友人牽涉利益甚多,往往一人參股多家買賣,尤其是在行業、地面上頗有名望的商業耆宿,所以在民間調解過程中難免因為直接或間接的利益糾葛而有失公允。最后,天津因漕運而興,各地商賈會館云集,跨域商事糾紛多,商業習慣龐雜,原本因業緣紐帶聯結的商人會由于缺乏共同認可的解紛權威而難以消弭地域、行業、習慣等障礙造成的糾紛,純粹自發的民間調解也就式微。

  (三)商會評議

  近代以降,西方被視為先進的代名詞,無論是器物、思想還是制度均以西方為師,中即落伍、西則先進的對立觀,將近代中國推向了全盤移植的深淵。國家明文賦予商會解決商事糾紛職能的最初意圖是移植西方的商事仲裁或商事裁判制度,但是出于對分離司法權能的忌憚,這一制度移植的企圖又沒有真正實現。

  但中國古來即有區域性或行業性的商幫、行幫組織,根據地域或行業規矩設有簡單粗糙的糾紛解決方式。創制原因,一是因于商人長期處于“四民之末”,為官所輕賤,無論實情如何,均遭重利輕義之嫌惡;二是本幫熟悉內部商事規矩,而且同為商人的情感紐帶使其更加公允平和。其最終目的,一則在于維持本幫內的秩序和利益,二則在于對外保護本幫名譽。

  當移植西方商事仲裁或裁判形式的努力遭遇中國傳統商人組織內部解紛的實質,就順勢發展出一種形式類西方而本質實中國的商會評議機制。“形式類西方”,主要是指商會評議有固定的評議機構、人員、章程等。“本質實中國”,則意味著雖然商會評議的外在形式比傳統會館公所、行幫商幫的公議傳統更加規范,但其評議人員和手段仍然具有傳統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西方的商事仲裁或裁判制度只是簡化了的法庭訴訟制度,并且是完全獨立于法庭訴訟之外的另一途徑。商會評議卻迥然不同,在評議人員、評議手段上與法庭訴訟和傳統民間調解均有差異,但又與這二者交搭運作。

  就評議人員來講,天津商會評議處甫一成立,“先令各商家公舉會董十數員,由十數員內揀選評議會董四人”。評議會董特征有四,一是來源于各商家公舉;二是均系天津縣本地人;三是均各有商產或任商號執事,貿易多年;四是全部會董均有功名傍身。因之可見,評議人員俱系熟曉天津地區商業狀況和商事習慣且眾望素孚的紳商階層,“素稔商人情偽,洞悉商務癥結,復出以公允評判,故能批隙導竅,迎刃而解”。

  紳商,涵蓋士紳與商賈兩層含義,是清末民國時期國家治理與社會自治均不可或缺的重要中介力量。余英時先生認為“明清的儒家和商人都已重新估量了商人階層的社會價值”,原先“士農工商”的四民排位逐漸演變為“士商農工”,甚至清代時已有士不如商的說法。由于“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個社會階層。不但明清以來‘棄儒就賈’的普遍趨勢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滯在商人階層的現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業本身必須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識水平”,所以一大部分原屬于士紳階層的社會功能被商人所取代,甚至清政府在19世紀之后也將“紳”與“商”并提不悖。清代的捐官制度,促使大量資財殷實的商賈步入士紳官宦階層,而宦海權力又反過來保護其商產興盛。至清末,捐官并經商使一人兼具士紳與商賈的身份已屬平常,紳商階層也因于其雄厚的財力、較高的文化水平以及濃厚的政治興趣,成為清末民國時期政治、經濟及社會領域均難以小覷的重要力量。紳商負責商事糾紛評議,是該階層能力擴張的一個側面。天津商會解決商事糾紛,除糾偏糾紛引發的內部失序外,還通過評議行為釋放出使商民信服的權威信號,從而愈加將天津商會整合為一個緊密的商人聯合體。

  就評議手段來講,雖然仍以調解為主,但相較于傳統民間調解而言有其突出特征,一者在于其解決方式是建立在查明賬目或事情原委的基礎上,而不是純粹的和事老,也就是說商會解決商事糾紛是帶有基本的是非立場的;二者在于商會這一團體的組織規范和價值取向對其成員具有約束力,這一約束力的來源也同時包含國家對商會行為認可所帶來的象征意義;三者在于商會在社會結構中介于國家與商民之間,既能夠代表商民利益與國家權力交涉,也能夠利用與國家權力的交搭關系實現解紛效力的最大化。這種突出特征,清晰展現在天津商會評議解紛的三種實踐路徑中。

三、商會評議解紛的三種路徑

  基于檔案所展現的圖景來看,商會評議解紛有三種路徑,分別是自行處理、上傳下達與共同處理。特別需要突出的是,在這三種路徑中,天津商會均與國家正式解紛系統或民間非正式解紛系統產生交搭,作為一個能動聯結者作用于法庭訴訟與民間調解之間,形成一種有獨特運作機理的半正式實踐。

  (一)自行處理

  當商會接到商民請議書,一樁商事糾紛就進入到商會評議系統,商會通常批復“候傳議”,之后在不超過五天的期限內會第一次召集雙方評議。進入評議程序后,通常由三位評議員詢問案情,聽取請議人和被議人的陳述。當就某些事實產生較大爭議而不能當堂審明時,評議員會決定暫停評議、幾日后再行開議。在評議暫時停止的時間段內,商會可能自行查核賬目或者現場勘查,也會依賴原中友人、保人的幫助,有時甚至是通過變相敦促民間調解來達致解紛目的。

  例如,民國31年(1942年)商人李化棠與劉元忠的勞資糾紛一案,兩造各執一詞,五次傳集評議均未有果,商會委托并敦促雙方中友人宋俊楟、曲禮庭、王夢九等人出頭說項,最終促使雙方私下和解。又如發生在民國元年(1912年)的天津同仁堂家族爭產案,商會為理清爭執雙方前次分家文書的真實性和訂立雙方能夠遵允的新議單,屢次督同族戚楊紹溪、中友人張敬元等人查明原委。

  清末民國時期商界仍然延續古老的中友牽線、托人作保的商事傳統,在借貸、合伙、學徒、買賣等商事活動中都需要中友牽線、托人作保,以保證交易的達成和后續糾紛的解決。故而在產生糾紛的第一時間,當事人也會尋找中友人、保人幫助。當案件進入商會評議程序,中友人、保人就成為查明實情的關鍵證人。在作證之外,中友人、保人的調解也并沒有完全失效,反而可能因為商會的敦促而更具成效。如此一來,商會在自行處理糾紛中與民間調解就存在實際意義的交搭。

  當實情查察清楚后,商會不會像法庭審判一樣徑直判決,而是在基本是非立場上向理虧方施加壓力,促使雙方達成協議。在這一過程中,商會要借助國家正式解紛系統的象征性力量敦促商民。例如,民國3年(1914年)慶泉號與萬源棧、通裕公司發生運貨糾紛,此案前后共經天津商會十次評議,議定應由承運人萬源棧與轉運人通裕公司賠償,但兩家賠償份額久商不決。商會數次以“倘再延遲,送案不貸”,“倘再延遲,本會送廳不貸”,“如無正當辦法,送廳核判不貸”等語催促萬源棧與通裕公司商定責任承擔比例。商會的威嚇也確實激發出商民“吾們不愿意送”的心聲,最終達成萬源棧與通裕公司按三七比例賠償的協議,案議有結。

  商會評議不具有法庭判決的強制力,所以在自行處理過程中就借助國家司法的威嚴,以“送廳不貸”作為敦促,此時商會評議機制與國家正式解紛系統的交搭還僅止于象征意義層面,解紛的全部過程都在商會評議程序之中。而當事人不愿案件移交法庭是因為畏懼國家司法的威嚴,還是畏懼國家司法延而不決的弊病則是可以商榷的。

  (二)上傳下達

  向縣府、審判廳、警察局等國家機關轉遞稟控,向當事人傳達政府訓令或函件也是商會為評議商事糾紛所作的重要努力。在這種情況下,商會是作為商人利益的代表人和維護者,除起到承轉的中介作用外,也借機表明商會立場。這種上傳下達主要有如下兩種情形:

  其一,商人請求商會向審判廳、警察廳或天津縣府等機關代陳案情或冤抑。如裕昇茶店與電燈公司,裕昇茶店被電燈公司以欠繳電費并毀壞電表為由控至警察局,鋪伙劉瑞亭被拘留,鋪東張云甫述說詳情并請求商會代轉開釋。又如,東聚恒皮貨店李潤生與薛養田的欠款糾紛,薛養田先行在天津地方審判廳陳控李潤生冒名詐財,李潤生故而陳述薛養田如何捏控,請商會代轉審判廳周知。再如,民國元年(1912年)怡和公斗店控告腳夫邢二在搬運過程中盜糧,初級審判廳業已訉明,有會手張文郁作證,邢二監盜不諱。據此可知,案件在此時未經商會評議已然水落石出,似乎等待法庭判決更合乎常理。但怡和公斗店此時請求商會向初級審判廳表明對此等真贓實犯要從嚴懲辦的態度。天津商會除令怡和公斗店靜候審判廳訉斷外,也準如所請,當日即致函初級審判廳,表示此事“若不嚴行究辦,特恐相率效尤,殊不足以保商業而警其余”。

  其二,當天津商會對所涉商事糾紛實在無權力解決時,就只能在呈控商民與主管機關之間上傳下達。這主要體現在華洋糾紛中,商會全部只能照會外交部特派直隸交涉公署或直隸商事務兼海防兵備道(以下簡稱“海關道”),但后二者也不能直接解決,必須轉請涉事國領事。典型如磚瓦窯頭梁德順與德商乾泰洋行的工資糾紛,天津商會在商民與海關道之間上傳下達三個回合,試圖爭取受理此案,但最終被德國領事館斷然拒絕,有心保護商民的天津商會也無力回天,只好轉告梁德順赴領事館控訴。這種無可奈何的上傳下達是商會所不愿為卻不得不照辦的程序。

  有如此類案件,天津商會一律準如商人所請,據情轉函,從未延宕不轉。基于這種據情轉達,商會往往能夠成為解紛主體,譬如天津商會代裕昇茶店轉呈時,提出“電表損壞,用電數目不符自應調查辦理,以昭核實”,警察局據此表示“本廳極端贊成,相應函復貴會請煩查照”,商會因此從警察局那里獲得解決這起糾紛的權力。在上傳下達過程中,商會的半正式地位得到國家機關和商民的雙重認可。在國家權力看來,商會是商人利益的代言人;在商民看來,商會作為國家倡立的組織具有與國家機關交涉的話語權。雖然自行評議程序沒有啟動,但商會評議介于法庭與商民之間的半正式功能在上傳下達的運作中得到了實在發揮。

  (三)共同處理

  所謂共同處理,是指在案件解決過程中,商會明確與國家司法產生互動往來。據筆者所利用的檔案材料來看,天津商會理結案件的三分之一是在與國家機關的明確互動中得以實現的。揆諸案例,大抵有如下三種共同處理的情形。

  1。 商會評議需要國家強制力協助

  天津商會評議商事糾紛的生效,需要國家機關的強制力協助。一方面,天津商會晚于部頒商事公斷處章程以及其他地域設立商事公斷處達十年之久,其間一直試圖以粗略的評議處、股簡章來獲得最大限度的權能運作空間,在1924年設立商事公斷處時還試圖從國家權力中分奪強制執行權。但從案例來看,天津商會僅僅是在倒閉清債、債務人潛逃的案件中采取過查封行為,其他情況下從未真正擁有過強制執行力,也從未施行過任何強制執行措施。而確保商會解紛奏效的方式,就是轉函請求國家機關予以強制執行的協助。譬如在廣幫義興泰恕記控韓汝霖不認賠款一案中,韓汝霖表面遵從商會評議結果,但卻延宕不還錢款,天津商會遂函致天津南段巡警總局,請求拘留韓汝霖令其勒限繳洋,巡警總局接函后轉天照辦,七天后韓汝霖交清欠款,案終有結。

网赌被黑  另一方面,由于“公斷之開始,必須兩造到場,不得有缺席之判決”,所以商會沒有缺席判決權。當被議一方缺席而無法評議時,商會就會訴諸國家司法,將案件移送,借助國家司法的強制力傳喚被告。例如,宣統元年(1909年)四月間公裕號控告河東鹽關廳下永新號不付憑帖,商會屢次飭傳被告永新號,卻始終拖延不到,致使評議不能成行,于是商會致函永豐屯鄉讞局,請求“傳案訉返”。

  還有一種情況是商會函請國家機關代為看押涉案當事人。一般而言,如果被告有負債潛逃的可能,天津商會在首次評議后會要求其請保人寫立具保書,保證被告“不誤傳喚”,但如果被告不能請出保人,就只能由商會代請看押。民國15年(1926年)三月間河北大街福源棧、老四合義客棧等號遭遇火災,因之前在大北保險公司繳有火災險,故向其經理譚蘊生理賠,但時至轉年仍未賠付,因此在民國16年(1927年)六月一日訴至天津商會,首次評議時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只得要求被告譚蘊生與另一公司經理彭體道以及洋東磋商,而鑒于被告譚蘊生之前有避匿不面的前鑒,要求其出具妥保。但譚蘊生無覓妥保,商會只能將其送交天津警察廳寄押,轉天評議前“再行提會”。在這一過程中,天津警察廳完全照收、照提,毫無微詞或異見,儼然互動有序,甚至可以說二者實現了無縫銜接。

  2. 法庭審判需要商會的專業技能

  清末民國時期,無論是地方官衙、新式檢察廳、審判廳,抑或警察局,雖然均行受理商事糾紛,但實則并不通曉商務,尤其是對于賬目清算及特殊商業習慣幾乎是一竅不通。一方面國家機關時常為問詢商業習慣而與商會互通消息。比如,民國34年(1945年)九月十四日河北天津地方法院院長孔嘉彰為受理陳潛泳、沈仲儒等與朱勉甫等清算及確認賣約無效一案,向天津市商會問詢兩則商業習慣:“一、在商號內服務之人員如經理或同人(非人力股亦非錢股),倘有勞債,經股東或經理于獲利項下,給與簽厘紅股后,在本市一般商業習慣是否因此而躋于股東之列(即取得股東之資格);二、前開取得紅股之人于商號歇業清理時,能否與原有股東(人力股或錢股)一律有分商號財產賣得金(即所謂找貨厚成)之權利。”由商務組牽頭調查,七日后天津商會復函法院,為法院裁決此項商事糾紛提供了最為關鍵的商事習慣證明。

网赌被黑  另一方面,就是當國家機關所受理的商事糾紛涉及賬目查算時,幾乎無一例外地交由商會辦理。例如,民國4年(1915年)五月三日天津地方審判廳將商民劉朗山與杜維祁的賬目川換糾紛移交商會,“希將兩造所呈各賬據秉公核算明確,尅日見復”。又如,民國30年(1941年)十月十四日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署以“查商業贏虧,當以賬簿為憑,張慶祥究竟有無侵吞鋪款,非將賬目結算清楚,不惟不能水落石出,抑且難資折服”為由,檢同賬目書表暨原告呈文,將徐子卿控張慶祥侵占一案全部移交天津商會辦理。再如,光緒三十年(1904年)六月二十三日天津縣為王玉成控劉潤書不認賠款一案照會天津商會,稱:“查此案兩造因帳目,各執一詞,若不送由貴公所澈底核算,帳無端倪,即案無結日。”天津商會接函后迭經集議,不僅將賬目查明,而且督同原中友人議定理結辦法,并說服兩造各具甘結,不負眾望地事了銷案。

  對生疏于商家賬目查核的法庭而言,商會的核算結果是強有力的呈堂證供。諸多商事糾紛的癥結即在賬目不清,一旦賬目理算清楚,案件的是非曲直也就得以明確。因此,法庭移送商會查算賬目的案件,通常希望商會在算賬的同時將案件“妥理處結”。于是,原本訴諸法庭的商事糾紛又有回歸到商會評議系統的可能。

网赌被黑  3. 商民訴諸多方需要官商互動

  清末民國時期商事糾紛能夠訴諸多方,所以商民往往出于急速了事的期望而呈控多處,或者由于一宗事件引發多起糾紛,于是也會出現各個當事人分別訴諸不同渠道的現象。如此一來,往往天津商會與國家機關起初即一同涉案。在這種情況下,兩方甚至多方之間則必然需要互通情況、共同處理。

  例如,宣統元年(1909年)七月二十九日天津北門西的一場大火燒毀了業主張筱田的三處房產,此房產已經抵押給禮和洋行,并由禮和洋行在北洋水火保險有限公司投保,所以引發了事涉張筱田、禮和洋行、長興澡塘李長霖、北洋水火保險有限公司、楊富貴、王景福等多方的糾紛。第一段糾紛是楊富貴、王景福控告北洋保險公司沒有按合同交付被焚房產的磚瓦,商會評議未果后移交天津地方審判廳;第二段糾紛是被焚產業主張筱田與禮和洋行訴諸商會的抵押糾葛;第三段糾紛即發生在投保人禮和洋行與保險人北洋保險公司之間的保險理賠糾紛,也是訴諸商會;第四段糾紛是在被焚房產開設長興澡塘的李長霖與房東張筱田之間的租賃糾紛,先是訴至審判廳,審判廳后又移交商會評議,因李長霖不滿商會評議結果,最終商會又將案件發回審判廳。在錯綜復雜的案情中,天津商會與天津地方審判廳在溝通進展、移送案卷等方面有序互動。

  再如前述楊學圃與梁峻峰互控案,實際牽涉多家店鋪和多位股東之間的合伙糾紛。楊學圃先向直隸天津府天津縣控告,等待過程中又向天津商會呈控,其間梁峻峰又向商會提出多次反控,而其他股東則在天津南段巡警總局控告。這樁商事延宕將近四年,甚至農工商部也多次札飭敦促。其間,天津縣衙和天津地方審判廳七次將案件發還商會解決,天津商會六次復函請司法機關核辦,最后由商會督促中友人調處才案議有結。該案所涉卷宗也從最初天津南段巡警總局卷一宗、天津縣卷一宗,到后來增加商會案卷一宗、天津地方審判廳卷三宗,這六宗案卷也隨著商會與司法機關的互動輾轉達十數次。

  這兩樁商民呈控多方的案件,是最典型的共同處理糾紛,法庭訴訟系統與商會評議系統實現頻繁有序的交搭互動。與此同時,中友人主持的民間調解系統也由商會再次引入糾紛解決程序。天津商會解紛機制實際上是靈活利用自身解紛資源、民間調解資源以及法庭審判資源,糾紛是在以商會為能動聯結體的三者互動中得到妥善處理的。與之前兩種共同處理的方式一樣,天津商會在糾紛解決過程中承擔著專業領域的評斷和商人共同體的調解,其專業性為國家機關所認同,而國家機關則承擔著強制力的判決和執行,為商會解紛提供效力保障,民間調解則提供了糾紛實情的證明和人情道理方面的疏通,故而三者之間的互相作用推動了商事糾紛的化解。

四、商會解紛機制的半正式性

  黃宗智教授通過解讀司法檔案創造性地提出“第三領域”理論,即民間調解在案件訴至法庭后再次啟動,由社會提名、國家確認的不帶薪準官員——鄉保,在法庭與訴訟人之間上傳下達、溝通斡旋,推動庭外調解的成功。這種介于國家正式解紛機制與民間非正式解紛機制之間的運作被看作一種解紛的半正式機制,并且同樣適用于理解清代、民國乃至新中國成立后的地方治理——依靠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清代平均管轄二十余個村莊的鄉保、民國在自然村設置的村長、負責稅務征收的鄉地、負責鄉村學校建設的教育官員、衙門各房吏役、新中國成立后吃集體糧的鄉村干部等均是國家承認的不帶國家薪酬的準官員,平時可以自行其是,國家權力只有在發生糾紛和訴訟時才介入,形成簡約化的治理狀態。毫無疑問,基于實踐歷史的“第三領域”有力破除了國家與社會在基層社會治理事務中二元對立的論調;而將目光轉向城市社會中的商會評議解紛機制,可以發現“第三領域”理論仍有其生命力。

  商會誕生于近代中國鼎故革新之際,自始肩負著商事糾紛評議職能,是商民在民間調解與國家司法之外的第三種糾紛解決選項。在權利意識充盈的清末民國時期,和事老的妥協和沒有強制力的延宕,使民間調解已經難以滿足商民的糾紛解決需要。“法官之治訟,專依法以行,我國法未臻完善,無可諱言,商業習慣,法官多未諳熟”,又導致商事糾紛在國家司法層面被積壓,所以“若不設法救濟,殊非保商之道”。正因于此,在機制塑造的過程中,國家自始即認可商會評議的正當性,在積極尋求商會幫助的同時也給予其必要的幫助;而商會一方面試圖維系民間中友人、保人調解的功能,一方面更需要國家權力的強制性保障來塑造其評議權威,于是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本地紳商會董為主導、雙向聯結國家正式解紛系統與民間非正式解紛系統的半正式化運作機制。相較于鄉保等準官員在半國家、半社會的“第三領域”的運作而言,商會解紛機制在“第三領域”的運作因為有制度規范和組織約束而更加成制,甚至可以說商會解紛機制是中國實踐歷史中“第三領域”運作的具體化、制度化形態。

网赌被黑  那么,商會解紛機制的半正式性除卻法庭訴訟、民間調解、商會評議三者間效用互補的表層原因外,是否存在其深層因由呢?

  答案是肯定的,這種深層因由正是來自于清末民國時期中國國家與城市社會之間關系的深刻演變。在諸多探討清末民國時期國家與鄉村社會關系的著作中,鄉保、鄉地等準官員或者是代表鄉村宗族權威的族長、村長、村正等這一類群體往往成為切入點。清末民國時期的城市較鄉村而言的突出特征,就是其松散性,各行各業、不同出身、不同地域的人們聚集在城市謀生,缺乏鄉村社會緊密的宗族和鄰里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將城市商人聯合起來的社會團體——商會,就成為其中一個凝聚性的典型代表。一個城市內的商人因為“商”這一職業,被接納于商會之中,接受其約束和保護。商會的領導者也自然成為代表商人利益與他方溝通的具體媒介。天津商會自清末至民國的領導者和糾紛評議人員始終來自于天津地面的紳商階層。因此,探討其時國家與城市社會的關系,不妨就從紳商階層入手。

  “國家、民間統治精英、民眾是社會結構的三個基本結構因子”,這三個因子之間穩定的互動關系搭建起社會結構的基本框架之一,這種互動關系的演變也深刻影響著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的變遷。在此三者之中,國家是行使終極權力的機構,民眾是受制于國家權力的群體,但國家與民眾之間的互動卻往往是間接的,要通過民間統治精英的轉接。民間統治精英之所以能夠承擔起這種任務,是因為這個群體也享有統治民眾權能。但是,這種權能與國家統治權力不同:一則在于其來源不是國家行政權,而是基于一定的非正式影響,譬如財富基礎、道德威望等;二則在于其統治的內容并非政治統治,而是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掌控,所以包羅萬象,不論是教育、水利還是糾紛調解都蘊含其中。這種民間統治精英的主體,在帝制中國一般被認為是士紳階層。在瞿同祖看來,清代的士紳階層與官吏實則同屬于一個集團,他們的權力直接源于傳統的政治秩序,因為二者都成就于科舉或變相科舉(捐官)所賦予的威望,且士紳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當地社群與官吏共商地方事務參與政治過程的集團。但是瞿同祖指出,清代士紳參與地方治理是否意味著地方自治,答案則是否定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實際參與者只是作為少數人群體的士紳,二是士紳既非地方選舉也非政府任命,實際上只是因士紳的地位而習慣性地被接納為地方社群的代言人。

  晚清之際,古老中國的帝制秩序行將垮塌,士紳集團也因為科舉制度的滅亡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遭受到嚴重沖擊。此時,既享有科舉所賦予的象征力量且擁有更雄厚的財富基礎的紳商崛起,成為城市中取代原來士紳的民間統治精英的力量之一。與士紳所代表的民間統治精英不同的是,紳商階層不再是零散的特權個體,而是逐漸聯合組建起有組織、有章程、明確代表商人利益的社會團體——商會。商會一則經過政府的明示許可,二則其領導人由全體會員選任,所以紳商階層已經與原有的士紳大不相同,其半國家、半社會的權力來源使其實際功用也與士紳有著顯著差異。因為商會這一社會團體,在整體的網絡組織中已然從最初的一地一市迅速拓展至幾乎全國所有縣市,在個體的網絡組織中已然涵納城市所有行業和絕大部分商鋪,并且章程規愈發完善。“商會在全國范圍內的普遍設立,標志著紳商已作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紳商不僅是各地商會的倡設者,而且是各級商會組織的實際把持者”。這種內外共同壯大的組織系統,使商會的力量遠遠超越傳統士紳,更多地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中,其中就包括解決商事糾紛。這種對地方治理的深度參與,很難不被認為是一種地方自治秩序,最起碼也是一地商界的自治秩序。

  有基于此,天津商會無疑是其時介于國家與商民之間的民間統治精英集合。天津商會承擔商事糾紛評議職能,對內而言是一種商人社團的內部自治行為。這種行為不具有國家強制力,但是因于商民共同認可的一些價值觀,比如誠信,而具有一定的無形約束力。當商人越過社團自治而選擇尋求國家司法,商會所能承擔的就是上傳下達的媒介任務,因為畢竟商會對外是商人利益的代言人。但是當時國家司法機關能力有限,往往又因不通商務而造成商案積壓,延累商民,故而國家也試圖依賴社會團體的自治秩序幫助其重整社會秩序,司法機關也就愿意將商事糾紛轉交商會解決。當商人選擇尋求商會幫助來解決紛爭,商會就要依據商事習慣、人情道理、國家法律等作出評議,在此過程中仍然沒有放棄對民間調解的信賴。但如果無形的約束力無法約束理虧一方,商會不可避免要尋求國家司法的強制力來保障評議結果的落實;或者商會評議不能為當事方所接受,在訴諸國家司法的過程中,商會依然起到轉接作用,這樣商事糾紛就很可能又回到國家司法軌道上來,繼而又有可能被轉交商會評議。如此一來,商事糾紛案件無論是處于什么階段,都有在國家正式解紛系統與民間非正式解紛系統之間周旋互動的可能,而實現這種可能的主體就是半正式性的商會解紛機制。

  在這種周旋和互動中,作為解紛主體的商會和國家機關同時互相依賴并抱有期待,故而二者是不可能對立抗衡的,只可能是一種存在張力的互動。一些學者通過歸攏近代商會參與經濟、政治、司法事務的自治行為,將其看作是中國存在過西方市民社會的證據,認為“很顯然,市民社會通過地方自治而實現的新整合,幫助處于內憂外患困境中的國家找到了社會動員的一個新的平衡支撐點”。這種明顯帶有西方中心論的觀點,將清末民國時期以商會為代表的社會團體的自治力量設想為愈發強大,而國家的地方治理狀況完全是風雨飄搖、不堪一擊,這無疑忽略了二者在其時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真實架構。

  暫且拋卻中國是否曾存在市民社會的是非之辯,以糾紛解決為例,只將目光聚焦于社會自治與國家統治的真實關系,可以發現,清末民初的商會確實呈現出一種權能擴大的態勢,但國民黨政權穩固后的黨政勢力卻慢慢影響到了商會的自治行為,最清晰的表現就是在1928年,尤其是1933年后天津商會在商事糾紛解決過程中受到更多政府訓令的行政影響,并且隨著房屋租賃評議委員會等政府解紛機構的成立,商會解紛職能進一步被削弱。綜觀整個清末民國時期的國家司法機關,并非衰弱頹敗的態勢,反而層層構建起前所未有的嚴密體系,尤其是在天津這樣的近代大型城市。原有的州縣官兼理司法的模式,在1904年就被改造為天津縣府、新式審判廳同理民商糾紛的局面,與此同時,警察局以及新式檢察廳也會受理可能涉及侵占、盜賣等罪名的商事糾紛。因此,從司法上來講,清末民國時期國家建構的地方治理體系較帝制時代是更加嚴密和深入的。那么問題也就隨之而來,如此嚴密的地方治理體系是如何與以商會為代表的社會自治團體在互動中共生滋長的呢?

  日益嚴密和深入的地方司法體系與日益擴大的社會自治始終并行不悖,并且在運作中頻繁互動往來,其背后的邏輯是清末民國時期國家不斷縱深的治理體系沒有放棄對社會自治的需求,強大的集權之下是一種力求簡約的治理愿望。社會團體的自治也從未真正完全地獨立運行過,無論是客觀還是主觀上的不能,都始終沒有放棄對國家治理能力的倚賴。所以說,清末民國時期的國家與社會在政治風云演變中,唯一不變的就是二者在解決商事糾紛等地方治理事務中的交搭關系和互動實踐。天津商會的解紛系統實則是利用自身的中介能動性將國家解紛資源與社會解紛資源的優勢互補,將釀成于社會的糾紛化解在社會本身,無論是出于節約資源還是維護商界和諧,都有可圈可點的價值。

五、結語

  實踐表明,天津商會解紛機制搭建起國家正式解紛系統與民間非正式解紛系統之間有效互動的橋梁,在法庭訴訟資源與民間調解資源之間實現有序協調,其自身也形成了一種制度化了的“第三領域”資源。這一半正式機制的合法性,一方面來源于國家在觀念和行動上的認可與支持,另一方面來自于社會自發的需求。與由鄉保等在村莊與州縣官府之間進行斡旋的鄉村“第三領域”相比,它更具形式性和穩定性,比如固定的評議人員、成文的評議規則、統一的文書制式等,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形成了與國家司法和民間調解之間的有序互動格局,使商事糾紛被置于幾乎無縫銜接的三大解紛系統之內。這無疑表明,國家正式解紛系統與社會非正式解紛系統并非絕然對立,國家治理與社會自治也并非絕然對立,二者的融合與互動才是事實。

  反觀當下,國家大力提倡“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在一體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與法治社會的大背景下,國家嘗試將曾經事無巨細要掌控的基層事務重新釋放給社會管理的意圖非常明顯。如何重新建構起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社會力量以及如何實現國家與社會的權利共享,是新時期的重要命題。清末民國時期天津商會在糾紛解決方面的實踐為該命題提供了歷史經驗的觀摩。顯而易見的是,國家治理與社會自治、法庭訴訟與民間調解等二元對立框架已經被歷史實踐深刻否決。雖然我們必須如同警醒西方理論和制度移植于中國的水土不服一樣,警醒原生于歷史的經驗在當代實踐中的疏離反應,但更重要的在于承認實踐的真實價值,重新思考如何在糾紛解決系統中構建制度化和規范化的“第三領域”,亦即認識到國家力量與民間力量交搭互動的合理性及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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