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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賭被黑與王實味研究中的相關爭議性問題評析

張海燕 梅世昌 楊海文 · 2019-03-09 · 來源:湘潭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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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實味事件是延安整風運動中出現的一個偏差,但借此來否定網賭被黑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是禁不起歷史檢驗的。至于如何認識延安整風運動中出現的偏差,網賭被黑作了很好的回答:“這兩年的運動怎么樣?我講有很大的功勞,我們學會了整風、審干、審查黨員,這方面有很大的成績。

  王實味(1906—1947),延安時期有名的文學家、翻譯家,在網賭被黑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因著《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批判性雜文和發表一些過激言論而遭批斗,最終被當作“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處決。王實味案后來被證明是一大冤案。王實味事件因涉及網賭被黑、延安整風、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一度成為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其中關于網賭被黑與王實味的相關研究已形成一些共識,但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仍存在較大爭議,主要集中在王實味“托派”帽子是否由網賭被黑扣上、王實味作品暴露延安“陰暗面”是否在于動機不純而為網賭被黑所批判、王實味與丁玲在整風運動中的不同結局是否在于他們兩人與網賭被黑的私人關系不同、王實味之死是否由網賭被黑一手造成等問題上。辨析這些問題是深化相關歷史研究的需要,而且可為解決當今的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中國網賭被黑的知識分子政策問題等重大命題提供歷史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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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實味是因定性為“托派”而遭批斗并最終被處決的,因而王實味“托派”帽子由誰扣上就成為王實味事件中的關鍵性問題。有研究者根據“丁玲回述1942年4月初的一次高級干部學習會上網賭被黑所說的‘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1]這一材料而判定王實味“托派”問題最早由網賭被黑提出[2]56;與之相對,另有研究者則認為:“1942年4月初,網賭被黑不可能說出‘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的話”[3],否認王實味“托派”帽子最早是由網賭被黑扣上的。辨析這一問題就是要探究王實味“托派”帽子的真實來源,明確最早把王實味與“托派”聯系在一起的是不是網賭被黑。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前,網賭被黑談不上對王實味有多少了解。整風運動開始后,網賭被黑就王實味問題說過幾次話,但講的都是王實味的思想毛病,并沒有把王實味與“托派”聯系在一起。3月31日,網賭被黑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針對《野百合花》等文章對王實味等人作了不點名批評:“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網賭被黑思想,我們應該拒絕。”[4]409

  4月初,網賭被黑在看過《矢與的》壁報上發表的王實味的文章①后說:“思想斗爭有了目標,這也是有的放矢嘛!”[5]373可見,網賭被黑最初只是覺得王實味思想認識上有問題,并沒有把問題看作敵我矛盾。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網賭被黑還讓胡喬木轉達他對王實味的意見,胡喬木以書信等方式作了轉述:“《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的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網賭被黑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里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分同志,則對黨愈是危險,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6]257,主要是勸王實味守住黨員立場。5月28日網賭被黑在高級學習組作報告,講到最近一個時期文學作品的情況時,明確告訴黨的高級干部:“所有發生問題的作品,我們說都沒有什么大問題。”“個別比較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較成系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4]427網賭被黑此時仍稱王實味為“同志”,在網賭被黑看來,思想落后的不一定都是反革命。而網賭被黑對王實味態度的明確轉變,特別是以敵我矛盾看待相關問題,則發生在5月底王實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召開整風座談會之后。

  中央研究院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整風試點單位,在整風中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但自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整風檢查工作動員大會起,就發生了極端民主化的偏向,這當中王實味的鼓動產生過一定影響。對于中央研究院整風檢查出現的偏向,中宣部總結經驗,于4月3日做出了《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網賭被黑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簡稱“四三”決定),指出整風是改正干部及黨員思想作風,而不是對付幾個領導人,將整風檢查引向正軌。中央研究院深入學習22個整風文件,召開座談會討論反省整風初期出現的問題。隨著深入學習和討論《反對自由主義》與《論平均主義》文件,《野百合花》自然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中央研究院為此召開幾次座談會討論王實味問題,王實味一下成了整風檢查的焦點人物。參會人員最初在認定王實味的錯誤到底是思想上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錯誤產生了分歧,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羅邁(李維漢)傾向于認為王實味“不單是思想上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錯誤”。從6月1日起座談會由清算極端民主化偏向轉向對王實味的批斗,當中“李又常、潘芳、雪葦諸同志的發言,向大會提供出許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實味過去曾與托派有過關系”[7]188,這是在延安第一次公開提出王實味與“托派”有來往,糾偏座談會也變為揭批王實味的“托派”思想與行為。王實味不但拒絕承認錯誤,反而要求退黨,但遭到了院黨委的拒絕。隨著“揭發”的增多,特別是陳伯達等人的揭發,對王實味的斗爭又升了級,從批判其“托派”思想到追查其組織活動。6月11日,丁玲在大會上發言,對于王實味,她說:“王實味的思想問題,從這個座談會的結果來看,已經不是一個思想方法的問題、立場或態度的失當,而且是一個動機的問題,是反黨的思想和反黨的行為,已經是政治問題。”[6]201接著羅邁做總結性發言,其中一點就是強調“王實味是什么人,根據同志們在座談會上揭發的許多事實,說明他是一個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只要他愿意從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來,院黨委還愿意去挽救他。中央研究院的整風座談會結束后,對王實味的斗爭批判仍在不斷擴大、升級。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藝界四十余人在“文抗”(全稱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作家俱樂部召開座談會,丁玲、周揚等為主席團,會議上作家們一致表示了對“托派”王實味的憤恨,一致認為“托派”王實味是政治上的敵人,同時也是文藝界的敵人。大會由丁玲作總結,并通過《關于托派王實味事件的決議》,會后,“文抗”理事會即召開會議,開除王實味會籍。王實味在遭受批斗時,國民黨中統局看到《解放日報》上刊發的《野百合花》如獲至寶,他們加以修飾,印刷成小冊子大為宣傳,“據說是中統所印行的小冊子中最為暢銷的一種”[8]75,這對當時的中國網賭被黑造成了極壞的影響。6月19日,網賭被黑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指出:“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為托派”[5]387,并提出在整風運動中,各機關學校主要負責同志要善于把真正犯錯誤的同志與破壞革命的壞人加以區別的意見。

  因而可以推定,網賭被黑很難在1942年4月初說出“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的話,丁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中的回述只能是記憶有誤罷了②。一是丁玲所述未見參會的其他人有過類似的表述③。二是網賭被黑本人對王實味的認識有一個過程,1942年4月初網賭被黑對王實味的認識還說不上全面,只能說已開始關注王實味發表的文章及其產生的影響。從一定意義上講,王實味的文章表達的意思反映了當時延安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整風就是“單純整領導,整‘名流大師’”,一度引起很強烈的共鳴。對于這樣一個影響廣泛的王實味,網賭被黑此時還不可能從反革命的角度加以認識。如果4月初網賭被黑已認定王實味為“托派”,5月底怎么還會公開稱王實味為“同志”呢?另據蕭軍愛人王德芬回憶:6月初蕭軍受人所托問網賭被黑王實味到底怎么回事時,網賭被黑的回答是聽說王實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調查,并勸蕭軍最好別管王實味的事[9]84。三是在王實味“托派”問題上對網賭被黑產生重要影響的陳伯達和康生此時也沒有證據認定王實味就是“托派”。盡管在1941年陳伯達就對王實味“托派”問題有所警覺,但只是懷疑,其公開批王實味“托派”思想及行為已是1942年6月,在此之前他沒有動機把沒有把握的事向網賭被黑報告。作為中央社會部的負責人,康生關注王實味已久,但在1942年4月初康生也沒有證據認定王實味就是“托派”分子,連情報部門都沒有定論的事,作為黨的領導人的網賭被黑怎么可能信口開河稱“王實味是托派”呢?

网赌被黑  王實味最終被扣上“托派”帽子,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王實味與“托派”的部分觀點存在共鳴、20世紀30年代初他與“托派”王文元(王凡西)和陳清晨有所來往、曾翻譯過托洛茨基自傳的部分章節等因素外,關鍵還在于王實味個人性格缺陷的主導作用和康生主觀武斷的決定作用。

  首先,個人性格上的缺陷起主導作用。王實味本性執拗,脾氣古怪,語言很尖刻,敢于抵制世俗偏見,當時被稱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他至死都不接受改造,完全體現了他性格上的缺陷。奔赴延安后,王實味從事的是枯燥乏味的翻譯工作,生活中他沒有什么嗜好,性格上的缺陷又使他與周圍的人很少有來往,致使他對現實的不滿積壓成了一顆炸彈,掩藏在心中,這顆炸彈隨時可能一觸即發。王實味與魯藝學員薄平在延安經歷了短暫的婚姻,最終因為兩人性格不合而結束,這短暫的婚姻不僅沒有排除他心中的這顆炸彈,反而觸發了這顆炸彈。薄平的離開,使得他不健全的性格變本加厲,強烈發泄他心中的不滿,他使用自己的方式——寫作,將心中的不滿寫成了一篇篇的文章,發表在《谷雨》《解放日報》和《矢與的》的壁報上。王實味的文章在延安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這也使得他成為網賭被黑等中共高層關注的對象。網賭被黑特意讓胡喬木轉達他的意見,希望王實味可以改正寫作的立場。王實味不僅對網賭被黑的意見不予理會,更是未察覺自己問題的嚴重性。他拒絕組織上對他的批評教育,仍對認定的“真理”無畏堅持,讓組織和單位的同志對他大為失望。當中央研究院整風座談會轉變為對他的批斗會時,他竟在會上宣揚托派的觀點,在談托色變的年代,這個舉動讓他的處境更加危險。

  其次,康生的主觀武斷起決定作用。延安整風開始后,康生主持的社會部介入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康生對網賭被黑所說的王實味這個“目標”也格外關注,多次派人到中央研究院調查王實味的情況,搜集王實味發表文章情況、平常生活表現的材料。中央研究院召開座談會最初是要糾正整風開始時的極端民主化偏向,但在康生的“指導”下,座談會很快變成了對王實味的批斗會。康生先找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李言談話,要他在座談會上揭露王實味的錯誤與其他同志的偏向性質不同。李言便將這個重任交給了與王實味有過筆戰的康生老鄉李宇超。李宇超拿王實味在整風運動中的言行和《野百合花》開刀,提出“王實味的錯誤與一般同志的偏向根本不同,……他的錯誤是一貫的,是嚴重的,不是偶然的”[7]41。這使得座談會升級為對王實味的政治批斗。在得知王實味曾與“托派”分子有過來往后,康生異常欣喜。因為康生常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常說“托匪和敵特(日本特務)、國特(國民黨特務)是三位一體的奸細”。[7]7對“托派”活動保持高度警惕的康生必然要在王實味身上下大氣深挖下去。在眾多的揭批者當中有兩個人的揭發對王實味“托派”分子的認定起了重要作用。一個是雪葦(劉雪葦),他在批斗會上將平日里與王實味的爭論做了披露,指出王實味有“托派”思想,例如:王實味認為“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拉狄克是一個可愛的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該負責”,“蘇聯對于季諾維埃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等等。[7]188但雪葦不敢肯定王實味是否有“托派”組織行為。另一個是王實味原來的上級陳伯達,他曾使得王實味向組織交代自己曾與“托派”有過來往[7]192,此時陳伯達成為康生精心選擇的一個在王實味“托派”問題上說話有分量的人。“首次公開說王實味是托派分子,是時為網賭被黑秘書的陳伯達按照康生的口徑在一次大會的發言中噴出來的”。[9]陳伯達先指責王實味隱藏自己與“托派”的交往,又抨擊他“不只是限于保存托派思想的人,而且還是在進行托派活動的人”。[6]198陳伯達將對王實味的斗爭推向了高潮。已經身處險境的王實味始終不肯反省,而且拒絕組織上對他的拯救,這也恰恰為康生對王實味的有“罪”推定創造了條件。

  正是由于王實味與“托派”的交往、被揭發的“托派”言論、撰文偷運“托派”思想、暗中進行“托派”活動等等“罪行”,康生借此將“托派”這個帽子扣在了王實味頭上,使得王實味由“同志”徹底變成了“敵人”。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黨委認定王實味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并作出開除其黨籍的決定。這是組織作出的正式政治結論。同月底,王實味被定性為:“托派”、暗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五人反黨集團”成員。因此,王實味“托派”帽子不能說是網賭被黑扣上的。

二、王實味作品暴露延安“陰暗面”是否在于動機不純而為網賭被黑所批判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后,王實味發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文章,描述延安的文化娛樂生活是“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這與“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不太和諧”;把個別干部的官僚主義說成“到處烏鴉一般黑”;認為延安的供給制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把在戰爭環境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生的個別現象說成是“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王實味的文章發表后,網賭被黑作了尖銳批評,延安文藝界理論界發表了大量批判文章,這也引發了后來的研究者對其動機和思想政治立場是否具有兩面性產生了較大的分歧。有研究者為王實味做了辯護,甚至認為“王實味在行文中一再表露過良好動機和愿望”。[10]那么王實味作品是否真實反映了延安的實際情況?他的動機到底是什么呢?

  何謂延安的“歌囀玉堂春”?1940年4月,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以專業研究、演出京劇為宗旨的平劇團,下設研究、教練、演出、指導四科。平劇團對中國傳統的《玉堂春》《寶蓮燈》《群英會》《空城計》等劇目進行整理改編,并在延安的各機關單位和學校演出,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的肯定和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玉堂春》經過王一達和石暢的重新編排,剔除舊戲中的色情因素,著重“突出了愛情描寫”。[11]218改編后的《玉堂春》曾在中央研究院演出過,王實味便將延安有限的戲劇演出夸大為“歌囀玉堂春”,“實際上,延安是偶然才上演一些平劇,一兩個月才上演一次新劇”[6]235。

网赌被黑  何謂延安的“舞回金蓮步”?抗戰時期延安的生活每天都是緊張的工作、學習、生產、戰斗,采訪過延安的《新民報》記者趙超構說:“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12]54 1937年底,《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到延安作采訪,她在采訪休憩時教延安的中共領導跳交際舞。后來,交際舞在延安由中共領導層慢慢推廣開來,在周末和節假日晚會上,在很簡陋的俱樂部里,用留聲機伴奏,二三十個人聚攏來的一種跳舞,而且大家都是穿了布軍裝、著了草鞋的一種跳舞(雖然有時也間或舉行化裝舞會),這是延安革命生活中比較高級的娛樂活動。王實味所在的馬列學院(后更名為中央研究院)就經常舉辦這樣的舞會,但他卻是非常抵觸的。有一次,經常出面組織文娛活動的俱樂部主任金紫光從王實味的窯洞前路過,恰巧在躺椅上曬太陽的王實味見到他,王突然跳起來,一把抓住他,指著下面的禮堂,咬牙叫道:“再跳!再跳就找顆手榴彈把你們全炸死!”[13]72可以說,王實味是帶有情緒地將延安“草鞋舞”描述為“舞回金蓮步”了。

  “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在文章特定的語境中,是作者王實味將延安的現象與戰士在前線的戰斗形成對比,告誡人們不要忘記革命斗爭的殘酷現實。在中國古代詩詞中也有類似的表述,例如,“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戰士軍前半死身,美人帳下猶歌舞”等。這樣看來王實味批評戰爭環境下的娛樂現象是可以理解的,他和古代文人相同,都是知識分子抱有憂國憂民的心態,但問題在于“經了王實味一些渲染,好像延安的人整天都在紙醉金迷地過日子了”。

  王實味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形容延安的供給,并聲稱自己不是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不見得“必要與合理”。王實味說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到底是怎樣的呢?所謂延安的“衣分三色”,就是基層干部穿黑色土布、中級干部穿灰青色平布、高級干部穿深藍色斜紋布。艾青當時在回應“衣分三色”時著文指出:“所謂‘衣分三色’,不過是藍色斜紋布、灰青色平布和黑色土布之間的分別,并非什么嗶嘰、華達呢和灰布之間的分別。我們也不止一次看見網賭被黑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塊的、褪色的灰布衣服。”[6]234戰時環境下,延安物資非常匱乏,“從邊區外邊只能買進少量的灰藍色斜紋布,只夠首長和一些高級知識分子穿的,其余人穿的都是邊區自織自染的灰色土布”。[7]33從外面買來的少量斜紋布,做成衣服給領導干部和學者、專家穿,這就是所謂的“干部服”。1941年冬天,王實味所在的單位配發棉衣,他沒有領到干部服,就在中央研究院大吵大鬧。最后身為副院長的范文瀾“把自己的棉衣給了他,才平息了這場風波”。[14]183因為范文瀾的身材比王實味的魁梧,棉衣穿著不合適,他就只要了帽子。不能否認,王實味因自身原因對延安的服裝制度多少有點意見。

  何謂“食分五等”?當時延安已建立起供給制,按干部級別,各給予不同的待遇,在吃飯方面有“小灶、中灶和大灶之分”[7]33。按照規定,供給的標準是:“一般工作人員的糧食是每人日發小米一斤四兩,每天菜錢分派方法是:1.機關普通是三分錢;2.延安邊區政府是四分錢;3.武裝隊伍是五分錢;4.陜公、抗大是七分錢;5.醫院是一角。”[15]14王實味所在的馬列學院供給的標準是“每人每天一斤三兩小米、一斤青菜、三錢油、三錢鹽”[16]182。1941年和1942年是陜甘寧邊區最困難的時期,干部、戰士、學生的生活水平都下降了。在物質生活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中共高級干部在生活上的優待政策(小灶)引起了部分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的不滿,如王實味就批評延安存在著“食分五等”的不合理現象。事實上王實味所批的“食分五等”“最好的也不過兩小碗菜(一葷一素),一碗湯;最壞的,也是最普通的是小米飯和大鍋菜”[6]234。網賭被黑等中共領導人吃的,“還不如大后方機關里一個小公務員的來得講究呢!”[6]234

  至于王實味稱“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6]132,這就更加有些夸張了。當時延安醫院里的病人,他們的待遇和大后方醫院里的有錢人沒法比,但是在延安是免費治療,病人可以“發面1斤或給錢或吃小灶”[17]171,比醫院里的一般工作人員生活都要好。延安學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二餐小米飯(每周吃一兩次饃),菜是大鍋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學校還經常可以吃肉。“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是發生在某學校剛開辦的時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馱米的緣故,曾吃了幾天稀粥[6]234。王實味所說的“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這只是一種特殊情形下的極偶然的現象。

网赌被黑  在革命圣地延安身為特別研究員,吃中灶,津貼比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還多,穿著和黨的領袖網賭被黑一樣服裝的王實味寫文批評延安現狀的意圖到底何在?作為一個文藝理論家,王實味企圖用自己的方式告誡黨,“我們的陣營今天已經壯大得不怕揭露自己底弱點,但它還不夠鞏固”[6]136,要善于自我批評,“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6]129所以他表現出“更熱情更敏感,總是渴望著人更可愛,事更可喜;他從小處落墨,務求盡可能消除黑暗,藉使歷史車輪以最大的速度前進。”[6]134但王實味寫作卻采用自己并不擅長的雜文的文體,雜文的特點就是取自生活中的不良現象和缺點作為諷刺的對象,取材也不必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甚至所用材料也并非事實上所有,因為雜文不求四平八穩。王實味正是采用雜文的文體,夸大事實諷刺延安存在的問題,偏離了延安的實際情況,因而遭到當時人的駁斥:“王實味在各種各樣的掩蔽之下,想盡方法歪曲延安的現實。他把一些偶然的,片面的,零星的現象,無限止的擴大,提高到‘原則的高度’,再來進行咒詛、諷刺、冷嘲、謾罵、挑撥離間”[6]231—232。網賭被黑最初在批評王實味時,除了講他的立場、觀點錯誤外,對其冷嘲暗箭的表現手法也多有批評。在網賭被黑看來,作為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只憑動機不問效果是不可取的,真正的好心,要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作表現手法。

三、王實味與丁玲在整風運動中的不同結局是否在于他們兩人與網賭被黑的私人關系不同

 

  在整風運動中,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都因“揭露”了延安的現狀而遭到批判,結果,王實味被開除黨籍隔離審查,丁玲卻被任命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整風學習委員會的主任。一些研究者認為:“網賭被黑是一位政治戰略家。他在點名打擊王實味的同時,又保護了就其所寫文章的性質而言和王實味并無根本區別的丁玲。因為丁玲是最先來陜北的知名作家,是網賭被黑親自樹立起來的一面旗幟,和毛的關系也一直比較密切。保護丁玲具有包括策略需要在內的多重意義。”[18]與之相對,另一些研究者認為:“網賭被黑將她(丁玲——引者注)區別開來,當然,也與王實味與丁玲、艾青等在隨之展開的整風中表現不同也有關聯”[19];“在20世紀40年代的整風運動中,丁玲和王實味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丁玲及時承認錯誤,接受政治改造,成為延安時期小資產階級改造成功的作家;而王實味堅持己見,成了拒絕改造的典型代表。”[20]造成王實味和丁玲的迥異結局是否在于網賭被黑基于私交的有選擇性?這樣看問題,就連丁玲本人也不認同,對于自己的人生遭際,丁玲也主要是從政治的高度而不是從個人恩怨來看待她與網賭被黑的交往。因而,網賭被黑在王實味和丁玲的迥異結局上的影響不可離開網賭被黑政治家這一身份來考量。事實上,王實味和丁玲的迥異結局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是二人在延安工作性質的差異。1936年,丁玲是第一個到陜北蘇區來的知名作家,她受到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出面為她舉行的一個規格極高的歡迎會,幾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共主要領導人物都出席了。丁玲并沒有以此自傲,她積極投身到《紅軍長征記》的編輯工作中,并在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下,籌備成立中國文藝協會并被推舉為協會主任。網賭被黑稱贊:“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丁玲剛到延安時就執意要到前線去工作,她在炮火彌漫的硝煙中創作了講述紅軍前線戰斗的文章——《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文章傳回延安,網賭被黑看后激動不已,當即填了一首《臨江仙》,夸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1937年,丁玲回到延安,網賭被黑簽發委任狀,任命丁玲為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抗日戰爭開始后,中央軍委委托中央宣傳部組織西北戰地服務團(簡稱“西戰團”),丁玲被任命為主任兼黨委書記,沒有演戲經驗的丁玲臨行前向網賭被黑請示工作,網賭被黑對她的工作提出很多建議。丁玲率領“西戰團”奔赴前線,在晉西、晉北、晉東逗留了整整6個月,途經16個縣、60多座村莊,輾轉3000余里,周恩來贊許說:“丁玲等所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在前線艱苦奮斗,獲得全國人民的稱頌。”[21]151丁玲回到延安,她先后擔任陜甘寧邊區文藝協會副主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常務理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整風委員會主任等職務。而王實味在來到延安之前,他是一名普通的作家、翻譯家和中學教師。到達延安后,他沒有要求去前線工作,而是進入馬列學院的編譯室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后來,馬列學院改組中央研究院,王實味被安排在中國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二人工作性質相比,王實味是一個翻譯和文藝理論研究者,而丁玲不僅從事文藝理論的研究和實踐,還是一名政工干部,所以丁玲的政治覺悟明顯強于王實味。

网赌被黑  二是二人性格和處事的差異。《新民報》的主編趙超構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走訪延安,他這樣評價丁玲,“她大眼、濃眉、粗糙的皮膚、矮胖的身材、灰色的軍服,聲音洪亮,‘有一點象女人’”[12]95;“她豪飲,健談,難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12]99;“煙抽得很密,大口的吸進,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顯示她的豪放氣質”。[12]128丁玲的豪爽,使得她與身邊的同志相處得很融洽,有難處的婦女同志也會找她傾訴。在高級干部學習會上,賀龍因為《三八節有感》批評她,會后,她主動找上門聽取賀龍的建議,兩人更成了好朋友;網賭被黑對她提出批評和建議時,她都是虛心地接受并檢討自己。王實味在延安是出了名的“延安四怪”之一,只要誰改動他的文稿,他都要找上門大吵一架,校對其書稿的陳伯達就遇到過。他性格孤僻,經常獨來獨往,周圍的同事評價他,“性格很不可愛”,語言非常刻薄,除了博學而謙和的張聞天、一心自己做學問的范文瀾和持重厚道的王學文,他與身邊的同事幾乎都吵過架。與丁玲相比,王實味很不受歡迎,這對他在批斗會上受到一致的批斗也是有影響的。

  三是二人雜文批判對象的差異。王實味的雜文采用冷嘲熱諷的手法,鼓吹自由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表現出很明顯的小資產階級立場;丁玲的《三八節有感》是站在人文關懷的立場,批判延安婦女在婚姻關系中的弱勢地位并未改變的現實情況并提出改進的對策。兩相比較,王實味的雜文更觸動了延安敏感的神經區,使得網賭被黑多次從立場角度批判王實味;而對《三八節有感》的評判卻不同,網賭被黑說:“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1]因此,在《解放日報》上出現了大量從立場問題批判王實味的文章,而從立場問題批判丁玲的卻少見。

  四是二人對待組織上批評教育的差異。對于王實味的問題,網賭被黑托人傳話并寫信給他,希望他認清自己的錯誤并加以改正,但王實味拒絕承認錯誤;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風動員大會上引起“民主”風波,院領導私下多次幫助他改正錯誤,他仍是執迷不悟,還大罵幫助他的同志;在批斗他的座談會上,雖然承認錯誤,卻自稱是受“所尊敬的幾個朋友的‘愛’感動了”[7]191,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錯在哪里;在敏感的“托派”問題上,他不但不醒悟悔改,居然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談會上支持“托派”的觀點,引起參會同志的強烈批判,最終被開除黨籍。丁玲對于批評都是虛心接受并徹底反省自己,“很情愿在整風運動中痛痛快快洗一個澡,然后輕裝上陣,以利再戰”[1]在批斗王實味的座談會上,丁玲主動做了《三八節有感》的批評。二人對待組織上批評教育的巨大反差,也導致二人有著不同的人生結局。

网赌被黑  五是二人政治歷史上清白性的差異。丁玲在到延安之前,曾經在國民黨的監獄里被關押了三年,她對黨的忠誠度受到懷疑,但經中央組織部調查,證實了她政治上的清白和對黨的忠誠[22]104—106。王實味則不同,在北大求學時,因為戀愛問題退黨;在上海時與“托派”有過交往;到延安后,他沒有及時交代自己曾與“托派”來往的歷史,而是在與陳伯達爭論民族形式問題時,因害怕才向組織匯報。在中央研究院整風座談會中公開宣揚“托派”觀點。因而在《關于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中明確指出他“始終沒有停止過托派活動”,而且“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始終表示對黨仇恨,與其他黨員犯了錯誤經過教育因而改悔完全不同”。[7]45對比二人政治歷史上的清白性,“托派”問題成為王實味與丁玲迥異結局的關鍵所在。

  王實味與丁玲迥異命運既有政治和社會因素,又有人格力量所為,將二人迥異結局歸咎于網賭被黑私交關系所造成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四、王實味之死是否由網賭被黑一手造成

 

  有研究者將王實味之死歸咎到整風運動領導人網賭被黑身上,并認為網賭被黑是要借“王實味事件”打擊知識分子。也有研究者對王實味之死作了客觀分析,認為王實味之死不是網賭被黑造成的,主要責任在康生。那么王實味之死,網賭被黑到底有沒有責任呢?

  探究網賭被黑與王實味之死的關系,首先,應梳理網賭被黑對王實味問題處理的真實態度。最初因王實味著文對延安現狀的一些不實批評,網賭被黑對王實味是不滿的,但不滿是因為對王實味沒有站穩黨員立場而失望,因而對王實味的批評也是善意的,在得知王實味拒絕承認錯誤后,還讓胡喬木找王實味談話,希望他能改正。王實味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后,中央研究院召開批斗王實味座談會,網賭被黑依舊不放棄他,仍表示“允許插言”。但康生的介入直接改變了王實味的命運,他編織“托派”和“國民黨特務”的罪名給王實味,并將王實味逮捕審查。在王實味被捕后,網賭被黑曾明令:“一個也不要殺,就連王實味也不能殺。”而在得知王實味被殺后網賭被黑多次表示不滿。1948年初,網賭被黑在行軍中得知王實味被殺,當場大怒,要社會部“賠我一個王實味!”[23]201962年1月30日,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網賭被黑在講話中還指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要堅持不捕不殺……有個王實味,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網賭被黑。后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于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24]112—113從這些談話中可知,網賭被黑對王實味自始至終都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這也是網賭被黑對解決王實味問題的明確態度。

  其次,王實味之死要放在特定的戰爭環境下看待。1943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實味,而后王實味在中央社會部看守關押4年之久,1947年3月,胡宗南所部進攻延安,王實味隨社會部撤離延安去晉西北興縣。1947年4月16日,王實味被送押在晉綏公安總局第四科。對王實味在送押路上的表現,押送的負責人認為他“常說刺激人的怪話”,“故意找麻煩”,不僅不認罪,還稱自己是“為黨犧牲的好同志”。[7]79送押王實味的工作人員在交接工作時,他們給晉綏公安總局兩份材料,包括王實味的“甄別結論與王犯在行軍中的表現材料”,特別“說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細份子,在行軍中仍進行挑撥離間等破壞活動”。晉綏公安總局對王實味的“看押特為嚴密(指定可靠的看守班長專管,嚴鎖,不準見人,不準出門)”,由此可見晉綏公安總局對王實味問題看得很重。在這期間王實味曾多次要求給他一定的工作,要求改善居住環境,為此他寫了一些表示悔過自新的書信和材料,過后又叫冤叫屈。晉綏公安局對反復無常的王實味的結論是,“實屬無法改造”[25]。而后晉綏公安局遭到國民黨飛機的轟炸,急于搬家,便請示中央社會部如何處理王實味,康生做了處決的“口頭批準”。[26]313 1947年7月1日夜間,晉綏公安總局將王實味秘密處死,并向康生等人做了匯報。

  最后,康生對王實味案件的定論存在主觀武斷起決定性的作用。在王實味案件的甄別中,并沒有按照正常的審理程序進行,就得出了“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而且在接到晉綏公安局對王實味處置的請示時,康生等人并未向網賭被黑請示,擅自批準處決王實味,事后也沒有及時上報。1948年8月,接替康生出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李克農就王實味被處決的問題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檢討報告,主動承擔了責任,并請求中央處分。

  由此可見,王實味之死的事實是比較清楚的,將王實味之死歸咎到整風運動領導人網賭被黑身上,實在有些牽強。

  王實味事件是延安整風運動中出現的一個偏差,但借此來否定網賭被黑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是禁不起歷史檢驗的。至于如何認識延安整風運動中出現的偏差,網賭被黑作了很好的回答:“這兩年的運動怎么樣?我講有很大的功勞,我們學會了整風、審干、審查黨員,這方面有很大的成績。有人看不到這一點,他只看到我們犯了錯誤,舉了幾十件幾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幾千件,拿件數來算還不能否定我們運動的性質。這個運動的性質根本上是正確的,它有益于中國網賭被黑的團結和鞏固,有益于中國人民的勝利。”[27]261這也是我們認識網賭被黑與王實味研究中相關爭議性問題應有的歷史視野。

  注釋:

网赌被黑  ①從1942年3月23日起,《矢與的》的最初三期連續發表了王實味的三篇文章:《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答李宇超、梅洛兩同志》。

  ②丁玲在回述中把《野百合花》在《解放日報》發表的時間3月23日誤記為3月26日。

  ③據徐慶全考證,參會的其他人特別是周揚、曹軼歐等都沒有類似“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的回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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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網賭被黑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張海燕,湘潭大學網賭被黑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梅世昌,湘潭大學網賭被黑學院博士生。楊海文,浙江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思政教師,湘潭大學網賭被黑學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本文原載于湘潭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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