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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

美國科學家 · 2019-03-07 · 來源:網賭被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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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上的成就諸如胰島素之合成,是作為對人民的一種教育,使人民用科學方法去克服封建神話,并使人民相信,人類可以改造自然,使之適應人類的需要。工農方面的科技成就則反過來帶給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以教育,用政治方法以幫助他們克服資產階級的特權思想,并加深他們對群眾力量和能力的尊重。

  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

  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

  (1973年)

  中國文革研究網掃校

  2009-9-9

  按:本書10年前曾于網賭被黑網站發出,此版本糾正了一些錯別字。

“科學為人民”團體簡介

 

  “科學為人民”是美國科學工作者一個并無嚴密組織的全國性團體,在美國各地設立了許多分會。其基本目標是想使美國科學“脫離圖利的邏輯”,重新指導科學研究的優先程序。它是從一個以大學校園為基地,反對秘密戰爭研究的團體而發展出來的。但后來把它的關心范圍擴大到其他方面。諸如取消科學的職業化,發展以社會——政治為內容的科學教學材料,對現行科學課程、教學方法及學校結構進行批判,以及在科學界提出重要的婦女問題。

  本書供稿者

  代表團成員:

  瑪麗·阿頓多夫   明尼蘇打州,明尼亞波里斯

网赌被黑  大衛·阿羅諾     馬薩諸塞州,渥塞斯特

  約翰·多夫       馬薩諸塞州,布洛克林

  米娜·葛爾法卜   紐約,杰弗遜港

  吉格·葛爾德勒   紐約州,紐約

  茱迪·格林堡     加州,舊金山

网赌被黑  馬文·卡爾克斯坦 紐約,東塞多基特

  弗蘭克·米雷     馬薩諸塞州,劍橋

  吉利·斯丹勒     馬薩諸塞州,布洛克林

  文頓·湯普遜      伊里諾州,芝加哥

  編輯人:

  丹·康乃爾    馬薩諸塞州,特魯羅

  丹·.葛維爾   馬薩諸塞州,波斯頓

  

致謝

 

  本書如果沒有其他許多人的幫助,那將是不可能產生的。我們最熱烈感謝中國人民使我們這次訪問成為我們一生中最可回憶的歲月。由于篇幅限制,我們無法把所有幫助過我們的人的名字全部列出來。他們不倦地工作、良好的意興和耐心的解釋,使我們在一個月之內所學到的東西比我們預想的更多。但是,我們更少要列出我們正式的東道主周培源及科技協會外事局的同志們的名字。他們是潘純、朱永行、蘇鳳林、鄧定宇、錢皓、朱進寧和蔣琦。

  也要感謝艾塞·辛納,歐尼斯特·柯葛斯,諾葛·威爾治,駐渥太華的中國大使館,香港中國旅行社以及舊金山的美中人民友好協會。他們對我們的旅行都做過事前的協助。

  我們在中國時,王耀華、湯反帝、寒春、陽早、舒格祿及馬海德大夫諸位都抽出時間來討論和解釋我們從西方人角度所看到的某些事物。

  我們回國時,又得到無數朋友的協助,他們閱讀、校正和批評本書的初稿,特別是彼得·梅雅的幫助。南施·霍德和凱滋·拉查魯斯在弄清中國拼音方面做了極好的幫助。定稿則是 吉娜·阿貝勒斯,阿倫·巴隆,費利斯·康奈爾和艾倫·凱萊諸位完成的。

  最后,我們要謝謝“科學為人民”會員,特別是在波斯頓、紐約、芝加哥、明尼蘇打、柏克萊和圣路易斯各地分會的協助,他們幫助我們籌備這次旅行,在我們回國時又幫助我們解釋我們曾見過的某些事物。

  目錄

网赌被黑  “科學為人民”團體簡介。。。。。。。。。。。。。。。。。。。。。。。。。。。。。。。。。。。。。。。。。 1

  致謝。。。。。。。。。。。。。。。。。。。。。。。。。。。。。。。。。。。。。。。。。。。。。。。。。。。。。。。。。。。 2

  引言........................................................... 1

  一、紅旗渠。。。。。。。。。。。。。。。。。。。。。。。。。。。。。。。。。。。。。。。。。。。。。。。。。。。。。 8

网赌被黑  二、農業方面的科學............................................ 13

  三、工業方面的科學研究........................................ 33

  四、研究機構。。。。。。。。。。。。。。。。。。。。。。。。。。。。。。。。。。。。。。。。。。。。。。。。。。 54

  五、文化革命以來的學校........................................ 83

  六、保健制度。。。。。。。。。。。。。。。。。。。。。。。。。。。。。。。。。。。。。。。。。。。。。。。。。 108

  七、心理衛生................................................. 124

  八、計劃的制訂與街道委員會.................................... 141

网赌被黑  九、結論..................................................... 152

  附錄一:“科學為人民”代表團訪華旅程........................... 155

网赌被黑  附錄二:“科學為人民”代表團團員簡歷........................... 159

  

引言

 

  中國突然成了美國的注意中心。為什么?因為美國人被隔絕幾近二十五年,不能獲得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手資料。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對我們來說,是素昧平生的一大群。我們已有過的對中國的形象,不管怎樣,多數都是空洞無物的。

  然后,忽然之間,旅行之門敞開了。旅行者的報道開始出現了。旅行者有新聞記者,有學者以及尋常人。那些報道,使我們感到喜出望外。一個有關新中國的形象形成了。那形象和我們把第三世界看作是一律貧窮、愚昧、剝削和疾病的地方剛好相反。我們看到的報道,中國是一個生氣勃勃的社會,糧食充足、疾病不多、人民可以得到衛生照顧、犯罪減至最低程度、孩子們都上學校。而且這個社會,在工業,農業、科學和軍事力量各方面,正在大步伐前進。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組織的一幅圖畫,已開始形成。看來它是制度大不相同的圖景之一。即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網賭被黑國家。并且,由于圖景越來越清晰,和越來越完整,許多人便這樣發問:中國人的經驗,是否可以供美國社會某些迫切的問題之解決作借鏡。

  為什么我們(包括本書的諸位作者及“科學為人民”這個組織的成員)對中國的科學這么有興趣?試思想片刻:科技進入我們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吧。我們閱讀過有關醫學之驚人的發展。但我們很難得到緊急的照顧,不管我們能夠付出多少錢。并且我們都擔心疾病持久之龐大的開支。我們并不驚異先進科學農業的生產力,卻擔心殺蟲藥的污染。我們試圖應付螺旋式的糧價上漲。我們讀到有關第三世界饑荒的消息。工業生產品源源出廠,為我們的物資福利提供了基礎。但在同時,工業污染了和破壞了我們周圍的環境。而這種事情依然在非人道地重演著。運輸上的先進,使我們的機場一片嘈雜,交通擠迫,燃料短缺使我們的房屋變得更冷和行車更慢,但對集體運輸卻少注意或者根本不注意。心理學的發展其結果卻造成大規模使用“安非他明”(Amphetamines)以控制“過度好動”兒童的行為。計算機(俗稱電腦)本來被譽為魔術般的思想機器。卻被用作在東南亞打一場不在場的戰爭。電腦在國內則編制了千千萬萬反對這種戰爭的人的姓名表。激光本來是一種重要的科學工具,卻被用作去指示轟炸由電腦選定的目標。然而,游擊隊的原始武裝力量卻能夠以機敏的方法,而占了上風。一般人都知道激光和電腦是作非軍事性的使用。但它們的技術之研究與發展首先受到鼓勵且獲得開辦經費的,卻是因為它們具有軍事潛能。正如我國社會多數科技進步一樣。這類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我們周圍的全部專家都擁有學位,他們穿著白色的外衣,出來解答問題,他們試圖迫使我們不求甚解而去接受他們的意見。但他們似乎只能導使我們脫離一個危機而面對另一個新的危機。難怪越來越多的在科學方面工作的人,不滿意他們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濫用。“科學為人民”組織之所以成長,是因為所有科學工作者及受技術結果所影響的其他人士,開始去分析這些矛盾。并對矛盾有了反應。

  原名“科學家與工程師為社會和政治行動”團體(英文簡稱SESPA)最初露面、是企圖在美國物理學會的一次會議上通過一個“不作戰爭研究”的議案。這組織是從一個反對保密戰爭研究的校園團體中演變出來的。后來這團體逐漸擴大,包括有十二個分會和全國許多個別人士,他們都承擔了重新指導科學為人類需要而服務的任務,因而他們團結在一起了。會員們在反對印度支那戰爭運動中,變得很活躍。并且進一步懷疑美國對整個第三世界科技政策的運用問題。

  由于都是科學工作者,我們開始分析科學的潛在價值及其實際效用之間許多互相矛盾的問題,并對這些矛盾表示了意見。對我們是顯而易見的事情,那就是西方科學之真正成就因其目的在圖利而變得模糊起來。同時也因不作合理的計劃而變得模糊起來。“科工社政行動”(SESPA)于是開始想到“科學為人民”的問題。因當時技術界以外的個人和團體都開始提出這些科學濫用的問題。基本上我們已有一種看法。認為科學問題是從社會上之政治與經濟控制這個基本問題而冒出來的。我們曾獲悉。技術服從利潤的邏輯。并獲悉經費的控制決定科學工作的方向。總而言之,在(美國)這個社會或其他任何社會,科學活動都不是不講價值的。

网赌被黑  “科工社政行動”會在大學校園的會員曾設立了課程,以探討科學工作之政治控制。并曾批評了大學本身的科學實踐。在中學方面,我們曾組織了工場及批評性的課程,并搞出一些原始材料從社會與政治著眼來討論科學。在校園外面,我們曾集中于環境、食物調味品、職業衛生、心理外科術及污染控制以及其他問題。在工作場所,科學工作者碰到了同樣的職業安全問題、工資標準問題及對其他工作者的歧視問題。“科工社政行動”會的會員曾嘗試組織團體,把這些工場問題跟對公司或實驗所整個方向的關心,聯系起來。在我們自己的工作中,我們嘗試實踐人道價值和集體決定。

  我們的基本目的是要打破流行于美國的:科學是非政治的、是仁慈的這個神話。我們覺得中國人也正在奮力發展另一種做事的方法。我們對于中國人在這些方面的進展、越來越有興趣于取得第一手的親身觀察。由于數年前已開始實行了交換訪問,我們想派遣一個代表團去中國或許是可能的。于是,我們便寫信給北京的科學院。我們并在波斯頓地區組織了一個團體,開始研究中國、并與一個全國選出的團體配合行動。并郵寄通報給全國各地的分會。并在“科學為人民”的雙月刊上刊登了通告,但在做出正式的安排之前,我們要等待中國人的回音。足足一年之后,我們才接到一個請柬,要我們派遣一個十人代表團前往。在兩星期的短期通知下,從波斯頓、紐約、芝加哥、圣路易斯和明尼亞波里斯各地分會選出了代表團。代表團團員包括一位化學家、三位心理學家、一位曾做過與科學有關的組織工作的母親(做福利工作的)、一位大學理科教師,一位電腦程序主持人、一位生物學研究生及一位護士。成員們在職業衛生,監獄改革、“科學為越南”(屬科工社政行動組織)、集體心理衛生、求存計劃、工場組織,環境運動及教育改造各方面都有著政治性的活動。

  全團于一九七三年二月首次集合于舊金山,而飛往香港。我們于二月二十一日進入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深圳。今后的四個星期,我們作了中國科技協會的客人而度過。我們訪問了廣州、北京、和上海各城市以及河南、山西及湖南省的一部分。我們參觀過科學研究所、學校以及大學,工廠和農村公社、診所和醫院。我們跟科學工作者、教師、政治干部、學生、醫生以及尋常工人和農民談過話。

  可惜,我們代表團中沒有一人能說流利的中國話,雖則我們中間有一位約翰·托夫曾有初級的中國語文知識,并能教我們簡單的句子。可是,總的來說,在整個旅程中,我們要依靠譯員。讀者應當知道,在我們的訪問限制以內,無法使這種訪問對中國的科學能作全面的研究。因為時間、地理以及我們自己知識的缺乏,我們在四星期中所看到的太少,不能冒稱有這種全面的成就。雖然我們看到了科學活動之重要橫斷面,反映了我們代表團的特殊興趣所在。

  我們看中國,是依照中國人顯示給我們看的。并且愿意承認:我們是相信我們的所見所聞。讀者也許覺得我們寫出來的缺乏客觀或懷疑的因素。如果是這樣,那或許因為我們被新中國的印象深刻感動之故。而我們的印象,一部分無疑是基于明顯的政治偏好。

  成為一個正式代表團的成員這經驗,對我們來說,完全是嶄新的。由于新奇之感逐漸消失,我們覺得:我們是屬于中國人的朋友和同事,所以他們盡力把我們想帶回去的有關中國的資料給了我們。我們東道主的一般話題是:“有成功,也有缺點。如果你們只講有關中國好的方面,人們一旦看出真相就會變得失望。”我們注意到這個意見,所以在報道我們對中國的觀察時,結合到我們作為美國科學工作者的經驗,務期做到公平。

  但是,同樣也重要的是:我們的經驗應當著眼于中國社會的情況,而不應當對中美兩國科學的具體歧異,做直接的比較。在物資上來說:中國仍然是個很窮的國家,現在還只是正在經歷相等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我們的工業革命。可是,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花了一個半世紀才完成的東西,中國人還不到二十五年便完成了。他們在全面科技水平超過我們之前,還要走一段漫長的路。但是以他們正在前進的速度而論,這樣的一種可能,并不如看來那么遙遠。因此,我們的注意和我們的熱忱,并不那么放在中國人的具體成就方面——雖則中國人對他們自己的成就是應當興奮的——而無寧是放到發展的速度方面。以及放在助長這種改變之特快、速度之特殊的社會和政治條件方面。科學在中國從其有系統地調查和解決問題這一意義上來說,它正在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而且是正在把一切問題統一于科學方法上,諸如生產、技術、教育、醫療、社會關系、基本研究、設計等等問題,都是采用科學方法。中國人的理論、科學并非是那些有特殊訓練者的專有地盤,科學的發展也不限于只提高已有高水平的那部分經濟,而在過程中涉及多數工人和農民的參加。而這種對待科學的態度卻是多數西方國家在實行的態度,中國是決心要避免的(即是中國要使廣大工農也參加科研)。

  科學在中國,是“用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中國的古代傳統知識通過正常的科學渠道,與較現代的進步相結合。另一條腿是一向被否定接觸科學發展的廣大人民群眾,如今他們也研究科學。基本上兩條腿走路的觀念意即:寧使發展不足的一條腿多多運動,而不是把一切的資源用在較強的一條腿上。這不是說:把較強的一條腿砍掉,以有利于較弱的一條腿。有如某些西方觀察家所暗示的那樣。

  許多外國記者報道文革后(中國)高等教育的狀況,就曾有過這種誤解的例子。在我們未去中國之前,我們曾聽說所有高等院校都關掉了,所有各學系的學生都被派到工廠和農村去受工農的“教育”。大學只是逐漸地重開,只有有限學生入學。要再隔七八年,才會再制造出畢業生。這些說法雖有著某些事實根據,但教育完全停頓之說,從我們所發現的看來,那就不再是事實了。

  在我們旅行期內,我們所見所聞,描述的很多是文革以后所做的事情。我們與之談話的科學家告訴我們:他們的工作和他們跟同事、學生、工人、農民的關系,如何因文化革命而有了改變。我們開始看出,這個偉大的政治運動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中國社會之最深刻的斗爭。這個運動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爆發了公開的沖突。它的后果影響了社會各階層人民、工廠、學校、公社、研究機關、保健機構、政府以及網賭被黑。

  據我們所聽到的,文化革命似乎是因為對中國所走發展道路的總方向,有了懷疑。它重新調整政治領導層對普通人民的關系,并暴露了網賭被黑最高層的根本歧見。這種歧見發生于黨領導層是否已脫離了群眾。某些黨的干部已開始利用地位為自己及他們的家庭取得特權。黨本身在走向特權階級的途中。這部分領導層已變成如所周知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的當權派”。他們贊成使用經濟鼓勵,來代替政治動員。并強調在都市中心發展重工業。后來才知道走資派就是當時的人民共和國主席和網賭被黑副主席劉少奇。

  早在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三年,網賭被黑就提出警告,反對在經濟上恢復資本主義,并抨擊黨的特權階級的滋長,要建立走網賭被黑道路的領導層。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學學生響應網賭被黑的號召,公開示威、反對市當局擁有官職者未能批評一出反網賭被黑思想的戲劇。各大中學校學生組織的紅衛兵開始指斥有特權思想的黨干部。學生們受到網賭被黑的正式接見,網賭被黑要他們“炮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的當權派司令部”。

  重要的政治變革發生于這段時間。劉少奇終于被取消權力。資本主義在黨的領導層失去了影響力。在上海方面,由工人領導的一個群眾組織,奪取了市政府的控制權。當權派與工人和學生之間的斗爭,在全國爆發起來。為了解決他們,一九六八年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以聯合和團結社會各方面互相爭執的力量。這種革命委員會,工人平均占了百分之五十,政治干部占了百分之三十六,人民解放軍代表平均占百分之十四。這些革命委員會監督多數社會團體的重建及黨的委員會改造。在我們旅行期內,革命委員會仍然很多都存在,通常負責管理各機構的日常事務。

  跟我們對談的科學工作者往往描述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生活,跟文化革命所引起的社會大變革的關系。一般來說:文化革命看來是反對特權者的專門化和特殊化,回到依靠人民大眾的創造力,強調重心的轉移,從以城市為中心,改變到以發展農村生產和社會機構為中心,因絕大多數人口都住在農村。關于科學方面,文化革命導致對應用科學的重視,使研究迎合當前的需要。又實施機構上的改革,使之便于進行科學活動。科學家對我們說。他們現在比以前從事較多直接生產工作,他們走出實驗室和院校,去跟工農業中人開會,使工農業中人受到他們工作的影響。他方面,工人和非專業者進入科學機構,參加他們的決策。科學教育看來變得比較多實用而少專門,并且也多直接涉及生產。學生學習各科的目的,是要具有工廠或農場工作的背景,這樣,他們才會對他們所將服務的人民有較佳的了解和共同的感情。在北京的清華與北大、以及在上海的復旦,我們跟很多學系的成員和學生談過話。那些學生及他們的院校跟整個文化革命都曾有過關系。他們的活動跟同時期的美國學生運動的活動有其相似之處。但結果卻顯然不同。在文化革命的初期,大學里多的是學生權力的要求,免試入學哪、少些考試哪、多些與實用有關的課程哪。大學制度仍然有著舊階級結構的根源:即是依據特殊的課本和方法去教育特權階級。這是跟中國的網賭被黑的政策是不相容的,因此甚至自己是特權階級的學生也起來造反。

  文化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消滅“守舊者”而是要把他們每一個人改造成為新型的網賭被黑科學家或教授。這些專業人員在取得改造的過程中,都曾有過困難的時間。但是,我們遇見過的那些人都比較適合于當人民勤務員這一新職務,而不再是你爭我搶的飯碗主義者。

  我們參觀科學研究所和大學時,我們首先提出的問題之一,是美國知識分子間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嘗試去了解中國經驗的意義。這問題是:中國科學家拋棄他們的研究去迎合科學上的優先工作,離開他們的實驗室、被指派到農業或工業方面工作、是不是有困難?我們所得到的答復,一般是對我們的發問,表示很有趣。在北京的一位遺傳學家談家楨教授告訴我們:他的工作從沒有像現在這么令他興奮。他的研究環繞著不同植物種屬雜交,對遺傳學作反復的理論研究。當他被派往農村時,他發現“農民走在理論家的前頭”。蓋農民受增產需要所鞭策,已成功地使蓖麻子與棉花作物雜交,這兩種植物都是產油的作物。遺傳學理論家會向他們提意見:不要浪費精力去嘗試,在理論上,這是行不通的,但農民卻嘗試成功了。現在,談教授每年花一部分時間出去跟農民在一起,向農民學習。這樣,他就可以把新的資料帶回到實驗室。有時,農民跟他一道回到實驗室去教學生并和學生一起工作。反過來學生也到農村去跟農民一起工作。談教授仍然是個知名的科學家,但他卻已培養了一種處理農業實際問題的能力。這使他自己的研究更加發揮作用,也更加有益。

  在上海機床廠,普通的工人正午研究運籌學,這樣,他們終將了解整個生產過程,包括理論水平。別的工人則在大學內設立了小工場以建立電子設備,并教學生和教授怎樣建立它,為他們自己的研究之用。

  自行組織起來的家庭主婦們,成立了地方性的小工廠,制造紙盒。她們并進一步搞比較復雜的東西,像手電筒的干電池,甚至于還制造半導體收音機。她們受了“愚公移山”這類的寓言所鼓舞,這鞭策她們自己做更大的工作。現在已有制造電腦的街道工廠哩。

网赌被黑  林縣是個大盆地,一度是很干燥缺水之地,該縣的農民不顧專家的反對,設計了并修建了一條工程很大的灌溉渠,他們沿著七十公里長的路線,修建了成百個隧道和渡槽,水道的路線,迂回地越過崎嶇的山峰。(譯者按:林縣的紅旗渠,共長一千五百多公里,在修建過程中,削平一千幾百個山頭,鑿通一百八十多個隧洞,架設一百五十多座渡槽,引來漳河水,筑成了人造天河。是新中國有名的最艱巨的水利工程之一。美國科學家這里所說的七十公里路線,或許是指的一部分工程吧。)農民們靠自力更生和決心,使這個艱巨的任務,終于完成。紅旗渠不但是林縣農民們努力的紀念碑,也是對全中國人民的一個巨大鼓舞。

  總之,在中國,科學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了。照網賭被黑的概念,這是勞動人民經驗的總結,應當屬于勞動人民所有。科學屬于科學家私有財產,這想法對尋常人民來說:是太深奧不易理解。因此,必須拋棄這種想法。代替它的,是全中國不分東西南北,正在廣泛地分享知識,使科學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

  國務院科學和教育組組長劉希堯在人民大會堂為我們舉行的正式招待會上對我們說,中國正在建立一支龐大的科學工作者隊伍,同時中國也正在使廣大群眾參加科學發展。我們所親眼見到的,正足以證明這點。在中國科學院的領導下,大學、工廠、公社及其他機構都參加了這種研究。我們的東道團體——國家科技協會負有為人民大眾組織討論和座談會的特別任務。社會上的每一階層從中央委員會到基層都存在著特別技術團體,以確保人人學科學和用科學。科學成了網賭被黑社會最基本的建筑材料之一。

  分享和傳播科學知識(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的新方法,需要專業人員與非專業人員之間,有一種互信和尊重的氣氛。過去給予任何有錢有勢子弟上大學接受專業訓練的特權,那是不合常理的。醫生當然不信任老婦能擔任公共衛生工作。教授也不會愿意接受他們學生的建議,或普通農民的意見。這就是我們在中國所見到的科學實踐,印象何以如此深刻的原因。中國嘗試把專家與非專家的努力,在最大可能范圍內結合起來、作共同的努力。我們逐漸地了解:中國使用了某些方法、實施人性和動機的改造。我們希望在以下各頁、追述我們所獲悉的、有關知識分子的再教育及工農自力更生的成長時,再來傳達一下這個問題。肯定地說,沒有一個發展落后的國家曾經首創過這樣廣大的統一全民使用科學和人道方法來解決問題的。這一種方法,既是統一社會的工具,也是利用社會資源為全民服務。因紅旗渠的建設予中國人以獨特的遠見,又因其所用的政治的力量以克服科技上的障礙,故我們這本書一開始就記述紅旗渠的建設。因此,這是一種觸類旁通式的報道。在我們這次整個訪問中都采取這種報道方式。

  繼紅旗渠這篇文章之后,我們以談農業這一章,來對中國的科學作實質的討論。農業仍然是中國經濟的骨干和中國大部分應用科學的焦點。從農業方面我們再轉到應用科學其他主要方面——工業。然后再談到我們在中國研究機構所觀察到的較多理論的研究方面。再下一章談學校,是過渡的一章,顯示中國的科學如何通過教育制度、與大眾文化打成一片。論衛生照顧制度和上海的精神病院兩章是繼續說明:在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科學與政治互相聯系的程度。最后,談設計的一章,系顯示在一般社會組織中科學方法的使用。我們用了一個簡短的政治理論的總結,來結束這本書,以說明中國科學實踐的背景,讓讀者去衡量美國科學對他或她的關系。

  雖然,下述的材料很多是我們的印象之集合——在某些情形上,對背景有較佳的敘述——我們并不曾尋求取得風格的一致。每一章都是把第一手的觀察結合團中幾位不同的團員隨后的修正。在某些情形上,參加修正的多至七位團員。所以,我們有意避免把各節中任何一節,歸之于某一位作者。像中國人一樣,我們采取共同負責、功過與共的辦法。

  我們中沒有一人精通中國語文,在中國人名和地名的拼音上,一定有一些錯誤。在文字翻譯上,為了使美國讀者熟習起見,我們盡可能求其和瓦特—吉爾斯(Wade Giles的拼音)制度一致。雖然,中國人自己已設計并使用發音制度,即拼音制度。

  

一、紅旗渠

 

  由吉普車和長途汽車混合的我們這個車隊,經過雪蓋的蔚藍太行山脈,繞著峻峭的轉彎,傾斜前行。車上載著我們自己,我們的東道主和翻譯、和我們剛參觀過的西溝大隊的成員以及我們的專業司機。全是峻峭的有條痕的巖石山邊,使我們想起了(美國)猶他州的大角山脈。流到下面干枯多石峽谷的滾滾春泛,要拍攝這種鏡頭,倒是容易的。往往車子繞著巖石路的一個轉彎處,忽然出現用人工劈開的懸崖峭壁,這時我們會碰到幾個農民在耕種一小塊土地的冬麥。他們對這種介于公路與懸崖之間的耕作,看來已頗能適應。有時,一個山村出現于一個盆地下面。我們見到山邊挖了許多窯洞房屋,這種洞屋的墻壁,是用未燒過的土磚砌成的。洞口外面是像哥德式的拱門,和周圍褐色的土相映成趣。

  吉普車在跳動著,難于從車中拍攝照片。但我們對于日曬風吹的農民,處在這種艱難險阻的風光中仍然一派樂觀的形象,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幾年以前,青年們懷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在這些高山上以鶴嘴鋤為武器,用繩子把自己從懸崖上吊下,在硬石上鑿出靠腳趾的洞。我們在一部影片上看到了這些農民,我們從他們身體的側面看去,只見他們一個個像跳慢動作芭蕾舞,懸吊在空中。他們每個人在輪流向前推動,中間保持一個距離,以便于在石頭平面上工作。他們用簡單的工具和土制的炸藥,逐漸在周圍約七十公里的堅固的山頂上,鑿開并炸開一個蜿蜒的巖架。有時,周圍都沒有出路,他們只得從山中挖洞,挖出一條通路,成為長達半英里的隧洞。當他們在工作時,成千的其他農民,用鶴嘴鋤和鑿子,鑿開山的其他部分,慢慢地形成千百萬塊石板。在懸崖峭壁上勞動的農民和在下面山谷中的農民,有一個共同的憧憬:下定決心實現這個現在必然是世界上偉大工程的奇跡。他們稱它為紅旗渠。它是手工砌的工程,如果把它形成一度高厚各一公尺的墻壁,將長達繞地球赤道之一半。

  這些農民住在林縣的一個盆地。其地在河南省的西北角。多世紀來,這個大盆地五百多個小農村苦于無窮無盡的干旱。遙遠的漳河急流而下,流到山的另一邊便停止了。這個盆地,每年總有一兩次洪水,幾條河流的水傾瀉而下,流入峽谷。水經之處,一切都被沖走。而一夜之間又變成干涸,根本無法將活命的水作任何利用。對這二百多個農村來說,甚至連飲水也要走到十公里以上的外地去取。農民們談了很多渴死和自殺而死的故事。灌溉是談不到的。最壞的季節,人民相率離開他們的家。只有到落了季節小雨,幾口井盛滿了水時才回家。農民想盡了辦法,到處去尋水,然而卻曝徒勞。連八十公尺深的井都干掉了。有著雨水和雪水的貯水池不久也都干了。唯有埋怨漳河離得太遠,可望而不可即。那里的水終年常流。解放以后,中國人民所著手要達到的目標,非舊社會所能做到,甚至非舊社會所能想象。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全國廣大群眾在大規模建設中曾取得特別的大成就。林縣農民干嗎不這樣大干一下?每個人都學習網賭被黑的(愚公移山)的有名故事,這是一個大力士式的砍山艱苦故事。青年人中間有一個受過幾年工程教育的青年談及從山間開鑿一條運河。跋涉了幾個月,測量有無這種可能。最后,他向縣官方提出了一個計劃,要求從城里派一個專家隊再去覆查一番。

网赌被黑  這些工程師們查后回來,對農民的想法大搖其頭。宣稱開運河計劃行不通。難道因“專家”罵農民愚蠢,農民便放棄他們的計劃嗎?抑或他們像成千的“愚公”那樣,也移動他們自己的山呢?爭辯很激烈。最后,網賭被黑支持了開運河的計劃獲勝。當時,中國的經濟受到暫時的挫折,全國發生了兩條“路線”的爭論。網賭被黑主張人民自力更生,作為解決困難的方法。但是,許多居高地位者跟著劉少奇走,想恢復私人企業的經濟戰術,并依靠專家的知識。這些人認為開運河沒有希望,并且是浪費的經濟冒險。然而,農民卻反對這種看法,決心要追從他們的計劃。他們花了四年的時間,建了七十公里的運河干道。官方曾下過四道命令,著即停止工程,(后來那些官員被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所有的供應品都被扣住不發,并且視察組進來視察,看看工程是否已經停止。可是人民拒絕倒退,爆開隧洞的青年志愿者,躲到山上,等視察組去了以后再出來。在下種和收獲季節,多數農民在貧瘠的田里工作。不需要下田干活的,便不倦地在粗具雛型的大運河里工作。在農閑季節每個人都投入工作,在懸崖上的英雄事跡越來越多,更鼓舞了農民的工作熱情。

  有一段時間,林縣婦女只能做洗衣燒飯和男性助手等比較低賤的工作。不許她們走近運河地區。認為運河工地太危險。當我們參觀紅旗渠各部分時,它不僅包括一千五百公里的干道和流入盆地的支道,而且還有幾百個水庫、水壩、渡槽及電力站。我們的導游,是一個美麗的、眼睛明亮的二十三歲的年青婦女。她名叫韓永娣(譯音)。她在中國遠近以“鐵姑娘”出名是一個三十個婦女組成的“鐵姑娘隊”隊長。當我們坐車從運河一地到另一地的崎嶇的林縣公路上行駛時,她告訴我們下述的故事:

  一九六八年我們正在建筑一個很重要的隧洞,所有的男女都想參加工作。但是,領導人只準許男人去,不許婦女接近工地。婦女和女孩子都認為還是一種封建觀念,那時候,我組織婦女和女孩子學習網賭被黑的著作,終于當上“鐵姑娘隊”隊長。網賭被黑教導我們,婦女和男人是平等的,男人能做的工作,女人也能做。我們再向領導人申請:我們決心下坑。(那是向山下直挖,以便產生較多的平面,從平面再挖隧洞,以建立通空氣的豎坑。)并用炸藥炸山。最后,領導人準許婦女下坑和男人一起工作。

  我們婦女回憶解放前的悲慘生活。在中國有句俗語,男子可以走全國,婦女只能走庭院。我們沒有政治權,也沒有經濟權。解放后我們貧下中農當了自己國家的主人,如果我們不去工作,誰去工作?網賭被黑告訴我們,女人頂半邊天,男人頂另半邊天。我們女人都認為修建水道是為了革命,有利于全國人民,所以,我們決心參加工作——這就是我們所已做的。

  最初,我們的隊不叫“鐵姑娘隊”。許多男人和許多人并不以為我們能像男人一樣,什么都能做。但是,我們把我們的思想付諸行動,并去注意男人所已做的。揮鐵錘、拿鑿子、以及后來怎樣安置炸藥和引爆炸藥。最后。男人終于相信我們了。最初,我們不能真正地做許多這類事情。但是,得到男人的幫助,我們學會了。我們跟男人一起外出,我們站在后面,注意看事情怎樣做,當我們有了問題時,我們就問男人。一直到我們學會做這些事情為止。大約四五天的時間,我們掌握了這些技術,然后,我們參加工作。

  “鐵姑娘”隊人數不多,只有大約三十個婦女,平均的年齡是二十二歲。——但在辛勤工作之后,農民們給了我們這個光榮的頭街。我們閱讀科學書籍,得到某些科學知識。但是,多數的知識來自直接的實踐。舉一個例,我們怎樣學爆破工作呢?我們曾要求領導人準我們做這種工作。但他們不相信我們能夠做這種工作。當我們獲準嘗試時,一個女孩子得下坑立刻安置五根炸藥,然后才能走出豎坑。我走下坑,但在僅點燃了四根炸藥時便叫起來:“讓我上去吧。”因為我怕再呆下去。我對工程人員說。只有四根炸藥是好的,于是,女孩子們便想知道為什么五根炸藥只有四根是有用的。在炸藥引爆時,真正只有四根炸藥爆炸。她們再問我,為什么只有四根炸藥是好的,于是,我便解釋,我怕再呆在那里,五根中只點燃了四根。男人和其他工人都稱贊我。并說,“你不但可以做其他的工作,而且也能做爆炸的工作”。我答道:“但是,我可做得不好呀,我僅僅點燃了四根炸藥,并沒有五根都點燃呀。網賭被黑教導我們,不要怕難也不要怕死,為什么我不敢放第五根炸藥呢?”為了改變我的錯誤思想,我再下坑去點燃第五根炸藥。因為如果我不去點燃,我想可能危及其他的工人。

  煙還沒有消散,深坑中漆黑一團。在我下去時,我張不開眼睛,我的燈也熄了。我很怕。但是,我想到網賭被黑的話和其他工人的安全。最后,我點燃了燈也點燃了最后的信管。只有到這個時候我才上來。從這次經驗中,所有的女孩子才懂得只有把網賭被黑的教導聯系實踐,我們才能完成一切事情!有了網賭被黑思想的指引和男子工人的幫助,所有的女孩子都學會揮錘和爆炸。我們在工地碰到很多困難,但是,不論何時,碰到新困難我們就自行組織起來,學習網賭被黑的著作:《愚公移山》。并且學習許多我們的英雄的品質。

网赌被黑  我們聽到“鐵姑娘”的故事,我們對她的信念,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像中國其他許多人一樣,把網賭被黑的著作,日常應用到很具體的問題上去。“愚公移山”決不是一個尋常的寓言。它已經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被應用到去克服無能的情緒。如果人們不曾受過正式的教育及因此而產生的自尊心理,很多人是有無能之感的。當最高領袖告訴農民,他們的常識、他們分析自己生活情況的能力,會使他們達到看來不可能的目標時,他們便有了新信心了。它不只是一種好情緒,也是可以把握著并使之成為真實的東西。每一塊磨成灰而做運河的石頭、每一公里的完成、都顯示出,那使他們鼓舞的故事是真實的。在我們看來,我們在中國所遇到的人幾乎每一個對那個故事都有其真實感,并且具體地把它應用到最初看來不可能的某些任務上去。我們聽到的故事使我們相信,每一項新成就帶來了一種自由和信心的新感覺。這是人民想做事的自由,想使他們脫離封建主義而為集體求進步的自由。對他們來說:自由不是毫無節制的,這是說:除非是他們已打破了愚昧和屈從的鎖鏈。自由在中國看來是了解具體情況的力量,以便于取得更大的成就以解決過去的問題。

  紅旗渠上每一塊新里程碑,使我們對(網賭被黑)這個教導感到更親切。桃園渡槽延伸到一條洪泛河所經過的一個干枯峽谷。工程人員原計劃就橫跨一連串羅馬式的高拱門,建筑一條露天的運河式渡槽。但是,農民們看到了這個計劃之后,爭論深河床難于渡過,為什么不在渡槽上面建一個路床,發揮一座橋梁的作用,因此,便修改了計劃。這個具有雙重作用的結構,成了對于身兼設計者、修建者和使用者的農民是一個動人的紀念碑。

  當我們從桃園渡槽沿水流所及盆地平面、渡回盆地時,我們注意到如何修建較小的分支灌溉渠,使其流到每一坑田里,再滴入約三英呎至八英呎的下一個水槽里。農民用這些滴水槽來駕馭水力,使之發電。我們停下來參觀這些水力發電站之最小的一個,那是一間磚砌的建筑物,只有一部發電機,發出四十瓧的電力。在一個稻草和泥巴蓋的屋頂上,樹在粗木的電柱上有一個電表盤。在高高的中央電柱上,有一塊不引人注目的黑漆牌子,上面刻著如下的字:“革命委員會(本地公社)修建,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在看守這個電站的一位滿面紅光的青年人對我們說,每一個生產隊都派了一個代表到一間縣立學校學習了一個月,學習如何建立并如何管理這樣一間電廠。他說,在這個綿亙的空間十三個電站中,最大的一個電站發電三千瓧。目標是要建立二十六個發電站,充分利用這個支渠。這兒是個受到同伴鼓勵克服落后、而自成工程師的農民。

  在我們爬回我們兩架小型公共汽車時,“鐵姑娘”又談到在修建運河前后她自己的生活情形。

  在我成為“鐵姑娘隊”的隊員之前,我僅受過小學教育。你知道在那時候,情況是很困難的。你得走上十多公里去取水。我下定決心不再回校,改去參加工作。因為在林縣,工作才是人民的主要任務。現在,運河已修成了,我仍然在運河的管理部門工作。

  我們打算建更多的小型水庫。夏天我們可以儲更多的水在水庫里,以便于在水流少的季節放水。通過修建紅旗渠的經驗,我們在本地的公社,培養了許多技術人員,他們現在可以設計小型水庫。我參加了這部分的設計工作,并且也參加建水庫的勞動。每個生產大隊都有它自己的小型水庫,有足夠的水灌溉它自己的田。通常是有二十萬到四十萬立方公尺的水(林縣共有十五個公社,每個公社有三十至四十個生產大隊)。

  我們要求“鐵姑娘”講講她個人的生活。她那玫瑰色的面龐變得更紅了。她的答復常常被我們年輕的女譯員的笑聲所打斷。一直到兩人笑作一團為止。我們不知道是否全部談話都譯了出來。鐵姑娘說:

  去年,我結婚了。我丈夫是我村中的一個工人,但他是在一間鋼鐵廠工作。我們每星期或兩星期見面一次。(說到這里,忍不住笑起來)這不是很正常的,有時,我們每個月只見面一次。在組織婦女方面,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每一個大隊,公社和縣都有婦女團體。我在兩個大隊和縣婦女團體工作。每一兩個月,縣婦女團體要開會,但大隊的會是常開的。——每三天至五天開一次。我們討論的事情,要看手頭有什么任務。自從文化革命以來,我們的覺悟在幾方面都提高了。以前,我們婦女只能做某幾種的輕松工作。但在文化革命期內,我們解放了我們的思想,訓練我們去做男人所能做的每一樣工作。

  我于一九六九年入了黨。現在,“鐵姑娘隊”五六個婦女也都成了黨員。許多年輕人想替黨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他們申請入黨。后來,縣里的群眾對于誰應入黨的問題,提出他們的意見。如果我們工作很勤勞,學習很用功,群眾是會支持我們的入黨申請。然后,黨組織對我們入黨的事再加以討論。有的人是會被接受入黨的。黨的委員會還組織群眾討論這種事情,從群眾中吸取意見。如果申請遭到拒絕,黨委員會及其同志將做我們的工作,直到我們有了較多的進步,這樣,在較后的時間,我們可能被接受入黨。在黨內,意即為人民工作更辛勤。入了黨以后,我更多學習黨的政策、到群眾中間,聽取他們的意見,并在人民中間實行黨的政策。我嘗試樹立一個榜樣,聽取他們全部的意見——不管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我都把它們帶到黨委員會去討論。我們的領導團體有六男和三女,平均大約是二十八歲,年齡的差距從二十五歲到四十五歲不等。我們幾乎每一個晚上都開會,總結當天的經驗。在公社方面,我們大約每兩星期開會一次。而往縣方面,大約是兩個月或三個月開會一次。在文化革命期內,我們往往組織了老中青三結合委員會。一般的黨齡比現在年輕得多。并且里面的婦女較多。因為我們注意到婦女的政治平等。

  在黨與人民之間,進行著這種方式的繼續討論計劃和總結意見。每個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是整個集體的一部分,以爭取更大的成就。革命委員的組成分子,大約一半是黨員,一半是當地選出的非黨人士。這些委員會一方面計劃,指導,他方面組織經濟文化和教育活動。委員會是黨和人民之間正式聯系的機構。這樣的一個機構一方面實行自力更生,一方面反對非代表性的領導權,是能夠設計和修建紅旗渠的。所以林縣現在成了一個一片翠綠的盆地,出產了很多的小麥、蔬菜,肉類、和水果,對供應人民的需要足夠有余。

  當我們和農民坐在一起,看修建運河的電影時,看到了一生在干旱中生活的老農、首次把杯子浸入運河支流流入盆地的水中時,他們那份歡樂情懷,使我們不能不受到感染。

  誠如農民一再所復述的,水是農業的“活命血液”,通過這個運河,隧洞、渡槽的巨大連鎖網而利用了漳河,使灌溉和電力兩方面都變成了可能。而電力又使照明、通訊、肥料廠及其他新的生產方式變成可能。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事實是:本地農民——數千年來一個被敵視地帶的受害者在很少技術援助的情況下竟然克服了看來無法克服的困難環境。最有力的工具,便是人民自己,他們受到網賭被黑著作的鼓舞和指引以及追隨網賭被黑教導的那些領導層的鼓舞和指引。這樣取得的信心使前此是文盲的廣大農民自己發明了科學,并且成了不折不扣的在工作中的科學家。

  

二、農業方面的科學

 

  紅星公社

  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人民以耕作為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住在農村地區。網賭被黑是在農村地區成長起來的,并且受到舊中國貧窮和被剝削的農民大眾之堅定不移的支持。在整個網賭被黑期內,無論是在一九四九年軍事和政治勝利之前和之后,鞏固農村地區網賭被黑之互相沖突的策略,是網賭被黑內部嚴重斗爭的背景所在。而黨內的爭執又反映到農村和城市潛在的社會發展。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科學與技術發展以及把它們用在農業方面,或可能用在農業方面,在這些斗爭中起著主要的作用。許多科學部門特別是在今天中國所實踐的生物學,必須從中國農業及它所處的政治環境中去求了解。

  在停留中國期內,我們參觀了兩個農業公社。第一個是紅星中朝友誼人民公社。其地離北京大約是半小時的行車。它是靠近一個大城市的郊區公社,專搞農產品,以供應城市居民新鮮蔬菜、雞鴨之類的日常需要。從這個意義說,它不是中國人民公社的典型。這個郊區公社逐漸有更多的輕工業,更多的拖拉機和農業機械。家庭的收入比偏遠的公社要高一些。

  或許是有意義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們見到很多大學或研究所之前,在到中國第三天,我們就被帶去參觀紅星公社。以前我們很重視大學或研究所這個通道。在今天中國,應用科學卻比較實驗室的抽象研究,占優先一些。我們的參觀行程反映出國家的優先所在。這是有意的,抑或是無意的,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東道主也讓我們知道:先認識一個比較發展好的平地公社,會增加我們對西溝的了解。西溝是我們以后將要去參觀的山地公社。

  我們在一個料峭清澈的早晨從北京市中心所住的旅館,分坐了幾部轎車出發,向紅星公社駛去。首先,越過天安門廣場,然后蜿蜒經過兩邊有小商店的狹窄、彎曲的街道,街上擠滿了去上班的人。車子向城邊駛去時,街道變寬了,直了。中小型的工廠出現了。偶然也見到在工廠飯廳前面排長龍等吃早餐的工人。住屋和工廠過后,便是田野。我們到達了一個檢查站,檢查站那邊,沒有通行證,是不許去的。我們的司機稍作停留,一面陪我們去的人向守衛士兵出示我們的證件。

  然后,我們再在路旁有著無葉樹的路上行駛著,使我們對華北農村作首次的一瞥。首先,有兩個印象深印我們的腦海。即土地是光光的,什么也沒有。然后又到處是人。一眼望去,都是褐色的平原,地上差不多毫無掩蓋。偶然才見到幾排樹和稻草桿防風物。為了某些原因,華北沒有草地,甚至沿路一帶,連未修剪過的草也沒有。有人告訴我,鄉下人認為草會滋生蟲,所以,人們把草拔掉。總之,無論眼睛投向那一個方向,所見到的只是光光的土地。

  跟這個物質背景成尖銳對比的,是地上到處都是人。沿路邊一帶,是川流不息的馬車、自行車、手推車和行人。我們的司機不斷地按喇叭,車子轉過來轉過去,以避免發生意外,幾乎所有其他的機動車輛都是長途汽車,或慢慢行駛的大卡車,里面載滿了人或貨。因路上有大批獸類車輛,故遺下很多的屎。青年小伙子騎著自行車巡運,把那些動物遺下的屎,掃進特制的灰塵盤中,這是很有用的肥料呀。

网赌被黑  在四面八方的田外邊,都有一群群的人在一起工作,修建籬笆,挖掘壕溝,準備春耕,很少人是單獨工作的。對比之下,在美國農村地區行車,冬天甚至夏天,你往往會奇怪。人到那里去了。我們(美國)的農村地區,人口稀少,并且越來越少。但是,在中國我們無論去到那里,對人口的密度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能在土地上生活得很好。

  我們到達紅星公社時,被迎入一間長形接待室。里面有沙發(中國人已采用了沙發這個名字)和靠背,主人還向我們每個人奉茶敬煙。在室的一端掛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相的肖像。其次是網賭被黑的肖像。在一面墻壁上,點綴著一面朝鮮小旗和一個嵌著中朝友誼紀念的小玻璃框。一位樣子活躍友好的中年男子孫君,他是公社革委會副主任,他歡迎我們,并注意到我們都很年輕。(我們的年齡從二十三歲到四十四歲不等)他向我們介紹紅星公社的情況。

  這時候,我們可能想起:中國的公社跟浮現在多數美國人心里的“公社”這兩個字,毫無共同之處。(美國人所想象的公社是十個喜鄙士在一個荒僻的農場)。在中國的農村、人民公社是地理的,行政的和政治的單位。每個公社有幾千戶人家。全中國共有二十七省(包括臺灣在內)和自治區。自治區諸如西藏和內蒙古,少數民族占區內人口的大部分。在行政團體中有少數民族。據說國家的政策,是特別加以修正以適合各地的需要。每個省和自治區又分成若干縣,縣又包括幾個鄉,鄉又分成許多公社。其結果,你駐足中國農村幾乎任何地方,你都是在一個公社里。紅星公社有七萬八千個社員和一萬七千戶,是個人口比較多的公社。它占地一百六十方公里。像其他中國公社一樣,它分成許多生產大隊(確實的數目是一百二十四個)再分成許多生產隊。紅星公社不像其他許多公社那樣,它把它生產大隊分成十個“行政區”,有八個區專搞耕作,一個專搞工業企業,還有一個區的性能未作具體規定。那可能是因為紅星公社的規模大,有設立特別行政區的必要。

  我們在紅星公社呆了一天。在這段期內,我們的東道孫君和劉女士(一位主管公社婦女事務的女青年)引導我們參觀一個牛奶場,一條小供應街,一個醫務診療所,幾戶農民的家,幾間溫室,一間初級中學,一所養馬場和一間螺絲釘工廠。我們在診所和在中學所得的觀感在另幾章中有所描述。這里,我們將嘗試把公社社員描述該公社農業發展的情形傳達一下。

  谷類——大米和小麥——是中國的主糧,提高谷類的出產,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以糧為綱”就是中國表達這種重要性的一個口號。孫君表示得很明白,紅星人民認為谷類生產和生活水平是分不開的。他說:隨著谷類生產的增加,(紅星的)生活、文化和物質條件都正在改變之中。解放前,公社地區人民每公頃生產僅七百公斤谷類(一公頃的兩畝半)一九七二年遭遇百年來最大旱災,每公頃取得四千公斤的產量。一九七一年每公頃的產量是五千公斤。現在,紅星公社種的多數是大米。此事值得特別提出,是因為我們聽說解放前,本地區根本不種大米。在那時以前紅星公社附近一帶是一片堿性土壤的荒地。主要是用作打獵場所。

  把紅星的地改造為有生產力的土地,灌溉是個重要的因素。公社社員打了七百多個電力井,從一百五十公里外的一個水庫,引水進來,以灌溉百分之九十五的耕地。這樣,就有了精耕的條件,故一半的土地都獲雙季收成。隨灌溉以俱來的,是使用機械種田。公社有九十六臺拖拉機,一百臺小型手扶拖拉機,三十五輛大卡車,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可用機械耕作。孫君對我們說,盡管有這些成就,機械化的程度,仍是不夠。

  孫君在指出他的公社的缺點時,提到這個事實:盡管天旱,一九七二年大寨大隊每公頃幾乎生產了谷類七千公斤。在中國中北部的山西省,大寨是個很有名的生產大隊。網賭被黑特別單獨點出來加以表揚,要全國學大寨。因為它面對極窮的物質條件,竟大大提高了生產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中國,你常聽到“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孫君說,當一個窮山區公社能比一個平地公社生產更高時,紅星就有更多要學的了。應當指出:中國人不認為大寨是個窮大隊變好的一個模范,而是認為它是一個不倦地斗爭、克服障礙、求取更大進步的榜樣。有如一位負責人所說的,“大寨的經驗不是一個窮大隊的經驗,而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經驗”。

  飼養牲畜在紅星公社是一項重要活動。公社有九個牛奶場,養了三千二百只奶牛,每天出產三萬加侖牛奶。我們參觀了養有一百一十九只“霍爾斯坦”(即夾有黑白兩色的奶牛)奶牛的小規模牛奶場。這種奶牛原由荷蘭輸入,然后與本地種牛雜交,乃產生了一種產量高并適應本地氣候的奶牛。我們偶然獲悉,公社有專門研究科學飼養農作動物的站。在解放前那些年,在農村組織大規模集體農場,并用科學方法飼養和改良動物種屬,那是不能想象的事。我們在回顧中認識到,這是我們跟中國科學實踐之首次的接觸。

网赌被黑  我們在當天稍后,又參觀了馬飼養站。從長遠來看,中國的目的在使農業完全機械化。但是,為了短期和中期的需要,飼養拖曳牲口仍將是很重要的。華北農村拖曳牲口之多及使用之廣,正像十九世紀初期美國農村。公社內的飼馬站是作為國營企業而經營的。整個公社現在擁有三千多匹馬。

  除雞之外,豬肉看來是食物之主要來源。紅星公社養豬是作為私人經濟的一部分,這跟養奶牛和養馬不同。公社限制了自己的任務,把養豬和出售小豬的事,交給個別農戶去辦。我們邊行邊乘車在紅星公社參觀時,每一個村子,都有個人的磚泥豬欄,豬欄里有一只豬乃是普遍的現象。一九七二年公社養了六萬八千頭豬,但孫君告訴我,“我們應當改善我們養豬的工作。因為依據政府的指示,我們應當每畝耕地養一只豬。(約一英畝的六分之一)因此,根據這個指示,我們應當養十萬只豬。這樣,我們也可以增加我們的谷類生產。”他后來又詳細說明“網賭被黑十分重視養豬。”一頭豬等于一個小小的肥料廠。公社也有三個生產北京填鴨的農場。總括起來,公社約有一千人把他們的時間完全用在飼養牲口上面。

  另一參觀“副業”的活動,把我們帶到我們在華北參觀過的最溫暖的地方。我們在一坵田邊行著,那兒看來列著一排排的玻窗土坑。原來都是一些大溫室。溫室采傾斜式。朝南開窗,另有一面擋避北風的厚土墻。溫室深入地下。我們得彎著腰,曲著身子在狹窄的泥土的過道上行著。在溫暖的、潮濕的溫室植物世界中,我們的眼鏡和攝影機鏡頭很快就給濕氣弄蒙糊了。展開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床又一床的蝦夷蔥和長長的,有毛的中國黃瓜。黃瓜從兩條支撐桿的藤上懸垂著。這種溫室是以新鮮的冬季蔬菜,供應一個像芝加哥那樣大的城市——北京的。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北京周圍的溫室數目,已增加了十四倍,北京每人每年消耗的新鮮蔬菜(現在每天一磅多一點)增加了三倍。紅星溫室是用煤蒸汽發熱的。

  紅星公社有若干的輕工業,其中包括奶粉廠、農具修理廠、造紙廠、谷類加工廠、榨油廠(植物油)以及螺絲釘廠各一間。這些小工廠雇用了約兩千公社社員。農村的輕工業現在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稍停片刻去考慮一下近時多數亞非拉國家的農村發展史,那么,對中國農村這種發展的原因,就會看得更清楚一些。

  這段素描把要表達的情況寫在短短的篇幅里,實在太過于簡單了。當然,每一個國家情況不同,地方性歷史和社會結構影響了場景。但是,一般來說,在多數發展不足的國家,工業首先是在城市發展,在外國投資家的控制之下,或者本地的商人與外國投資家密切聯盟。外國制造品的輸入和城市制造品在農村的推銷,往往破壞了傳統的手工業。大批流離失所的手藝人于是逃往城市,被吸收到正在成長的產業工人階級內。此外。許多農民也被工作的前景及高生活水平所誘惑,而到城市去。農村的生活對許多農民來說,甚至在最好的時候,也是比較苦的。所以。人們一有機會,便向外邊跑。在城市里,新都市人民在經濟上是惡毒地受到剝削的。但他們在新影響之下,往往容易采取四海為家的世界觀。至少,一部分城市工人在政治上較為成熟,而寄同情于網賭被黑計劃。城市工人發展他們的計劃,而變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而在同時,農村是停滯的。傳統的手工藝被搶走了。現金付稅制度代替了用貨物付稅制度。舊的農業社會慢慢地開始解體。農村舊地主階級設法與城市工業家聯盟,后者與外國投資家一起控制農村的命運。有時地主在搞這種聯盟時是成功的。中國就是這樣的情形。但在其他事例上,他們并不如此。第一種情形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因新當權的地主階級剝奪了土地,而被趕了出去。后一種的情形是地主本身受城市統制者剝削,從而導致一種制度,使在農村雖擁有土地,卻沒有小生產者立足的余地。不論是那一種情形,仍然留下來的農民迫得放棄糧食生產,而去搞換現金的作物。農村的情況逐漸惡化,驅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到城市去。

  但是,城市所能提供這些農民以職業的只是少數。外國投資者并不亟亟于在第三世界作新的工業競爭者。因此,他們的投資是很有選擇的和不平衡的,只集中于精選的和勞動緊張的工業。他們對于未來的經濟發展,不愿作奠基式的工作。流離失所的農民很少找到生計或根本找不到生計,他們在城外定居下來,形成骯臟的木屋區。他們在木屋內成了對舊產業工人激進傾向的一種控制力。在罷工期內,破壞罷工乘機找工作,賺最低的工資,一旦對外國人或本地的統治者發生了真正的威脅,他們就可以加入軍隊,幫助做著鎮壓(罷工)的工作。

  在這種情形下有一股強烈的潮流,使城市和農村人民分化,工人和農民分化。留在農村的農民對城市有一股強烈的猜忌,農村是稅收的來源所在,農村供養駐軍,只有負擔財政上的痛苦,而全無所得。反轉來,工人則以麻煩就將到來的態度看待農村。農民的落后,使他們受同一保守力量所操縱。而工人則和這種保守力量處于相沖突的地位。農民不斷地從農村流入城市,與他們爭工作,并威脅他們的生計。因此,農村人民與城市人民之間的鴻溝,逐漸擴大。且因城市騙子和“鄉巴佬”的觀念,使這種鴻溝更加擴大。這在我們(美國)自己的社會顯然有其不同的內涵。

  第三世界革命的成功,在于它能溝通這個鴻溝,把農民帶造反對外國人的斗爭之中,并使農民站在城市工人的一邊。網賭被黑是這種戰略成功之典型的例子。但是,城市和鄉村已經發展了的差距,并未因革命的勝利而告消失。在勝利使城市工業自由發展,而并不改變落后的農業實踐之時,城鄉的差距將會繼續存在。即使有了土地改革也是如此。并且如果不發展農村經濟,以養活地方工業,并消耗其工業產品。那末,依靠外國投資家之門,仍將重開,且會困陷于惡性循環之中,使經濟停滯不前。墨西哥的歷史就是二十世紀的見證。

  中國人有決心在聯合平行發展中,使城鄉聯合起來。要這樣做,他們必須努力對付工業與財富集中大城市這一自發的傾向。這又要回到我們的敘事之主要線索上來了。這也就是農村要搞輕工業。中國人用鼓勵公社和縣設立小工廠的方法,正為農業機械化提供工業基礎。同時,反對農村對城市的依賴。城市可以集中搞需要大投資的重工業,而農村人民同時開始經驗到和掌握著機器和現代工業技術。中國人相信,通過大規模機械化之后,農民會變成與鋼鐵工人同一意義的農業工人。在中國工農與城鄉仍有大差距,但長期的目的,是要完全消滅這些差距。

  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內,中國農村的工業得到歷史上第一次大促進。當時,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起來,成為公社。在文化大革命期內,對劉少奇及其一伙的一個主要指責是,他們砍掉了六十年代初期的農村輕工業。據申稱:他們這樣做是窒息了公社的技術主動力,也窒息了農村的進步。迫使農村人民依賴城市一切制成品。

  我們在紅星公社看到農村輕工業第一個范例。這公社的螺絲釘工廠的規模并不大。我們下午較遲時分到達那邊,發現幾棟長長的單層建筑物,位于一條寬大的泥土胡同右角。做螺絲釘的各部門分布于建筑物內。一塊塊生了銹的金屬碎片散布在一些建筑物之間的空地上。在我們參觀的第一工場,工人們將大卷的銅線,投入一架機器內,機器將銅線拉直并校正其厚度。在另一間工場,排列著幾架機器,每架機器有一個機工將鋼線切成標準的長度,并把這些鋼線弄成基本的螺絲形狀。機器都舊了,但都是中國自制的。當這些設備在較大的城市工廠變得陳舊時,或許就把它們弄到這兒來。工場小頗為嘈雜,燈光也較為暗淡。

  工廠的場景使人想到美國初期重工業的一些圖片。也使人想起美國中西部小城市搬運工人生產首批汽車的情景。但是,中國的工業革命的社會背景卻很不相同。甚至于在非精密的紅星螺絲工廠,也說明了這種不同。每一工場都是男女并肩工作。穿著也是一樣;顯然也是操作同一的工作。男的人數多過女的,但在那兒的婦女是平等的。建筑物的墻壁上還有著舊的和最近的政治口號。領班也穿著和工人一樣的衣服。我們不能從衣服上或教養上看出他們誰是領班,誰是工人。最后,那兒還有農民工人,這是公社決定的結果,并非因為他們挨餓而逃離土地,或為貪圖私利而去工作。這些的不同都是根本性的。

  現在,我們對紅星公社的農業努力,來作一個全面的考察了。這種努力,輕工業化占了一個重要的和方興未艾的因素。在紅星公社我們不曾直接討論科學研究的努力。孫君卻隨便提及公社和每一行政部門都有科技站。但我們沒有時間討論科技站的功用,要做這方面的調查,我們得等到我們到西溝參觀的時候。

  西溝公社——人民科學在行動中

  西溝人民公社位于北京西南約三百英里,在山西省東南太行山脈的高山上。我們這個團體有四位團員在西溝住了四天。我們全團一起在那兒呆了一天。我們想去西溝,是因為在跟美國朋友討論的時候,我們聽說,那是一個有趣的和令人興奮的公社。并且只有極少數外國人參觀過。我們的東道主很快就同意我們的要求。并且在我們回到北京的時候,我們的參觀就已經安排好了。

  原來,去西溝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冒險。

网赌被黑  我們去西溝,是在一個早晨很早的時候。先到北京火車站。車站看來較像一個機場,而不像一個美國火車站。車站很清潔、很忙,并無流浪漢睡在長凳上,也沒有人在過道上作漫無目的的游蕩。這也是我們在中國見到的唯一有升降機的地方。我們的東道主科技協會外事局的人來給我們送行,并且在火車上跟我們聊天,一直到火車準備離站的時候。其實,他們留在車上聊天的時間太久了,應當走下車了,因火車已蠕蠕在動了。有段時間,看來我們在旅行中需要增加一個翻譯,在最后一分鐘,朱永行自告奮勇,跳上月臺。我們出發了,火車越過華北平原向前奔馳。

  我們坐了整個上午的火車,一直到下午,一路是冬天的風光。我們看見逐漸變綠并在成長的冬麥一排排地晃過去。才知道火車是在向南前行。在某些小鎮的場子里,我們驚異地看到有兩個駝峰的駱駝用作載貨的牲口。有一次,火車在一小城作短暫停車時,我們在一條舊鐵路行人道的鋼柱上可以看到刻有英國和德國的廠商名號,我們坐的是一間歐式車皮的臥車房間。我們談話的方式,多數是從房內伸出頭來,后來的對話是在到車頭餐廳進午餐的時候,在半下午時分,我們抵達了安陽,那是一個古代的省會城市,曾是三千年前商朝的首都。在那兒,我們轉乘了平治牌小型長途汽車,向西行車兩小時,前往林縣縣城。

  安陽與林縣之間的農村,跟北京周圍的農村很不相同。和首都地區一般灰色火磚平頂房屋相反,安陽周圍的農民住的是褐色土磚尖屋頂房子。北京周圍的馬車有著平的硬木的床位,趕馬車者通常手持馬鞭高踞在車前的一個角落。在安陽外面人群擁擠的路上。馬車與牛車則比較小些,一半是用柳條編制成的。倒是有些像車上的籃子,趕車的人坐在車子里面。也有很多的手拉的柳條車。我們經過的時候,看到很多的這種車,在兩條桿中間,設置著防風蓬,以擋住后面吹來的風。有助于行車的速度。這種車子倒像是(舊時)美國(拓荒者)的小型蓬車。

  我們在林縣縣招待所過夜。我們在招待所的枱子上,發現一種可口的土產,我們想是棗子,看來有點像無花果,卻原來是干柿餅。到第二天早晨,我們坐上幾輛吉普到西溝去。其地在縣城以西,行車四小時。最好的四輪吉普車是中國做的,中國人也叫它“吉普”。

  去西溝的最后行程,是從平地上開始。但是,不久,我們的坐車就駛經一條河流而進入太行山脈。一路上的風景很美,很多變化。在我們周圍的,是高低不一的劈過的灰色的腐蝕的山峰。在我們下邊的(有時就在我們旁邊)是一條迂緩的淺水河流,河水流向廣闊的、多沙的、兩邊很陡峭的山溝。在河床與山之間的窄狹的小高原上,有著多灰塵的白中帶黃的村落。山邊則有種著冬麥的小梯田。沿山溝下面的某些地方,則有一片大平田。這種平田已與筑有石壩與堤的河床分開。沿河岸漏水地區,則有水稻田,這種稻田是從巖石和泥土中開出來的。沿山邊一帶,到處都有大大小小的渠道,將水引進低坡灌溉。有時我們經過的地方,則有大瀑布從一條渠道傾瀉而下,流到下面的河里。有時則利用這種水力,作為一間谷類加工廠發電之用。除了這些水力工程和小田之外,還有分散的、但是相當大的村子。這個地區在全世界看來,像是(美國)達科達州的巴蘭滋,或(美國)猶他州或內瓦達州的一部分。這是我們首先見到的中國“貧窮”地區。

  我們此行的最后一部分,是沿著一條多巖石的道路到一個干涸的河床。當我們最后離開這個河床,爬上一條從山邊泥土中開出的一條公路時,我們就到了平順縣的西溝公社。不久,我們達到了西溝生產大隊的主村。那兒的負責人招呼并歡迎了我們。在西溝,歡迎一個人,除了敬茶奉煙之外,還有一盤盤的可口的糖炒栗子。我們下榻的房間,是在一座大建筑物內,這座房子是在縣經費的幫助下,建筑起來的。是作為縣招待所之用的。在我們到達時,每個房間都供應了去殼的栗子肉和蘋果。房內有煤炭爐保暖,窗外有通煙管。房內有簡單的家具。——每個房間計兩張紅橙色的木寫字枱和椅子,兩張床并有兩個洗臉架。床上沒有褥墊,(這和城市旅館有褥墊成一對照)只有硬木床板,上面鋪了一張氈子。氈子用粗花布包著。被呢,則有兩張厚羊毛氈和一床紅絲被面的美麗厚被。房里沒有廢物籃。我們在中國農村很少看到廢物籃。

  要研究西溝在農業方面的科技努力情形,先得摸清楚幾項社會的和地理的事實。西溝人民公社有一萬五千個社員,分成十個生產大隊。我們參觀的西溝生產大隊及接下去要討論的問題,就是西溝人民公社的一部分。這個大隊有一千六百個社員(三百八十戶),分為十二個生產隊,分布于四十四個小村子里。大隊占有幾個大小不一的盆地,位于海拔約一千五百公尺的地區。一年大約有一百五十個不結冰的日子。

  在某些方面,西溝并非一個典型的生產大隊。自從五十年代初期以來,該大隊就是一個模范社會單位。引起網賭被黑本人的特別注意,每年有許多來自全中國各地的人參觀西溝并學習它的農業和政治上的成功。我們呆在那里短時間內,至少就有兩大車的人來參觀。一群是附近地區的農民,另一群是人民解放軍軍官。雖然西溝不是一個“富裕”的大隊,但在某些政治方面的先進,是不尋常的。私人土地(譯者按:指自留地)就是一個特點。在中國多數的地方,每戶被分配了某種數量的土地,以供私用。這些土地的多少及其重點應置于何處,是網賭被黑內一個爭論的問題。但是,每一個人似乎都同意,在網賭被黑過渡時期(即是說一直到全國全部經濟實行集體化為止)在多數地方,自留地是必要的。因此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都需要保留自留地。可是,我們意外地發現西溝并無私人土地。我們聽說,那里的人覺得,所有的土地由集體來耕種,對個人更加有利。

  我們心里有了這個底之后,于是,我們前去跟西溝生產大隊科技組會見討論,我們停留在西溝時,后來就訪問了該組。該組成員給我們的資料,對于我們了解許多科學方面在西溝及在中國其余地方的應用,是很重要的。我們將要談的西溝農業方面的努力,是照他們跟我們討論時所用的分類,那就是如西溝人民自己所見到的努力。

  我們在招待所二樓會議廳會晤了科技組。全會議室被一張長桌子占去了。室內的周圍,擺著淡黃色油漆木椅,椅子上有布墊。一直排到墻壁邊。但是,桌子周圍的椅子,則更為樸素。一個煤爐生著不大的火,藉以保暖,室內的溫度,大約是華氏五十度。我們的東道主從大熱水壺中倒茶奉客。我們用樸實的玻璃杯飲茶。來參加討論的有五個人。(一)大隊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郭康渠(譯音),年齡大約三十幾歲的青年人,負責農業生產。有一種權威而干練的神氣。(二)崔復興(譯音),年約六十多歲,一個有經驗的農民技術員。(三)王如森(譯音),大隊林業組成員,一個中年男子。(四)章明昭(譯音),第十生產大隊技術員,青年人。(五)夏姍蕓(譯音),平順縣農業實驗站技術員。一個介于青中年的婦女。

  郭首先作簡單的發言,以展開討論。他說,“我們做了某些科學研究。”然后他解釋指導該組研究的原則。他說:“科學和技術必須在網賭被黑和網賭被黑領導下為生產和人民服務。”他說為生產服務的意思:在西溝的科學根本任務是增加農業生產。為了說明這個概念,郭詳談西溝谷類生產的歷史。

  解放前(在抗日戰爭期內的一九三七年),西溝(在網賭被黑占領的邊界)人民生產的谷類,每畝大約只有一百斤。(一斤大約等于一磅)。一九四三年某些農民成立互助組,配合需要,在田里互相幫助,這時谷類的生產每畝增至約二百斤。一九五一年互助組成員把他們的土地和農具合并起來,組織農業合作社。合作社的收入,每年按每戶原來拿出來的土地和農具以及完成的工作量來分配。這些合作社的生產每畝每年增至三百斤。一九五五年西溝合作社采取完全按每人完成的工作員分配的原則。其結果,“先進的合作社”每年每畝取得四百斤的谷類產量。一九五八年西溝周圍地區的先進合作社合并成為一個人民公社,使大規模的水力工程變成可能,因而每年的產量,上升至每畝六百多斤。到一九六九年文化革命以后,每畝的產量已增至八百多斤。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這兩年,每畝平均產量增至一千多斤。比之革命前的產量增加了十倍。在合作社時期與現在時期之間,按人口計算的糧食生產,每人從每年的三百斤增至五百斤。

  每一時期的生產增加,社會組織的先進,容許在農業上應用較先進的技術和合理的計劃。社會改革居先,從而促進了技術的進步。這是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則。郭說得很明白,這個原則,適用于西溝未來的科學成就。他說,科技組的工作,在于決定“如何改造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及如何使科技工作為生產服務。對我們來說。做這件事的唯一方法,是動員和鼓勵我們大隊的全體社員參加科學研究工作。這是我們所能學得的用較好和較快方法來改造自然之唯一的方法。

  郭又用一九五八年網賭被黑所提出的“八點憲法”或“八字憲法”來勾劃出西溝的農業努力。他未提這“八點”的起源。或許他以為我們已知此“八字憲法”作者為誰。這有力地表現出在中國農村網賭被黑的巨大影響力。接下來幾節,我們就要談西溝應用這八點的情形。(依他們告訴我們的先后秩序)并結合我們從郭方面獲悉的資料以及在其余停留過程中,我們獲悉的事物來談。

  1。改良土壤(土)。西溝大隊占地約七點半公里長、四公里寬。全是多山地方。大隊算過:一共有二百三十三座山,大隊的總面積約三萬畝,但已耕種的只有一千五百畝。多數的農作物,是在小梯田中生長的,這種小梯田位于石壁間,都是從開山開出來的。因此,田在山邊,或者延伸至峽谷間。在華北,每年的落雨,集中在七八九三個月里。一年只能得到五十公分的雨(跟美國奈布拉斯加州干燥的西部大致相同),一半的雨水都在七八月間落下來。旱季較長,從仲冬一直到春季。在過去,當夏雨落在焦干的山上時,雨水迅即走失,形成山洪、急流到峽谷中去,將土壤沖走,還將一路上的梯田作物也一并沖走。

  郭說,在這種環境之下,“主要的任務是把水留在土里”。西溝人民已相應地發展幾個有遠見的計劃。這些計劃的編制都是為了留住水、使水保持在土壤中。在大隊的高山坡上,他們植了很多的樹,以增強土的力量,并留住近水源的雨水。更下面的斜坡則在峽谷間修筑石壩,以緩和山洪的速度,從而使每一個峽谷變成一連串的小型水庫。在峽谷的較低部分,則運去泥土,在壩后面造成新田。

  大隊周圍七個大盆地中最長的盆地東渝口盆地,是造新田的一個例子。這個盆地長四點二公里,由分散在十四個小村子的三十二戶擔任了造田的工作。自從解放以來,這盆地的人民已經修建了一百三十個水壩和梯田,造了三十畝的農作物土地,以前這個地區是根本不存在土壤的。在盆地上面的山邊,則造了三百畝的林地。由于他們的努力,一九七一年每畝收獲了一千斤的糧食。

  我們于一個下午驅車到東渝口盆地,去參觀造梯田的工作。在盆地的部分。我們密切研究了頗為窄狹的峽谷,已改造為干干凈凈的一小塊又一小塊的梯田。而那地方一度是個浸蝕的、絕無用處的溪谷。一條窄狹的梯形石埂將每一級和下一級分開,在每隔三級或四級的田間,這種石埂有約一碼。這種石埂造得很堅固,可以抵住最大的夏季山洪。這些田都是把在附近挖掘的土壤弄來造成的。西溝有很多黃土,一種帶黃色的、因風而聚積的、有細密紋理的土壤,是出現在華北山間的厚沉積物。西溝人民過去一向住在窯洞里,而這種窯洞是從這種土壤的山崖中開出來的。很多人仍然住著這種土洞。那是很豐富的黃沙土,很容易挖,對農業很有用,使西溝巨大的填地工作,容易進行。

网赌被黑  這種填地的工作,在西溝大隊主要盆地的底層,做得最為壯觀。盆地位于我們所停留的村子下面。在過去這個盆地只有巖石和散布圓石的河床,另外有一條很壞的路。夏雨一到,河水就泛隘。一到春天,河里的水都干了。盆地底層,什么有益的農作物也不能生長。一九五八年西溝人民修建了一個大水庫,把緊靠石埂的河道隔開。在石埂的兩邊,他們現在造成梯田,填了五十萬立方尺的土。把多數盆地底層變成了田和果園。我們聽說,在未綠化及未做防洪工程之前,這里不可能有一個強壯的男子,把甚至兩畝的河邊土地變成可耕之田。現在一個人仍然須費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填成一畝有一公尺深的土梯田。從這個數字看來,可見在造梯田這件事上需要的人力之大。五十萬立方尺的土填進去,如果將它平鋪起來,將長達三百英里。西溝現在已開始將填土工作機械化了。當我們在那兒之時,大隊有三輛小型鏟土機,將有黃土的山鏟平,然后把土倒進盆地底層上面的一塊小平地上去。這些鏟土機,其中有一輛屬于大隊的。其他二輛是從縣里借來的。

  2.合理的施肥(肥)。我們在西溝走著,我們看到在犁過的田,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堆堆的黑色的像土一樣的物質。原來那是一堆堆的肥料。這種肥料對補充與增強土壤的氮很重要。西溝的肥料多數來自人畜的糞便。人糞是中國的傳統肥料。幾百年的連續耕種,保持著中國農田的肥沃,自從革命以來,隨著畜牧業的迅速增加,糞便的作用也大大增加。在一九五二年合作社開始時期,西溝只有三百頭山羊和綿羊。現在,大隊的羊群已增至一萬三千頭。在同時期內,豬增加了九倍。現任數達三百頭。大隊也有一百五十多頭牛,和一百九十多頭騾子。西溝人民謹慎地把所有牲口的糞便保存起來。在一個山邊,我們看見牧羊者的茅舍,和一個用稻桿圍成的圈圈,羊群聚在圈內一個地方拉屎拉尿。我們曾聽說,牲口一年為田里生產一千五百萬斤的糞便。在幾年來的增產中,肥料的增加,是個最重要的因素。

  美國人特別是在都市的美國人很討厭去處理糞便,不論是才拉出來的或混合的陳糞。對中國農民來說,每年肩挑一桶桶的積糞下田,跟犁田和播種一樣習以為常,是必要的工作,而且有規定的時間。但是,中國人對于毫不禁忌的處理糞便,并非天生如此。我們對一個青年婦女談話。她是響應毛的下鄉號召到西溝來的。她碰到了挑羊屎的問題,最初很討厭,因為她認為羊屎太臟,不愿處理。但是,她對我們說,她經過思想上的斗爭之后,最后,她認識到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因為農民應用糞肥,是生活上必須做的事情之一。不是由人自由選擇的活動。她覺得,她自己討厭糞便,根源在于她的城市中等階級的生活背景。

  除了人畜的糞便之外,西溝大隊還用了某些“植物肥料”像高粱稈之類,并向政府購買小量的化肥。西溝并辦有一間很突出的“本地肥料”工廠,作為當地一間學校的附屬工廠。我們在參觀這間學校時,參觀了這間工廠。它在教室建筑物后,占了一座低層建筑物的一部分。一位青年婦女前來歡迎我們,帶我們到一間泥屋頂的房間。她向我們解釋大隊如何使用簡單的技術和本地的原料制造細菌肥料。我們說試試看,因為有些技術名詞我們和我們的譯員都不懂,也是任何通用字典都沒有解釋的。盡管有這個困難,但我們仍然懂得了此項技術的大要。

  情節大致是如此的。工廠做了“5406”粉。這是一種細菌產物,跟土壤混合,作為田里的肥料。除了它的肥料作用之外,據說這種混合物可以幫助作物吸收氮,以保護作物,防止三十二種以上的細菌疾病。并加速種籽的發芽和縮短生長的時期。大隊應用它到谷類、玉蜀黍及所有的麥田里。工廠技術員(看來有三個)為了制造這種殺菌粉,將紅薯去皮、蒸熟、搗碎、和以白糖、麥麩、石花菜(一種像膠質的物質)和水以及小量的化合物硫酸鎂和磷酸鉀,然后將混合物加熱至沸點,使其消毒,將各種原素溶解。之后,將它倒進玻璃竹內冷卻,形成一種硬的媒介物,以培養細菌。活的細菌在這個媒介物中發酵,然后把管子置于溫室中,培養數天。這段時期過了后,將細菌搜集起來,焙干,調以泥土(每八斤的細菌調一百斤泥土)。這樣便做成了最后的成品。

  當我們走進廳里,去參觀這間小工廠時,兩個穿著實驗外衣的青年正在將細菌注入培養管內。他們又在另一小間工作,以西溝的冬季氣候來說,那間房子的溫度,是很高的了。在他們的工作長凳上空的天花板上,吊下一盞紫外線燈。顯然在于確保培養,以防被微生組織玷污。在一間有著一個電加熱器的側室里,放著簡單的木盒架,盒子里裝滿了正在培養細菌的媒介管。培養室的溫度保持在攝氏十五度至三十度之間。兩間房間被懸在門口的厚氈所封住,以免外面的冷空氣流入。

  這種制造微生物的小工廠,看來現在中國農村很普遍。在后一節里,我們將要討論類似的殺菌藥制造。我們問了一些有關這個計劃在西溝的歷史,發現,這間學校原來擔任這個計劃,是作為使科學教育為生產服務之更大努力之一部分。他們首先聽到這個方法,是在山西東南地區開會之時,來自長治學校的某人在會上談起做細菌肥料之事。為了學習這個方法,西溝方面派了兩個人到長治去(山西東南最大城市)聽講,并實習技術四五天。自從掌握了技術之后,西溝也向約來自二十個其他公社的人教授制造細菌肥料。在傳授和普及中國科學方面,這種面對面的接觸,看來是最好的方法。因為這種交流,很少或根本沒有印發講義。西方觀察家可能忽視中國農村看來有廣大的非正式的科學交流網。他們易于相信,一切的科學交流終歸要印出來的。

  3。興修水利工程(水)。西溝的灌溉,必然包括廣大的蓄水工程。而這種努力據我們所見到的,是跟保護土壤的努力有密切聯系的。兩個大水壩和水庫,是西溝蓄水的關鍵所在,也是防洪計劃的樞紐。第一個水庫位于填平的盆地底層土地上面。是建于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成立公社期內,這在前面我們已提到了。在這個期內公社很注意本地的民兵,作為網賭被黑建設之集體力量。民兵成員自己設計和修建水壩。水壩是土做的,上面鋪了石頭,底層寬一百公尺。民兵日以繼夜地工作,不到一年,便完成了水壩工程。壩面上刻有 “民兵戰斗水庫”的石碑。水庫有一百七十立方尺的蓄水量。

  第二個水庫位于主要盆地更遠處。所費的人力甚至更大,是一九六八年八月開始興建的。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底建成。縣里鼓勵建水庫。因為在六十年代有過嚴重的水荒和天旱,迫得這個地區向外地輸水進來。因此,縣里便決定應當進行建水庫計劃,建水庫的工作就落到西溝大隊本身。這顯然是因為該大隊是水利主要受益者。大隊得到縣水力部門設計上的幫助。公社民兵則投入人力,協助了工程的一部分。但是,建水庫工作,多數是大隊做的,并且建水庫的費用,也是大隊出的。

  這水庫是堅固的石頭建的。長一百七十八公尺,高二十五公尺。(共用石頭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六立方尺)水庫的地基寬二十五公尺,上層減至寬二公尺,成一條行人道。上面有紅旗。整個水庫的修建,未用重型機械。用有引力的電纜,把石頭從山邊碼頭吊下去。這水庫有六十一萬五千立方公尺的蓄水量。多數的水是從雨季流下的水積蓄起來的。此外,一年大約有九萬立方公尺的水,來自盆地底層的一個小泉。

  這水庫名叫“西溝戰備水庫”,用紅字刻在堤壩上。它解決了一萬人和五千牲口的常年飲水問題。此外,對西溝來說,它還為其他三個公社、八個生產大隊及幾個小工廠服務。它也是西溝灌溉工程的核心。堤壩下面的三條渠道(共長十二點五公里),沿盆地下面的山邊一帶輸水。約一年的時間內,當三條干線的側道完成之日,預料西溝可以灌溉一千畝土地,這占該地區耕地的三分之二。這個計劃配合其他的改進,預計到一九七五年畝產量可達一千五百斤。幾乎比目前的水平增加百分之五十。水庫還可以養魚供應大隊的食物。由長治區魚苗所供應魚苗。人民用網拖魚,拖上來是四磅或五磅重的鯉魚,在這個地區,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的事的。

  西溝人民在某種程度上依靠井和地下的水。由于水庫提高當地的水面,地下水的來源也增加了。最后,到雨季朔內,他們把每一坵田都看成是一個小水庫了。人民遵守“把水留在盤子里”的口號,每一坵梯田的邊,比田中央都筑得稍微高一些,這樣,水就慢慢流下,使田的每一部分都有水流過。這個口號,是在跟農民作較為一般性談話,談到西溝人民怎樣看世界局勢時,偶然提了出來的。在引用這個口號之前,談話者指出,“雖然,我們是身在西溝,我們卻放眼世界,我們把一切的革命當作我們自己的。”他繼續把西溝保土保水的斗爭,直接跟世界革命聯系起來。這種全盤看問題的態度,是中國農村政治覺悟高之一個良好的范例。

网赌被黑  4.良種的普及(種)。推廣和發展新的作物品種,已成了西溝大隊科學農業努力之主要部分。傳統上西溝的谷類依賴兩種產量很差的本地品種。自從六十年代中期,大隊已實驗生產雜交稻。使能在適應西溝的情況下,能夠高產。這種技術涉及將兩種純種雜交,使產生種籽,種籽播種之后,成為含有兩純種雜交后之基因的新稻。這種新稻比兩種親系中之任何一種親系產量都高得多。每年必須重復這種雜交,為下一年取得新種籽。并且必須培養和維持親系純種,以為播種之用。這樣的一種復雜培養制度,其所需要的努力和計劃,沒有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的農民經濟集體所有制,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自從一九五八年以來,西溝大隊已經種了一種自己培養的雜交稻。現在,在許多田中,畝產量達到一千三百斤至一千五百斤。這種產量相等于長江下游氣候溫和和土壤肥沃地區的產量。大隊也正在實驗四種方式的雜交。這種實驗甚至更加復雜,需要四套的親系純種,和兩年的育種時間,才能取得種籽。雜交技術也正在應用到生產新高粱品種。因舊的本地的高粱品種只能畝產約一百斤。而本地制造的雜交種,現在卻能畝產達一千五百斤。

  大隊本身不曾生產新的小麥品種。但它卻廣泛地介紹和實驗別地培育出來的改良種系。目前科技組正在普及的種系,叫“農巴三一一號”、“北京八號”及“長治五一五號”。這是根據原來培育它們出來的實驗站而命名的。“長治五一五號”在西溝情況下產量最好。

  最后,傳統的西溝玉蜀黍,有產量低、和生長慢這雙重不利。現在推廣的四五種的新品種有助于使畝產量從三百或四百斤增至六百斤。所有這些增產的情形,水和肥料的增加以及耕種技術的改良,都大有關系。但是,無疑地,品種的改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5.合理的密植(密)。解放以來,密植(即是下種很密)看來已成為多年來爭辯的問題。本來合理密植大致如此,在合作社和公社開始將很差的農地改造為多產的土地之時,農民們仍然傾向于播種密度低的種籽,這種種籽在舊的情況下,是適合于稀植的。而新田水多,肥料多,又有高產量的品種,是可以頂得住密植的。因此,采取新密植以取得高產,乃變成重要的事情。舉一個例,西溝在過去,每畝地只能種一千六百至一千七百粒谷,現在農民使用新品種,每畝地可種二千五百粒。舊的本地高粱品種一畝只能下三百至四百粒種籽,現在他們用雜交種每畝播下六千至八千粒種籽。

  甚至于在舊情況之下,密植也往往增加產量。但是,得不到特別多余的種籽。因為人民得將多數的谷類用作公糧,藉以活命。五十年代的情況已有所改善,每年有較多的余糧,可以作為下年作物的種籽之用。因此,密植決不是其他技術的附屬品了。

  作為一種增產技術,密植顯然有其限度的。由于條件改善,每根稻長得大些和結實些,田里就需要更多的空間,因而產生了另一種相反傾向。即在某些情形下,下種太密總產量反而開始減產。有證據顯示。在中國某些地方,密植的熱情弄到無法控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北京周報),討論了大寨大隊有關密植議案的不同意見,這是一個有趣的例子,說明在中國農民眼里,科學實驗已受到尊重。

  去年發生玉米應不應密植的問題,抑或使它有較多的空間。幾年以前,答案將是前者。但是,現在意見不同了。有人說。在我們土地很少時,密植當然是必要的。現在,土地較肥沃了,植物生長得太大太密,不容易得到空氣和日光,產量定然要受影響。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就提了這樣的意見。

  可是,另一個黨支部委員會委員不同意別人對他的意見的挑戰,在春天,他在陳永貴的實驗地隔壁,種了他認為用最好方法種的玉米。他那塊土地上的穗子,長得小小的,莖是單薄的,葉子是稀疏的。人們預料(他的)種植失敗。但他不肯承認失敗。他想,“穗子是小了些,但卻比較的多。誰知道到頭來是誰贏?”秋收到了,他那塊地和陳永貴的一樣大,卻少收了一百斤。最后,他信服了。

  6.保植(保)。西溝人民對待作物的保健,恰如他們對待人民的保健一樣。他們強調及早偵察病蟲害,這樣,才能防患于未然。夜間在田里設置燈光陷阱,作為對付蟲害的主要武器。害蟲被點亮的燈光吸引,落到一個水盆中溺死了。殺蟲藥也有些用處。然而,有人說DDT效用不大。他們現在改用其他的混合物。

  7.革新農具(工)。將現代工具和機器推廣到中國農業的必要性,是網賭被黑的名言之一。毛氏說,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這句話的意思是,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跟城市工人一樣,及為大規模重工業建設一個農業基地。只有在耕作上實行使用機器,這兩個最后的目標才能達到。

  集體耕作的發展與農業工作機械化二者的關系,是五十年代毛氏的支持者跟劉少奇的支持者嚴重分歧之點。劉辯稱,“只有工業國有化,才能有大量機器供應農業。也只有到那時候,才能將土地國有化和搞集體農業。”這個思想已被稱為“機械化先于合作化”。劉主張,非等到能獲得機器,不應該鼓勵或甚至準許農民集體化。反之,農業經濟應當任其屬于私人企業范圍。

  毛氏強烈反對劉的立場:

  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網賭被黑的工業化和網賭被黑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

  毛氏稱,要不然,農民走向小有產者之自然傾向,將使農村再分化為剝削與被剝削階級。這將推遲農業生產的發展,阻塞原料的供應,妨礙大工業的努力,從而破壞網賭被黑國家的基礎,使長期農業機械化為不可能。

  經過毛氏在觀點上的堅決斗爭之后,贏得了黨的支持,并通過合作社和公社的組織,累積了購買機器所需要的金錢。用這個方法,使集體化先于機械化。而農業中國的人民,變成“日益共同富裕”。毛與劉的幕后沖突一直到文化革命,大家才知道。中國人有關此事的說法,(包括上面的引語)已經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表,即《中國農村之兩條道路的斗爭》。(一九六八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刊印)

  西溝大隊的機械化,現在是六臺拖拉機(一臺六十匹馬力,一臺四十匹馬力,四臺十匹馬力)和兩輛卡車。解放前及合作社時期,人民須將所有的東西,用扁擔挑著,沿著窄狹的小徑走著。現在,他們的卡車在山邊公路上行駛著,這是大躍進期內修建的路。過去使用牛耕田,犁一兩吋深都不容易。現在,他們的拖拉機,可以犁到八吋至一尺深。他們并推廣機器打谷,還設立了一間加工廠,將稻作物加工。一小群工人還學會了修理農具和機器的技術。大隊甚至還能夠自制電動馬達。郭在總結他們的成就時說,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們可以說,“我們已做到半機械化”。

网赌被黑  8.田間管理(管)。回到紅星公社時,我們的東道主孫君告訴我們。良好的管理是成功地防止去年天旱最壞影響之一個重要的因素。如他所說:

  ……由于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及網賭被黑的領導,我們對行政管理已很重視。(指在基本建設和水利工程方面),要不然,我們會受天旱的苦。我們中許多人如果在舊社會的話,會變成乞丐。但去年并沒有那樣。有些大隊實際上還增加了谷類的收成。這是因為勤勞和良好計劃之故。我說過,有些(大隊)的谷類是減產了。這顯示出,組織工作是很重要的。

  在西溝,農民對長期計劃的重要性的掌握,甚至有更清楚的認識。并與密切注意日常細節相結合。所有的田都有播種,甚至于最細小和最偏遠的田。每一坵田都利用了它的特點種植作物。不管是有日光或陰地、濕地或干燥地等等。特別密切注意種籽有無不良的跡象。偏遠的田也和附近的田一樣,受到密切的注意。長期計劃就是這個意思。大隊的人也談到“百年大計”。這包括他們在造林、水利、動物畜牧及其他方面的努力。在我們研討造林計劃時,這個計劃的規模如何,將變得更清楚。西溝人民在指出全國的繁榮是他們工作的指導原則時頗引以自豪。他們說,“我們身在大行山脈,但放眼全世界”。

  就這樣,結束了我們對西溝科學農業成果之全面的考察。為方便起見,最好把它包括在八字憲法范疇以內。順著郭的八點敘述,我們就跟西溝科技人士討論該組的機構問題。我們在談話和聽話之時,我們的東道主不時將我們玻璃壞的冷茶倒掉,重新將熱茶倒進去。

网赌被黑  現在,郭再次首先發言:為了應付研究工作的需要,我們在大隊里組成了一個科技小組,在每一生產隊組織了一個小組。我們在大隊小組進行實驗的科學工作。生產隊的各小組作為農民的先進模范。向他們顯示:如何做科學上的各種新技術。

  我們的小組是按我們所稱的三結合原則組織起來的。它包括生產大隊的主要成員,有經驗的老農和青年人以及從縣里來給我們幫助的技術人員。

网赌被黑  每一個小組也都有三結合,即英明的領導人、有經驗的農民以及我們所稱的本地技術員。有些田,我們是為實驗而種植,有些田只是為了示范,這樣,我們的成員,即多數的農民,都可以參加這類的活動。

  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科學的成果為人民服務,并且全體人民可以管理科學工作。

  我們問誰真正是大隊科學組的成員,及全組一齊來協助搞研究的情形。研究組有七個成員,是大隊革命委員會推選出來的。一個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郭)負有監督大隊科研的特別責任,他自己也是小組的成員。另兩個小組成員(他們未出席我們的會議)是大隊黨支部副領導人。這三個人構成三結合的主要成員。是因他們的行政經驗和生產責任而被選出來的。

  小組第四個成員是一位老農民技術員鐘復興(譯音)。他之被選出,是因為他在過去生產上具有多年的經驗。第五個成員章明昭(譯音)是個屬于第十生產隊的青年(本地技術員),他之被選出,一部分是因為他具有科學的學術知識。本地技術員負責總結小組試驗品種等等的經驗,再把這些經驗帶到大隊小組,引起小組的注意。然后,大隊又把小組的工作和經驗帶到生產隊的小組。中國人叫這是群眾路線在科研上的一個例子。所謂群眾路線,即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小組的另兩個成員是一個青年婦女和一個青年男子(他們兩位都不在場)。但較早時我們參觀學校細菌肥料廠時,遇見過他們。

  談話于是轉向夏姍蕓(譯音),她是縣實驗站的女技術員。我們問她可否將站里及其活動的情形,以及她跟西溝人民的關系談談。以下就是她所談的:

  在我們的科技站里,有九個工作人員。負責普及我縣的科技工作。我們中有四人是農學院畢業生,有四個是農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另一個是一位在農業方面工作多年的老年人。

  我們花了大部分時間在農村貧下中農中間,并且跟他們進行科學研究及普及農業科學和技術。

  我們依據不同的氣候情況,在農村四個地點呆了下來。第一個地方我們認為是一個較暖的地方,那是沿河岸一帶。另一個地方是我縣最冷的地方。第三個站是有著黃土的小山區。第四個地方即是這里的西溝生產大隊。

  我們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農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縣外向其他站和農村學習。我們還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總結我們在縣內的經驗。現在,我們從四月到十二月……呆在鄉下。十二月以后,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站里。從四月到十二月,有些時間花在去開會以及向別縣學習。我們在參觀和會議的時候,我們學習全縣所取得的先進成果。當我們回到這四個組的大隊時,我們與本地人民聯合起來,做些科學實驗。

  參觀與參加開會并非向別地學習之唯一方法。有時大隊組中的技術員也跟我們在一起。所以,當我們回來時,我們可以一起做某些科學實驗。每年我們在縣里開會一次,其時間或在冬天,或在春天。技術員,科技組的成員參加這類的會議。

  比方,我的職責在推廣改良的較好的谷類種籽。這些種籽都是研究所培育出來的,我們只是依據我們本地的情況,做某種實驗,以推廣這些改良的較好的谷種。在第一個階段我們介紹它們,然后和全大隊及這里科技組的人一起來做育種、造種及普及這些較佳的種籽。

  比方,我自己和這里的各組做科學實驗,也參加體力勞動和生產,這樣也可以嘗試增加我們的農業知識。我們逐漸把在學校得到的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

  西溝這里的人民辛勤工作,把這些地區改造為耕地——我向他們學習,我可以應用我在學校得到的知識,同時,我也可以對我的祖國做出貢獻。

  我應當說。我已經做的,只是一點點的工作。我要盡最大努力改造我自己。所以我今年決心留在這里跟這里的貧下中農進行實驗。

  夏姍蕓的談話,使我們對于縣實驗站如何使全國科學研究成果結合本地農業工作有了一個輪廓。值得一談的,是西溝有一個女性“縣代表”——其性質最接近美國的社會任務。

  我們繼續跟郭與王如森(譯音)(林務員)討論大隊的造林工作。關于這方面的情形,我們將留待稍后再談。在我們散會時,我們說,我們也高興嘗試一下,回答問題。他們便熱忱地問及美國新改良的種籽情形。我們感到尷尬的是對這方面的知識完全缺乏了解,因此,只好糊里糊涂應付一下,把某些作物在遺傳上(或發生上)極具一致性的問題跟各種具體作物疾病扯在一起,胡謅了一番。然后我們記起,我們團體中有一人曾帶來兩本最近的朋匹(Burpee)種籽目錄給中國人民。我們問他們有無興趣看看這種目錄。他們微笑點頭,表示想看。我們便拿出來給他們看。這是我們在中國最有趣的時刻之一。老農、縣代表、林務員以及其他人,圍站成一個圈子,一頁頁地翻著目錄,看到那些習見的和不習見的菜蔬和花卉畫圖都叫了起來。

  這時,雖然已經很遲,該小組仍迅速要求我們去看看大隊的實驗站。

  這引起了一個小小的問題,因為此項邀請顯然出于一時的高興,使我們的吉普車司機毫無準備,按了五分鐘的喇叭。我們的東道主有一點手忙腳亂。最后,我們終于走上到實驗站的道路。實驗站是一座小小的單層樓房,屋后是一個有磚墻的圍場,看來是本地的谷倉。我們的東道主為了讓我們進去參觀,并開了大門的鎖,然后我們經過一個院子走回頭。院子里裝著大圓筒形的露天谷倉,從這里可達實驗站。該實驗站成立于一九六四年,站內有一個狹長的房間,房中間擺了一張桌子和幾張做實驗用的工作枱。工作枱靠著墻壁排列,一直排到房的兩端。在一張工作枱上擺著谷穗,以表現大隊在雜交方面已取得的成果。在房尾的工作枱上,放著兩三架顯微鏡。在房的一個角落,放著一具普通的實驗用的烤干爐。他們用這個爐子來判定土壤的溫度。實驗室還有一具測量土壤酸性或堿性的儀器。在室中間的桌子上,在塑膠袋中放著綠色粉末樣品,據說是一種植物荷爾蒙,可以增加每畝的谷類生產三十五斤。還有一種白色除蟲草藥粉末,用來殺除稻田中的雜草。我們分辨不出這些樣品是2,4—D抑或是2,4,5—T。那里的任何人都不熟習這兩個名稱。房間的墻壁上掛滿了各種害蟲生命循環圖。在這些圖表正中間,懸著網賭被黑的一幀肖像,肖像中的網賭被黑在農業陳列品中間望著我們,頗有親切之感。在毛像的兩邊,掛著他的兩句話,一邊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網賭被黑”,另一邊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西溝大隊科技組很自豪地向我們顯示,他們的小站和老農老崔似乎最足以自豪。當我們在站里走著時,他滿面笑容,在我們走進吉普,準備回到我們的住所時,他給我們一個溫暖的告別。我們都熟讀了歷史,知道在中國的舊農業社會,幾乎所有的學者都產生于地主家庭。系統的知識為富貴人家所占有。農民大眾生活于愚昧和貧困之中。學者的成就,建立在老百姓的經驗上面。但是,老百姓很少從學者那邊取得什么。現在當我們在說“再見”,登上吉普的時候,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老農,穿著黑色的家常便服,他在過去曾取得學習管理自然規律的權利,今天他把他自己學到的知識用到為人民幸福服務上來了。這是我們與管理西溝科學研究的人會晤之一個愉快的結束。

  西溝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許是大隊的造林計劃。我們在西溝的第一個下午,參觀了這個計劃的一部分。參觀時間恰在我們訪問了大隊最高層人物李順達的舊居之后。橫渡了窄狹盆地的一條干枯的河床,我們的東道主帶我們到俯瞰大隊的山上,那是從李的舊居開始。后來才知道李順達領導大隊的歷史,曾跟造林計劃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在我們敘述之前,讓我們先介紹李順達這個人,他是西溝一個主要人物,是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也是中國網賭被黑中央委員會委員。

  李出生河南省林縣一個貧農家庭。在我們去西溝的途中,我們曾在林縣停留過。他的家庭負債累累,迫得把他微薄的一畝半的土地交給了本地的地主。之后,他的父親離家去做建筑勞工,替在山西省的國民黨軍隊蓋房子。最初,在爭取付清拖欠工資的斗爭中,他父親被毒打死了。同時,全家逃往西溝。在西溝靠牧羊勉強維持生計,且以野生植物充饑。他們租了五畝半的土地,但在一九三二年一場天旱中,作物大部分失收,僅余的部分也給地主拿走了。為了活命,他們只得將李的姐妹出賣。

  一九三七年紅軍來到西溝地區。第二年李和其他五人在偏遠的一個山洞中開會。成立了網賭被黑支部。一九四二年另一次天旱,李家與其他六戶貧農組織互助組,開墾土地,共同耕犁。(所有各戶,都沒有拖曳的牲口)他們的努力,結果獲得兩年的豐收。一九四四年李當選為“一級勞動模范”,互助組被稱為互助的最好范例。在抗日戰爭時期,西溝人民打了日軍十八次。日軍兩度浸入西溝。第一次日軍殺了幾個人,并劫走了一切東西。這件事情教訓了人民武裝的重要。在日軍再來的時候,人民得到黨的幫助,已將自己武裝起來,他們在李順達的領導下,擊退了日軍,并有許多死傷。

  在一九四九與一九五一年之間,網賭被黑接見了李三次。并鼓勵他領導山區的改造,把山區變成“網賭被黑的新農村”。一九五一年李領導組織一個農業合作社。第二年他的合作社獲得了豐收,得到農業部的金星獎。但是,我們聽說,在一九五三年本地負責人,走劉少奇路線,出面干預,試圖將合作社改回互助組。李反對這種作法,拒絕屈服,所以,西溝合作社仍堅持下去。有些鄰近的合作社則圖倒退。但李在跟他們談話中起了重要作用,把他們拉回正確的道路上來。當一九五五年網賭被黑寫下了下面一段話時,李的看法得到了印證。毛氏寫道,有關李順達領導的太行山的合作社,三年來已發生了大變化,一個貧窮的山區可以這樣做,為什么別的地方不能做呢?

  造林計劃開始于一九五三年,是在合作社斗爭中搞起來的。李順達和蘇大來(譯音)(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勞動女英雄)領導一些合作社。社員在光禿禿的山邊種了三百畝的松樹和柏樹。在這項植樹行動開始之前,有過很多爭論。許多年紀較大的人爭論說,種柳樹和白楊好些。因它們長得快些,并且對生產有好處。他們說,“松樹長大要一百年,柏樹要一千年才能長大。”他們結論說,如果種松和柏,他們寧愿休息,不愿在這個時候植樹。但他們的意見,遭到別人的反駁。有人指出,柳樹和白楊,是需要水的植物,在干旱的山邊根本種不活,并說,松柏可以生產較多有用的木材。另有一些反對者則認為西溝山上根本不能植樹。他們爭辯說。如果可以種植,我們的先人老早已經綠化了這個地區。總之,有紀錄的歷史都顯示,這些山都是光禿禿的,而在解放的時候,甚至連草也極少生長。

  第一年植樹的結果,看來是反對者的意見對了頭。長出來的樹,大約只有預料生長的百分之十。縣里來的人到了西溝,嘲笑李順達,說李真有兩手,“種了三百畝的樹,卻只有一棵樹長出來。”顯然,這個人是反合作社的一位代表。李則駁他說,活了百分之十,不算慘敗,至少顯示出:斜坡上是可以種樹的。他于是鼓勵人民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并分析挫折的原因,然后再向前邁進。

  為了這個目的,大隊派了一位社員去學習有較多植樹經驗的其他合作社的經驗。他們學了一些經驗。有一項經驗是;要造林成功,必須把植樹地區隔離起來,因為吃草的動物會吃幼嫩的樹苗。在西溝本身,農民們則去植樹地區調查植樹成績很壞的原因。他們發現,多數的種籽種得太深,無法發芽。或者就是種得太淺,發出的芽被太陽曬死了。同時也發現,許多的樹芽被鳥類和昆蟲吃掉了。所以,他們認為問題不在難以克服的地質情況,而是因為缺乏經驗,對種植工作的管理不對頭。

  西溝人民獲得了這些資料之后,便于一九五四年再嘗試植樹。這回是在雨天進行的。謹慎地將種籽置于中等深度之間,并用棍子和石頭圍著,以防被昆蟲、鳥類啄食,并防日曬。這次是成功了。自從一九五四年以來,西溝人民已經在四個山坡土地上,參加了一萬二千畝的植樹造林。十二個大隊生產組,其中一個組把全部時間,用在造林方面。一九五三年以后這些年,樹林已經建立起來。許多人承認,在第一次努力期內,他們并沒有成功的希望,只不過隨意播種,所以弄得成績很壞。一九五三年播種過的地區,不再下種了。那幾棵稀疏分散的松樹,留下來作為大隊歷史一個重要插曲的紀念罷了。

  以后幾季種的松樹,現在已長成十至二十英尺的樹。樹下面地上鋪著的松針和野花及其他小植物,已開始在林地上扎了根。第一天,我們跟我們的東道主,在窄狹的叢林小徑上走著時,我們可以穿過松樹看到山溝另一邊的斜坡,仍然是光禿禿的,一片褐色,恰跟青翠欲滴的松林成一尖銳的對照。我們發現:這是有意如此的,是大隊“百年計劃”之一個完整的部分。綿羊和山羊是大隊收入和肥料一個重要的來源。在造林的過程中,它們不能在地上吃草。因此,大隊只在北面的山坡造林。讓南坡留下來,因南坡有較多的日光和較厚的草,可以供牲口吃食。過兩年在舊造林區的樹就會長高長厚,足以抵抗綿羊和山羊的咬食。那時候就可以容許羊群在樹林中吃草。然后再逐漸將南坡造林。在三十至四十年一段期內,牲口吃草和植樹造林將在斜坡之間交換進行。

  現在,大隊每一戶人家約有三十畝的松樹和柏樹。(每一戶有兩千多株木材樹),以現金計算,這些樹約值人民幣一萬元。(約合五千美金)五年間每人的木材價值將增至一萬人民幣。工廠工作,在中國一年有一千元人民幣的工資是高工資了。這表示出是一筆巨大的資金積累,是很大的集體經濟成就,也是一項重要的國民經濟成就。因為這個國家在解放初期,遺留下的森林資源,是極其有限的。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國的土地只有百分之八是有樹木的,而蘇聯有樹林的土地占百分之三十四,美國有樹林的土地占百分之三十三。

  西溝除了種植松樹和柏樹之外,該地人民已種了約一百萬株的小樹苗。其中包括沿河岸及峽谷一帶的柳樹、白楊和刺槐。此外,更種了很多的蘋果和栗子。現在,每一戶平均有二百棵“干果”樹(例如栗子和棗子),并有二十多株蘋果樹。在西溝,一向是不種蘋果的。李從北京回來,首先帶回了東北蘋果樹苗。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實驗顯示,當他們把蘋果樹苗嫁接到一種本地的樹種時,蘋果長得最好。根據這一實驗,大隊就大量種植蘋果樹。現在在山溝上已種了三百畝的果園。并在山邊種了二百畝。每年,他們收獲不同品種的蘋果十七萬斤。

  我們懷著一種滿懷喜悅的心情離開西溝。那里的人民在極其不利的地理環境下及一向貧窮和沒有文化的情況之下,建立起他們的“網賭被黑農村”。他們已取得相當的繁榮,而在革命前卻是十年九失收,以前沒種一棵樹的地方,如今卻有了森林,而且把一條多石的河底,變成了良田。

  西溝的人民仍然是農民。他們在土地上工作,多數用手,住在簡陋的房子和窯洞里。但是,這些在革命前已經將近淪為行乞的農人,現在深深地和真誠地感覺到,他們已把科學的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們懷著對前途的樂觀和信心,把科學和技術用在工作上面,在他們自己的經驗和能力上,打下穩固可靠的基礎。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西溝人民看來并不孤單,甚至他們的成就也并非不尋常。我們在介于安陽、林縣、西溝和河南省會鄭州之間的山西和河南省的一部分,一共行車了(吉普和小型長途汽車)十五個多小時。我們趨車至每一個地方,我們都看到可以跟西溝相比的成就,如灌溉工程,新房子、保持得好好的看來繁榮的農村,以及分散在農村四周的小工廠。而且到處的人民走起路來都和西溝農民那樣的具有信心。西溝是一個模范大隊,但它是反映中國農村偉大成就的一個樣板。

  

三、工業方面的科學研究

 

  在上海工業展覽館中,我們對中國將科學應用于工業方面,獲得了初步的認識。這是一個一年到頭都開放的展覽。展出中國工業技術上的成就和進步。我們參觀時,看到了各種工作模型和產品。產品種類很多,從上海重型機器廠工人設計和制造的一萬二千噸水壓機到手提的十六毫米的有聲電影放映機,都應有盡有。這種手提放映機,可以在缺電的農村地區,用以腳踏車作動力的發電機來發電。新型汽車、卡車、拖拉機和建筑設備,擺在精密電器、電子顯微鏡和醫療器械的下首邊。紡織機和包括人造纖維、玩具、手工藝品和樂器在內的消費品也有展出,對我們來說,這是很動人的一課。生動地顯示出,中國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內,從一個半封建的落后國家前進的程度。

  我們的向導提醒我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中國人擁有的工業工廠是很少的,并且是由歐洲人或日本財團設計和建立的。而且在二次大戰大部分時間內,這些工廠都在日本人手里。解放以后,中國曾大量依靠蘇聯設計和技術援助。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七月蘇聯突然終止一切援助為止。幾乎是一夜之間,不僅必須接管所有的工廠,而且必須訓練一批技術人員和產業工人。我們親眼參觀的展覽館,是中國人應付(蘇聯)這種挑戰之成功的證明。

  但是,展覽館不止是向外國參觀者顯示自豪而已,也是使中國人民從展出模型中進行具體的和特殊的學習之一種方法。來自全中國各地的工人、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都來學習技術上的新發展,以便回去把新技術應用到他們的生產單位上去。展出品的本身,是由原制造或使用工廠的工人來充當職員,向參觀者表演及解釋機器操作過程。在這種方法上,展出好似一個導管。通過這個導管,使技術的進步盡可能迅速地傳到一般人中去。

网赌被黑  我們到其他工廠的參觀,看到了中國工業不同的方面。在北京第三紡織廠,我們參觀了居住區,看到了工人和他們的家屬怎樣生活。我們也獲悉了有關工業衛生和保安問題之某些事情。上海電子化學廠強調生產上廢物之多方面的利用。我們參觀上海的科技交流站,這給我們另一個機會看到技術的知識及其應用如何在中國人民中間傳播著。(上海第二低壓電工廠雇用了多數盲人和聾啞工人。那里的工人對我們說及他們殘廢人在工業以及在中國一般社會中所起的作用。)

  上海機床廠

  上海機床廠因其在教育上的成功、及其調動工人在技術革新上的積極性的成功,曾有人建議將該廠作為一個模范工廠。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網賭被黑在人民日報上發布一個有關教育改革的重要指示:

网赌被黑  ……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我們在一個星期天下午到市中心的郊外參觀了這個廠。上海比我們所見過的任何其他中國城市更像一個西方城市。上海不像北京街上,沒有拖馱的動物。汽車和大卡車充斥道路,加上大批的腳踏車。我們的車子從歐洲人修建的市區經過。這部分市區有大型的石頭建筑物,車子也駛經有兩三層樓房的住宅區及有鋪面和招牌(很多招牌用習見的羅馬字)的購物街。黃浦江旁有一條寬大的叫“外灘”的行人道。黃浦江中的商業交通很忙,有大貨船和小輪渡以及帆船。在我們離開市中心區時,街道變得更寬,而建筑物則變得較小。不時見到空曠的空間種著農作物,并有小橋架在溪上。最后,車子從一塊大布告牌旁駛過,穿過大門口,駛入機床廠的中心。

  我們正處于一個蜿蜒的工業建筑群的中心。這建筑群延伸至好多畝。它包括大型棚式建筑物,其中放了成排的機床和金屬工作機,以及辦公大樓倉庫、煙囪和一個水塔。所有這一切建筑物,都散布于翠綠樹林、道路和行人道中。

  上海機床廠專門制造精密磨床機。這工廠是從一個小農具制造廠發展出來的。那農具廠是抗日戰爭以后,用聯合國的救濟經費建立起來的。最初是制造簡單的農具。現在在十個工場中有六千工人,男女工都有,制造最先進的機床。中國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一星期工作六天。選擇星期天休假的比其他任何日較多。但是,在一周內其他各日,公園和文娛場所仍有許多游客。

  我們參觀了一個完全封閉的地區。其溫度的控制是為了制造高度精密零件。大的發亮的軸和螺旋輪,在螢光燈下工作著。在低層建筑物內另一地區,我們看到了各種的設備在使用著。高架起重機、大型平床磨機以及各式車床。在這些工廠建筑物的相互間,還設有儲物室,并種上了樹木。在這地址的其他建筑物,有會議室和辦公室,磨床機械研究所,工人子女托兒所和病傷工人療養院。

  在我們參觀時,我們跟廠革委會委員周志梓(譯音)談話,他描述了工廠所做工作的性質。他對我們說,“我們強調主動、獨立和自力更生”。該廠已設計并試制了二百五十多種磨床。周說,“文化革命是推動生產的一股大力量。自從成立設計三結合小組以來,已經設計了逾百種的磨床。”

  自從文化革命以來,三結合觀念已經變得更重要了。并且已在很多方面應用。它的意思是把任何情況中不同的因素拉在一起,而成為一體。我們所見所聞的不同因素的結合,是老中青的結合,是干部、人民解放軍的結合,及研究、生產、教育相結合。不論何時碰到了一個問題,就應用三結合的概念來解決。機床廠把它的人力資源,集中于包含工人、技術人員和干部在內的小組里。干部這個名詞在中國是指某人當權,或者是一個政治組織者,或者是一個經理。它指的人,我們叫作行政者。另外就是網賭被黑員,后者的主要責任是屬于政治的。

  上海機床廠之單獨被挑出來作為工業模范,是因為該廠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訓練計劃搞得好。本來,那種訓練是在三結合小組以內做的。但是,自從網賭被黑的指示之時起,已在廠里發展出新的訓練方法。這方法是透過機器磨床研究所。因該研究所是負責發展和設計廠里的新機器的。據對我們解釋的人說,為了研究所擔任的每一個研究問題,成立了一個工人、技術人員和干部三結合的小組。通常參加這些小組的工人向研究所申請作某項研究,再由研究所的工人同事和領導加以衡量。他們多數有過七年以上的經驗。在所里再經過了幾年工作之后,他們便變成技術人員。他們的訓練由小組里的富有經驗的技術人員加以監督。小組里的干部組員起的作用是屬于組織方面的。對設計過程提供執行上的經驗,在小組已解決了特殊問題時,小組即予解散,再成立一個新的三結合小組,研究另一個新問題。

  技術人員也在“七·二一工人學院”受訓。這是在網賭被黑指示之后的兩個月成立的。它是一個三年結業的技術學校,是訓練工人——技術員的。這種人大致相等于我們(美國)的工程師。在我們參觀時,我們看了工人學院兩個班。一班是水力班,另一班是磨床機器機械學。兩個教室的黑板上都寫滿了復雜的數學方程式,是用習見的羅馬數字寫的,還寫上數學符號,并穿插了圖解及中國字。在我們看來,正在研究的教材,相等于大學高年級或初級研究所的水平。班上約四分之一的學員是婦女。看來大約是和工場女工人數的百分比一致的。在我們參觀時,恰好有五十二個學生剛畢業。另一組九十八人是屬于二年級。其中有四十人來自上海其他機器廠。

  像研究所的選擇研究工作一樣,工人學院的入學是由申請人的同廠工人和領導人決定的。申請入學的工人多過學院所能容納的,因為班上人數受教師人數的限制,也受教室和宿舍面積大小的限制。入學的資格,必須工人受過初中教育,并且至少要有三年的實踐經驗。年齡須在三十五歲以下。我們聽說,目前學生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六歲,有八年的工作經驗。

  在工廠中,跟我們談話的一個人丁綠珠(譯音),她是個年約三十多歲的婦女。在入學院當學生之前,她曾經是個車床工人。她申請入磨床機研究所,先由她的同工和領導方面加以考慮,然后獲準入學。她告訴我們:

  在文化革命前,我不可能入研究所,因為我是一個工人。那時,只有知識分子才能進研究所。我對于研究工作曾有過困難,特別是理論方面。我申請入學院,目的在多學習一些東西,以適應黨的需要。

  丁綠珠像其他的學生一樣,寄宿在學校宿舍。她的孩子跟她的丈夫和已退休的阿婆住在一起。她在校期內,仍獲得正常的工資。在完成了學習課程之后,她將回到工場做設計工作。大約仍將跟她學習之前所得到的工資一樣。工人學院中一位年紀較輕的學生——工人對我們說,他曾申請入學,這樣可能使他“為網賭被黑而做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不是為了更高的工資。”在學院里的學生,每月的工資是四十二元到八十元人民幣不等。(一元人民幣約等于五角美金)在工場里的工人,工資從四十二元到一百二十四元人民幣。平均大約是每月六十八元人民幣。技術人員的工資有在七十元人民幣以上的。有少數甚至每月賺一百多元人民幣。有少數技術——工程師每月賺二百元人民幣以上。

网赌被黑  在中國,工資的差別,據說是根據工作經驗。最高的薪水諸如機床廠的工程師的薪水,似乎至少照文化革命前一樣。年紀較大的高工資專業工人或許仍支原薪。但年紀較輕的專業工人看來所賺的工資跟正常工人一樣。在生產工人中,工資也依據經驗和生產力而有所差別。

  工人學院的課程,包括機械學和機械理論、數學、電力學、水力學、磨床機器設計和英文。我們的東道主說,這些課程是從基本理論及一般機械工程學概論開始的,然后再進行典型磨床機的制造,較高水平的理論研究。最后,則進行完整機床之個人設計和制造。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仍做生產工作,以保持跟工場的接觸。據描述這是理論結合實踐,并使兩方面的水平都提高之一種方法。

  學院每天的作息時間表,包括六小時上課、一小時的文娛、及一個半小時的晚間學習。教學人員有二十位來自大學的教師和三十多個工人——技術人員。我們聽說,學院的教學質量跟大學一樣。至于大學,自從文化革命以后,入學學生來自工廠和公社,非直接來自中學。機床廠的某些工人已經進大學受訓,以便成為技術人員。

  除了“七·二一工人學院”之外,機床廠還有教育活動,不過與訓練技術人員無關。有一間“七·二一”業余學校,在六千工人中,有一千工人上這間學校。他們于工作之后,每星期上課兩次,學習政治、技術和文化,在班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時事。另有一個部分時間的政治研究班,主要供各組的領導人學習的。據描述:工廠里所有的工人都參加某種形式的政治學習。

  鄰近學校的中學生跟他們的老師來這間工廠實習,有時,時間在一個月以上。在實習期內做生產工作,并出席由廠里工人擔任教學的教課。大學生也同樣來機床廠做工和上課。一間辦在工廠里的技術中學,在文化革命期內停辦,但在市政府要求之下,后來又再辦下去。學生在學三年,有兩年的時間,花在班上學習與實習工作兩方面,各周互相輪流,最后一年則完全實習。學校有它自己的小工廠、制造車床零件,不久則進而能夠制造整個磨床機器。

  衡量上海機床廠的一個方法,是衡量它的出品的量和質。同時要聯系到它的投資和人事來衡量。另一個方法是要考驗它的技術人員的技術。它的技術人員一半以上是受過上述我們所聽說的那種方法的訓練。這些的評價須由機床方面的專家來提供。我們只能把我們東道主之一、廠里革委會的周志梓對我們說的話報道出來:

  仍然有缺點,缺點并未包括在你們所閱讀的工廠小冊子中。但我們要提及缺點,以說出一個真實的觀點。在我們的工作中,自動化并不那么高,所以,我們的效率也不那么高。我們可以制造逾六百種機器,但我們在管理我們的廠方面,缺乏經驗。因此,在月初有時事情組織得不好,因而,制造的質量降低。我們的教育方法也仍然是實驗性質的。

  但是,評判一間工廠的效率,不應當只是把它作為一個生產單位而評判其成功,而應該看它對整個社會所發生的影響。這將包括考慮這類事情諸如在做出廠內外兩方面的決定時涉及生產工人隊伍的參加。

  在上海機床廠,我們感覺到,這個廠除了是個生產的來源之外,也是一個教育機關。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的訓練對機床制造是息息相關的。而告訴我們有關廠的管理之技術方面的,是工人們自己,而不是經理或宣傳人員。跟我們談話的中國人認為這個廠不僅對制造社會需要品很重要,而把它作為學校以學習管理社會,也同樣重要。

  接受工人的建議與批評,這雖不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這種態度看來是他們思想中心所在。并且這么常聽到的兩句話反映出這種思想,那就是,“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動力”及“科學是勞動人民的經驗的總結”。機床廠的計劃是認真企圖把這種思想付諸實踐,促進普通工人的積極性并創造一支技術力量。這支技術人員并不認為他們自己跟工人有何不同。在我們停留中國期內,我們的東道主一再提到文化革命前和這個問題有關的事情。干部不聽取別人的建議——或許藉此以增加他們的權威,技術人員自以為了不起——往往藉此以掩飾他們的無能,多數工人對這種情形則熟視無睹,一聲不響。當我們聽到中國人談這些情況時,我們評論說:這倒很像我們(美國)國內的情形。這也顯示出對另一句廣泛使用的話之部分的解釋。這句話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我們閱讀了“努力建立一間網賭被黑的工科大學”的小冊子(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對于中國人如何批評他們自己的教育計劃,總算有了一個概念,這本小冊子包括一九七〇年在上海舉行的一個小組討論的副本。一位參加小組討論者是王紹東(譯音),他是一個工人——技術員兼機床廠“七·二一工人學院”黨支部書記。在小組討論期內王描述了工人學院學生的不正確態度。有那么一些學生說,他們被派入學院學習,主要的任務在學習設計。往往他們的態度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影響。這種教育路線是將書本學習和實際經驗劃然分開,因而強調書本學習。也有些學生的態度,過于重視別的方面。王說,“有些學生首先想到,如果他們通過實踐學習,他們應當回到工場,而不應當上學院。”組織了這些的討論,是在幫助他們了解“為誰學習”(中國人的答復是為人民而學習),從而學生們逐漸了解學機床設計這一基本的任務。

  據王說,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工廠中某些工場只想到他們自己的部門,不愿派最好的工人來上學,有人在會上建議,貼大字報,批評本位主義的人。因為他們不了解工人真正的學習愿望,并且眼光短淺,對長遠利益,視而不見。”不愿繼續學習的工人,應當鼓勵他們繼續學習,并學習繼續革命的道理。

  小組討論了成立新教育計劃的問題,包括工人中基本教育的需要。以及使這些計劃適應現存教育制度的執行方法。但是,多數時間都花在改變工人和教育者雙方態度上去了。

  在這場討論中,有兩點是值得在這里提及。強調工人在技術方面的主動性和能力和強調工人在政治方面的主導作用。關于知識分子中間創造特別的干勁問題,在討論會上一位代表化學工程研究所(涉及殺蟲藥制造)的與會者說:

  在一個時期,我們某些同志的干勁消沉。他們認為不幸受過幾年大學教育,要不然,他們可能成為網賭被黑思想工人宣傳隊成員。他們在受過了貧下中農再教育之后,不再垂頭喪氣了。因為貧下中農是那么熱心進行科學實驗。

  這種因科學教育而感到跟其余人民隔絕的思想,從我們在國內的經驗看來,也是很常見的。

  中國人不相信,只是訓練工人成為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就會自動解決技術貴族的問題。畢竟美國多的是“自力成功”的人,他們現在經營商業或干專業工作,恰像他們的同事一樣,并且許多工人想自行創業或取得專業性工作。我們中國的東道主往往反復地說,一個工人階級的背景,并不確保一個網賭被黑的前途。在這方面,知識分子和專門人員也有話說了。滬東造船廠工人大學一位領導人說到這個問題時說:

  在學生中間,有些學生認為他們是“生來紅”,并說,他們在大學里的主要任務是求取專門知識。在要他們學政治時,他們便說,他們在工場里學政治可能學得更好。老師不敢批評這些事情,認為他們自己只是來接受再教育的。也有很多工人——學生是領導人員和老工人,因此,不管學生怎樣說,對也好,不對也好,有些教師都聽進去,不置可否。

  小冊子明白表示,現行教學上的實驗,還不曾完全成為定型。在我們參觀的時候,新計劃最多還只有四年的時間,記住這一點是要緊的。從我們有限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和中國人一樣,對于這些努力的前途是抱樂觀的。

  北京第三棉織廠

  在我們驅車從北京市中心區向東行的時候,大批的煙囪開始代替了樹木,成了風光之主要特色。第三棉織廠位于市的這個地段,廠的對街是廠的大住宅區。我們參觀此廠,給我們一個機會,看看工業跟中國人民生活方式關系怎樣,也看看他們工作的環境怎樣。

  棉織廠的向導人告訴我們,廠是一九五四年設計的,一九五七年投入生產。并說,該廠三千二百臺自動紡織機和八萬七千臺紡錠,都是自己設計和安裝的,并無外國援助。現在的生產水平,一年是一億方公尺的棉布。廠里雇用了六千四百工人。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工人們穿的只是輕衣著,因為工作地區,溫度溫暖。這對我們從寒冷北京冬天來的人,感到驚訝。棉制工作只能在溫度和濕度受到特別控制的情形下,才能進行。許多工人也戴外科面罩,以防空中棉灰的吹入。他們用正常的步伐,從一架機器轉到另一架機器,以檢查紡織的過程。過程是從一包包的棉花中取出棉花,然后把它制成棉布。

  我們看到若干的技術革新。這種革新可與我們在西方棉織廠所習見的技術相比。在該廠的最初時期,必須先將棉花用手撕碎,然后才能把它用來制造。由于發明了一種自動混棉機,已加速了這個過程——那就是巨型的真空除塵器在棉包上滑來滑去,將棉花吸入除塵器內部加以搖動和混和。該廠還發明了另一種機器,可以將不同線軸的紗連接起來。這樣,就可以繼續紡織。而在以前,是用手接紗的。該廠還運用聰明,創造些小裝置,以節省勞力。比如一種輕便的車,可以使操作者來往于各機器之間,而不必走路。這種自動機器的使用,需要某些帶徒弟制的訓練。但訓練的時間,在文化革命之后,已從一年縮短至幾個月。

  我們曾聽說:在一九七一與一九七二兩年,各工廠貼滿了有關政治的大字報。但在我們參觀時,我們只看到少數的公告板上貼著與生產有關的文件。另外是一塊大黑板,上面寫著“向雷鋒學習”,并有一張手描的雷鋒肖像。雷鋒是人民解放軍一位模范軍人。他的一生被認為可作模范。因為他除了完成他的軍事任務之外,他還熱心學政治,并努力生產。不論他有任何成就,從不居功。我們的旅行,恰在他死后第十周年之時。在我們參觀過的許多地方,我們都見到表揚他一生的標語和評論。

  棉紡廠的對街,是該廠的住宅區。在廠革命委員會的管理之下,住宅區自成一個一萬人的村子。像我們參觀過的所有工廠或聽聞過的工廠那樣,棉織廠有診所、工人得到免費醫療。懷孕的女工得到產前的照顧。在懷孕七個月之后,孕婦被給以輕松的工作,工作時間也縮短,每周并少做一天工作。在產孩之后,有五十六天的分娩假。當假滿復工時,每天可以得到兩段特別休息時間,其時間為十四個月,以便她們為嬰孩哺乳。

  住宅區有日間工人兒童托兒所。我們在一間房間里看見有一群六歲的孩童,手拿玩具,圍坐在枱子旁邊。或者手持淺色玩具動物和卡車在地板上玩耍。當他們見到我們時,便鼓掌并用中國話說著“熱烈歡迎美國朋友”。另一群小朋友則為我們唱歌和跳舞。兩群小朋友都顯出意外的歡悅。住宅區也有小學和一間中學,是專為工人年齡較大的子女而辦的。

  在工人食堂里,我們被邀請參觀廚房。工人食堂是一個大餐廳,直接在工廠的對街。大盤的蔬菜和肉類已擺出來準備好作晚餐之用。那是供應下午較遲時分下班工人的。這個食堂一般的菜式,有兩樣菜任憑選擇。蔬菜餐八分錢一份,肉類餐一角五分一份。這里也如別處一樣,在我們參觀時,看不見什么糧食缺乏現象。一般中國人吃食地方似乎儲備充足。食品商店有大批肉類、生果、蔬菜和罐頭食物。在我們經過餐廳、稍作停留時,餐廳是空的,只有幾個食堂工人坐在幾張枱子上,開政治學習會。在冬天,這間房子每周用作放映電影一次。而到夏季,電影是在外面放映的。

  在住宅區的中央,有一個大足球場。在我們參觀的那個下午,有一場足球比賽正在進行。球場周圍并無座位,但卻有相當多的觀眾在欣賞比賽。棉織廠的足球隊連同它的籃球隊和乒乓球隊,給這個住宅地區提供了體育娛樂。也有一個劇團,叫“宣傳隊”,從事文娛活動。

  住宅區房屋,包括若干四層樓的紅磚建筑物。展開在一個大地區之內。我們參觀了一個住宅單位,包括大小房屋各一間,加上廚房和浴室。那是一個維修工人夫婦和三個兒女所住的。他們夫婦都在棉織廠工作。丈夫和妻子上班的時間不同。所以,有一人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像許多中國的工人一樣,他倆輪班工作,分夜班和日班,每人每過一星期之后有一次調班。工人組成十人到二十人一組,實行集體輪班,同時這個組也是一個學習單位。至于房租包括煤氣水電家具在內,每個月是人民幣九元二角(約合美金四元六角)。丈夫每月的工資是人民幣七十五元,妻子是人民幣七十元(兩人合起來大約是美金七十元)。丈夫告訴我們,他當紡織工人已有三十三年。十六年前從東北到北京之后,他協助開辦第三棉紡織廠,做著安裝機器和建筑住宅的工作。

  有些退休工人也住在住宅區。我們聽說,退休雖然不是強迫的,但通常是,男的六十歲退休,女的五十歲退休。婦女干部例外,她們五十五歲才退休。如果我們把這一切都集中起來——在工廠工作,孩子從托兒所到中學都入廠辦學校,醫藥照顧,食堂,文體活動——它倒像是一個獨立的城鎮。但是,我們想,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中國人說,工廠的控制權是在管理工廠的工人手里。這就是他們對我們解釋的情況。紡織廠的日常活動是受革命委員會的控制。在文化革命期內成立的這些委員會有普通工人,特別是那些非黨員的積極分子參加,由這些委員會來管理工廠及其他機構。人民解放軍的成員也被派去從事政治領導。第三紡織廠的革命委員會實行兩種的三結合:干部、人民解放軍和群眾三結合及老中青三結合。它有二十一個委員,有七個是常務委員,其余是工人代表。

  革命委員會正式受網賭被黑組織領導。紡織廠內有八百個黨員,大部分是正規工人,他們黨的職務是在他們的正常工作之外。他們分為四個支部,每個月開會一次。雖然,每星期黨員都有些黨的活動。從我們的觀察看來,無法知道誰是黨員,誰不是黨員。但是,從跟我們的東道主談話看來,從跟其他訪問者以及跟曾在中國工作過的美國人談話看來,我們對黨的隊伍的任務,形成了某些觀念。可能是黨員的那種人,類似于美國工廠內一位工會活動分子,黨員的地位被認為是一種光榮,并且預料黨員將是模范工人。所謂模范,就是早到、遲退、工作比別人勤勞,以及領導政治學習小組及出席黨的會議。在我們參觀過的工廠里,黨員約占全部工人百分之十。每一個工作組,或許有一兩個黨員在里面。當他們每周集會一次或兩次從事政治學習時,可能由黨員領導討論。

  我們特別感到有興趣的一個問題是,由于文化革命的結果,工會的情形究竟怎樣?一位工廠代表作了如下的答復:

网赌被黑  在文化革命之前,我們曾有過真正的工會。(全國總工會,于一九七三年夏恢復)。但是,他們的任務受到劉少奇路線的干預。所以,在文化革命期內,廣大工人群眾起來批評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比方,以前的工會不組織工人直接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卻利用金錢,對工人提供鼓勵,因而把工人帶到錯誤的道路上去。

  我們知道,中國的工業勞動力,在國家事務和教育方面擔任了一個重要任務。在文化革命期內,工人組織了宣傳隊,進入許多非工業機構,監視無產階級政治的實行。革命委員會一位委員告訴我們,在過去,我不知道什么上層建筑,我只知道我為棉紡織廠工作。在文化革命期內,網賭被黑說,工人階級應該對一切行使領導權。所以,我們工人進入上層建筑單位。首先是開進清華大學。

  后來,這個女委員成了進入科學院的工人隊伍中的一員。這些工人隊伍的任務,以后在有關研究和教育的各章之中我們還要再加討論。簡單地說,北京各工廠的工人,在文化革命期內進入大學,協助解決師生之間不同派系的糾紛。現在,教師和學生都到紡織廠工作,向工人學習,并接受工人的再教育。

  上海電化廠

  上海電化廠在利用工業廢物作多種用途的實驗上是第一把手。其方針在把一種原料的所有各方面變成有用產品。它用純化海水的電解方法制造氯、苛性蘇打及其他化學材料。這個廠有兩千三百個職工,被認為是個中等規模的復合體。它成立于一九五九年,初期年產一萬五千噸苛性蘇打,以及其他三四種產品。到一九七二年,已達到年產七萬五千噸苛性蘇打及二十多種其他主要產品。但是,由于生產增加,液體、氣體和固體廢料的數量也隨之增加。

  廠里一位代表對我們說,在文化革命前,這個廠是一個大污染缸,但是,因為它“走劉少奇路線”,所以很少設法處理廢料。

  農民對此表示不滿,并提出意見。但干部不加理睬,還找了一些借口來搪塞。有時,農民甚至跑到工廠里來,他們甚至吵鬧,那時,領導人只是考慮生產。工人們也曾提出合理的建議,但是,領導干部只是依靠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不理睬工人的建議。

  對我們說話的曹慶達(譯音)本人,就是這一改變的見證。他看來還不到三十歲,是廠革委會的工人代表。約在四年前(一九六八年左右),他就當選入革委會。他說起話來,有根有據,易于了解。有時,為了某項統計數字,他看看筆記簿。另一廠方的發言人是吳興圖(譯音),年紀較大,戴眼鏡、帽子,還圍圍巾,看樣子像一位大學教授。他是主持“多種用途”利用的技術人員。他引導我們參觀工廠,用興奮而自豪的神情,描述他的工作。他講中國話時,夾雜一些英語。

网赌被黑  該廠是設在一個耕作地區,離上海市區約五英里。行車途中,我們看到工廠、一排排的住屋和曠野。在我們的車子回避卡車、長途汽車和腳踏車時,則看到路旁堆積著工業物資。較新工業的廠址,遠離市中心區。新地區房屋的建立,是早期上海建設計劃的一部分。工廠建筑群,房子與設備,錯綜復雜,有如迷宮。我們參觀時,是個陰雨的日子,把這一切拍攝下來,煞是一幅大景致。正如我們在中國別處一樣,我們攝影并不受限制。

  曹繼續談廠的歷史及其污染問題。有些液體廢料和固體廢料諸如硫酸和硫酸鈣,污染了河流和損害作物,乃用堿將其性能中和,但堿本身又污染水道。有些廢氣如氯氣,從電解池中漏出時,干部曾嘗試改善電解池周圍的密封,將它控制,不使氯氣外漏,但漏氣如故。以致工人往往須戴防毒面罩進行工作,還要賠償農民作物受到的損害。直到文化革命期內,那種單顧生產指標的態度受到指責,污染問題才獲得處理。

  文化革命的結果,劉少奇路線被克服了。一九七二年澳洲記者貝卻敵參觀了這個廠,他在同年四月十九日的《衛報》上,描述了他的參觀情形,工人們對他談到他們的清潔努力,有如下一段話:

  第一步,我們派工人到田里去檢查。他們對正在造成的損害,感到驚惶。此事終將影響工農聯盟。我們便著手工作,主要是依靠老工人的知識和積極性,在三個月之內,用了一萬人民幣的投資,我們發現出怎樣把壞事變成好事。

  他們發現的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曹向我們作了如下的描述:每月產生的九萬二千立方公尺的廢料,現在已有百分之八十五得到處理了。每月二萬八千噸的液體廢料,處理了百分之七十五,每月五百噸的固體廢料,處理了百分之九十五。總而言之,在一九七二年期內,工廠在實行了三十種的多種用途的制作規劃后,從廢料中獲得了三千噸的新化學原料,價值六十萬元人民幣。

  電化廠的一個組,制造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氫氟酸,及其有關的液體、氣體和固體廢料。就是這些有毒的氣體(主要是氫氟),迫得工人在走進工廠時,非戴面罩不可。氟破壞果實,且會引起植物的葉尖“焦灼”,最后則脫落。所以,這些氣體對工廠附近的農作物是有害的。研究顯示,廢氣可以轉化為冰晶石,這是一種鈉—鋁氟,在用電解方法生產鋁的時候,可以利用它作為一種溶劑。每一噸的成本平均為四千元人民幣。但冰晶石的市場價值每噸只一千四百元人民幣,因此工廠制造冰晶石,結果多花了二千六百元人民幣。

网赌被黑  在文化革命期內,上海電化廠“為誰”存在的問題引起了一場激辯。它應當為它自己而制造化學原料,抑或應該為全體人民?工人們懂得,第一條路是“利潤掛帥”,是劉少奇所鼓吹的路線。可是,他們卻同意:廢料的循環利用雖然花錢,但冰晶石計劃仍然應當進行,因其有利于衛生和工農的生活。一九七二年制造了三十八噸冰晶石,花了幾乎十萬元人民幣,比每年賠償農民作物損害所付出的錢,多了十倍。

  可是,就大部分來說,電化廠注意了節約鬧革命這個原則。到一九七二年底,通過進一步的研究,工人們找出了廢氣的另一種功能。現在,他們利用廢氣來制造一種液體的氟酸。在冶金提煉中是用得上它的。去年制造了十三噸氟酸,平均是七百元人民幣一噸,而市價每噸卻是一千二百元人民幣。這一發明有助于解決工業產品有利與有害二者之間的矛盾。并且也有助于工廠的節約。工人還曾設計從有毒的廢水中,找回重硫酸鹽的方法。完全由舊的、廢棄了的設備做成的幾個大水槽,現在供應著四氟化碳和人造絲的原料,差不多不花費什么操作費。

  廢物利用,有助中國解決污染問題,不管這樣做,是否有利可圖。同時它又用發展新紡織廠的方法,用進一步利用現存工廠的方法、以及用更廣泛地分散原料的方法、來增加生產力和工業節約。再則,擴大工人的技術和擴大機器及工場的操作,也增加了生產力。有如發展綜合工業,使廠內小廠來處理較大廠的廢料加工,也是擴大生產力的作法。

  上海電化廠的流體氟酸工場,對這些實踐做了示范展出。在工場的入口處,有一個大型的多彩多姿的展覽,名叫“三廢變三寶”。它用圖說明了氣體、液體和固體(或殘余)這些工場的廢料、它們的危險及其利用的方法。聚四氟乙烯(多數美國人只知道它的商標名稱特氟隆)不再是這個工場唯一有用的產品,這可以從如下的圖解看出:

  主要原料     CaF2————H2SO4——————HF————C2F4——Teflon

  廢料主要構成物  廢氣    廢液體     廢殘余  廢氣

  (HF)    (H2SO4)   (CaSO4) (C2F4)

  利用       液體    肥料      水泥   C2F4Br2

  HF酸                 作滅火用

  以前為冰晶石

  廢物之多種用途的利用,與中國工業上趨向地方化之某些方面同時并行。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過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兩方面的傳統。歐洲、日本和美國的帝國政權在十九世紀后半葉,挾他們的制造品,向中國輸出資本以發展工業。他們還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力和不受保護的自然資源。工廠專建在沿海大城市,因大城市的勞力可以集中,并且從大城市將產品運往外圍市場,也比較容易。

  另一方面,地方分權,是網賭被黑運動的一個特點。從三十年代的根據地——即被紅軍解放的山區——開始,網賭被黑的身經百戰的游擊隊發現,在地方分權時,他們的微薄工業生產以及政府行政都發生了較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沿著這條路線的實驗也增加了。從文化革命中產生的政策之一是。鼓勵每一縣要在“五項小工業”中做到自給自足,此五項即化肥,鋼鐵、水泥、機械和能源。

  負責人向我們解釋了發展小型地方化工業的幾個理由。一個是,它們對廣泛分散的資源,提供較完整的利用。大型工業往往需要集中在大礦源所在之地。小型工業也可以適應中國廣大的、不同的特殊地方需要。諸如亞熱帶的服裝和山區農地的工具。或許最主要的原因是,工農業發展的統一調配。這種統一調配能為工業提供各種有增無已的原料,也為農業提供了機械和化學裝置,從而使生產率得到提高。中國社會革命的目標之一是廢除中國人所稱的“大差別”:工業與農業的差別,農村與城市生活的差別,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中國人說。除非削減了這些差別,否則,人民享受不到社會平等的好處,也不能把他們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為社會做出貢獻。趨向地方化和多種用途的利用,這兩種傾向都有助于這些差別的克服。

  廢物利用最普通的產品之一是肥沃的灌溉水。在華北河北省石家莊周圍地區,干部,農民、工人和技術人員利用工業廢水、已實驗了十年。現在,這個城市每天把四十萬噸下水道的水,將之加工作為肥料,以灌溉一萬二千九百三十頃的農田。前此缺水和缺肥料的公社,可以種稻了。有些田的生產力增加了一倍以上。這個市通過下水道處理的計劃(回收了化學、酸素和染料廢料),一年節省的處理費幾近一百萬元人民幣。同時農業廢料諸如棉花種籽的殼,玉米穗軸、甘蔗渣和動物的內臟,又成了發展公社辦的工業原料。因此,工業廢料經加工之后,可以促進農業發展,而農業廢料的利用,則可以擴大工業化。

  地方化反廢料之多種用途的利用,除了使工農業打成一片之外,并用以控制工業污染。像工廠廠址的遷移,污染控制,一般都由地方上的通力合作來進行。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之下,市和區多種用途的特別設計團體,其成員包括行政干部、技術人員,工廠工人和在工廠附近種田的農民,這些團體統籌廢物利用計劃。將一間工廠的廢料和另一間工廠廢料利用的能力相比較,并依據污染法規,加以監督。

  中國工業促進廢料廣泛利用之另一方面,是著重綜合工業。鼓勵大廠將設備多樣化,或利用新設備創造不同的操作程序。一九七一年訪問中國的人類學家弗蘭克·基哈爾。曾對我們談及大規模的鞍山鋼鐵聯合企業之中型軋鋼廠的情形。在文化革命期內,工人們顯然否定劉少奇路線,決定利用廢熱發電(劉少奇路線則認為排出加熱爐的熱力是合理的),他們得到鄰近工廠的協助,于兩個月內,建立了一個三千瓧的電力廠。一年替工廠節省了三萬六千噸的煤。

  在這次成功的多種用途利用后面,有著工業上的中央政治在起著作用,特別是中國人所提到的群眾路線的主導作用。網賭被黑在《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九五五)一文中寫道: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三結合的成立,有利于發揮廣大人民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領導層不用再受“專家發號施令”之苦——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有理論無實踐的專家身上。

  “兩條腿走路”這句話應用在工業上,說明了進行工業廢物利用的另一個方面是要通過群眾路線。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內,廣泛地發展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那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取得的設備,進行小規模生產,以補現代工廠大規模生產之不足。這一運動的結果,使全中國的小型生產和加工廠像雨后春筍般產生。

  看來中國人很喜歡用模范事跡來解釋他們的政治理想。來自華北的有山西省昔陽縣老“廢人”的榜樣。雖然,他從嬰孩時期起即殘廢,并且在解放前是個乞丐,卻仍然下定決心為生產作出貢獻,為中國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服務。他在村子周圍,搜集廢鐵,用那些廢鐵在他所住的窯洞做了些磨碎蘿卜的擦子。他把他所做的成千個蘿卜擦子,由他的生產隊賣給國家,因而,成了創造和自力更生的模范。

  自從五十年代以來,農場、街道以及校辦工業,已經成為比較復雜的工業。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這些街道工業現在成了中國生產力的一個重要部分,使較大的工廠能解放出來去進行更復雜的操作,并使成百萬的中國人明白了解工業設計和工業生產。舉一個例,在天津附近的大沽捕魚公社的年輕婦女,在光禿禿的一個海灘上,搭了一個草棚,開始搞一個多種用途的工廠。經過了多次實驗之后,她們設計了一個方法,從附近一間化學工廠的廢渣中提煉醫用氯化鈉。并且擴大生產,一個棚已擴展為二十個房間。用兩條腿走路,已成為中國人充分利用他們國家的資源所采取的方法。即使道路并不平坦,總比等待重工業化的魔術棒出現為好。他們“要變廢物為財寶”。

  另一個常常提及的榜樣,是山東青島雷鋒化學廠。這個廠通常收購家庭廢鐵和破玻璃,作循環利用。該廠五十位老工人決心嘗試從破熱水瓶和破鏡中提煉銀,他們得到了一個土鍋和一個破瓶作坩堝和通氣管,以價值一美元的試制開始,經過了約兩百次的實驗,他們的技術有所發展,他們能夠從工業廢水中取銀,猶如從廢棄的膠片和破鏡中取得的一樣。自從文化革命后,四年來他們已提煉了一千二百五十公斤的銀,還利用他們自己發明的方法,從廢水中找回其他七種物質,其中包括金、鋁和硫酸鎂。

  促進廢物廣泛利用之一個最后的方法,是技術和工業機能的多樣化。這個作法,進一步擴大了對工廠生產極端專門化及工業之嚴格的分工的抨擊。有如祁威(譯音)在“多種用途的利用”一文中所敘述的,“變有害為有益”,該文刊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北京周報》上。它說:

  一間工廠分為幾個部門,一種原料作多方面利用,一部機器作多種用途。一個工人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能夠做多種的工作(譯者按:國內叫多面手),一間工廠在主要從事某種生產之際,同時也可以制造許多東西。

  祁威引了廣東省江門蔗糖化學廠的例子。這間工廠每年只有半年開工生產蔗糖。它的甘蔗廢料現在用來制造化學品、纖維板及幾種類型的紙張。一度閑了半年的這間廠,現在充滿了更多化學品,建筑材料和醫藥的制造,而用的設備,則是和生產蔗糖一樣。

  要正確評價廢物利用運動的積極性和深度,需要從哲學上和意識形態上加以分析。在中國人討論多種用途利用時,往往使用“一分為二”這句重要的話。這是說,我們往往只看到一物或一個過程的表面,而未認識到每一樣事物有它的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因素。廢物的特性顯然不僅是消極的,也必然還有某些有利的方面。只要詳盡的辯證的分析,就會把有利的方面發掘出來。《北京周報》一九七一年二月五日的一期,有一篇論多種用途利用的文章,有如下一段陳述:

  在制造一種產品時,資源部分地被制成了這種產品,其余則變成了“廢料”。問題在用何種觀點與何種態度看待這種廢料。從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廢料是不可能使用的,應當將它拋棄。相反,唯物辯證論的觀點則認為,何者為廢料,何者不是廢料,是相對的名詞。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廢料。在一種情況下是廢料,在不同情況下可能是有價值的……在被制造和利用之后,廢料仍然可以成為……有用的物質。

  那種初看起來像是完全壞的情況如工業廢料及其污染,實際上有兩種的可能性存在。一種是有益的,另一種是有害的。若聽其自然,則工業副產品是有毒的和污染的。但若將廢料組成的分子加以研究和操縱,就可以取得有用的原料和產品。那么,廢物處理問題就可以變成廢物利用問題。某棉花廠一度將其棉花種籽殼燒掉。工人們開始分析殼的特別成份。現在工人將殼加工,制造糠醛(一種有機的化合物)。一種揮發性液體丙酮,是從廢氣制造出來的,葡萄糖是從糠醛生產的廢渣中制造出來的。葡萄糖剩下來的渣滓,還可以制造甘油、酒精以及人造香料。

  有幾種物質,仍然含有潛在的廢料特征。這或者是因為它們的有益方面還不曾了解。要不,就是因為還沒有發明適當的技術去利用它們。在中國,人們相信,一切廢物的“矛盾”,終將得到有利的解決。所以這么重視要解決這些矛盾,其原因在于它們是工業上有利與有害之重要的矛盾。廢料損害作物,污染空氣,毒化河流,對人類和動物的健康有危險。雖然,一般說來,廢料是工業生產中之較少的部分,但它們的有害影響是決不可忽視的。而且它直接跟工業的根本目的相背違。因工業的目的在制造物品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網賭被黑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網賭被黑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蛤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為合乎事實。

  工業廢料之多種用途的利用,是全面看問題的一個例子。個別的工場和工廠在廢物利用時,也許要蒙受損失。但是,將所有的成本和利益都算進去時,人們就會向前邁進。《中國建設》一九七三年二月份這一期,有篇《工業發展和污染》的文章,就清楚地表達了這個想法:

  在我們國家,在一切要做的事情中,凡是有利于人民、國家及全體的,都首先給予考慮。因此,某些地區和某些企業要指定他們經費中某部分,作為處理下水道和其他廢料之用。這對他們也許不會產生什么利益或根本無利益。但是,從全局的觀點來看,從防止空氣河流和水源污染、從保護水產和支持農業的觀點來看,這其實是大有好處的。

  作為辯證唯物論者,中國人相信:真實世界中事物和現象的相互關系以及支配這種關系的法則,是可知的。廢物利用已成功地有助于終止污染問題,并且大大地推進了工業和社會的發展。多種用途運用的實踐是與提高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意義相連結的。這是一條節約鬧革命的道路,這就是充分利用資源,保障中國人民的健康及他們的環境的措施。這就意味著,人力、物力、機器和自然作物能以最合理的方式共同協作,使整個社會得到最充分的利益。

  上海科學和技術交流站

  在上海四處走走。我們往往打從長長的行人道上的展覽品經過,有數以百計的人看這種展覽。我們聽說,這些是科學、醫學和工業之最新發展之工作模型展覽,其展出在供上海人民學習、討論和評論。這是科技交流站工作之一部分。

  交流站是科學交流所的一個分支。交流所是個全國性的組織,它的任務是在中國人民大眾中間傳播科技知識和經驗。交流所在全國各城市和農村有分支機構。每一分支機構都適應解決各地技術問題的需要,并交流科學知識。上海有幾個這樣的分支機構,我們留在上海最后的日子,參觀了其中的一個交流站。

  我們參觀的交流站,是設在以前的一間社交俱樂部里,那是解放前法租界的娛樂中心。房間里有高高的天花板,有鑲木的地板,且有豪華的雕刻品和塑造品。但這里,現在不再是帝國主義分子享樂的場所。而是為普通人民提供了一個中心。以參加他們國家的科技發展。

  交流站的工作進行有幾種不同的方式。有專家的發展組,專家們公開他們的研究成果。那里有上課、開會討論和出版刊物,主要是在科學方面增進人民的知識,還有大批的陳列品和在青年宮所做的作品,這二者的對象都是一般公眾。在上海的交流站,一共有六十三個發展組。發展方面包括電鍍和激光技術。各發展組共有四千多個會員,他們一部分的工作是使新技術和方法,在工人和技術人員中間普及化。我們參觀的那個站,強調利用統計和系統分析,以選擇最好的生產方法。各組在他們自己的大樓內,舉辦了展覽會,展出三結合所取得的成果,通常有參加者來討論他們的工作。在我們參觀的時候,剛好有本地利用微生物的展出。五個月內,有三十萬人看過這種展出。當需要解決一個特別問題時,工廠工人和技術人員即來交流站,跟發展組或與有關方面有經驗的專家商量。

网赌被黑  我們所看到的工作,多數是在教室或會議中進行。交流站每年至少有十次會議,討論科技上的特殊問題,參加會議的共有兩三千人。一九七二年,交流站開辦了六十九種課程,許多課程,由有經驗的工人和技術人員教授。一般來說,上課時間從兩個月到五個月。去年共有四萬人上課。

网赌被黑  我們參觀了一個組,該組正在討論使用激光治療視網膜剝離的手術。我們還參觀了正在利用激光進行治療的手術。這個組有三十五個成員,每星期開會一次,是由同數目的工人、技術人員和政治干部組成的。然后,我們在一間大講室中坐下來,聆聽有關電算機記憶的演講。這門課程包括在工業控制系統中利用電算機,上課時間為六個月。學生學習某些基本的電算機理論。學習電算機的硬部件與電算機的軟件,并調查工業應用電算機的例證。班上二百個學生中有一半是工廠工人,另一半是技術人員。

  這座前社交俱樂部一個裝飾華麗的餐廳,已經改為一間戲院,正在向班上放映一部有關工業廢料多種用途利用的影片。影片顯示工廠利用廢料各有不同的經驗,并特別集中于從煙中收回固體物質,作為制造磚和肥料之用。影片顯示,人們怎樣由于向工廠工人提出問題,從而被卷入了控制工業污染問題上。在電影里,三結合的工廠工人與技術人員一起研討問題并辯論污染控制的政策。生動的討論,說明了各種控制方法的作用與過程。在觸及技術問題時,認為動機跟技術同樣的重要,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甚至在技術教育方面,“只重專家”的態度是遭到鄙棄的。

  此外,寫下來的書面材料也傳播著科學和技術。在這個站里,由上海醫院和復旦大學不同學系組成的一個組,正在編寫一本有關現行在醫學上利用放射同位素的書。這本書的編寫一方面為了農村地區的流動醫療隊,他方面也是為赤腳醫生提供基本的理論和實際上的應用。編寫組為了了解農村方面的情況,往往放下在城市的工作,到農村地區去做調查工作。

  交流站通過各種方法,在中國人民中間傳播技術知識及其應用。要使社會上每一個人都享受科學的成果,則此種交流是絕對必要的。

  工廠衛生與安全

  我們參觀了北京第三紡織廠之后,有一位東道主告訴我們:

网赌被黑  雖然在過去數年,我們達到了某些目的,我們的工作仍有缺點。比方,在清潔和整理我們工場的工作中,有些棉花飛到空中。并且工場的聲音也太嘈雜了。所以,我們正在組織工人就這些缺點做出建議。

  織布車間和一間棉紡車間的確很嘈雜。過度的嘈雜是令人不舒服,也使人疲勞的。它還不只是令人生厭,而且可能引致某種不能用助聽器來加以校正的耳聾。職業性嘈雜,會使耳朵對高音響失去感覺,但對低音響則并不失去感覺。而且,不能用助聽器的放大來恢復感覺。因為,助聽器是不分高低地放大所有的音調的。因此,或者是高音調將會變得太輕聽不到,而低音調又覺得太高。因為語言是由不同音調的全部音域組成的。凡是因職業而喪失聽力的人,是無法了解別人說話的。

  棉花塵也是危及健康的。許多人會對某部分灰塵的敏感,而患上某種喘哮。繼續暴露于棉花灰塵之中,其結果,可能損害肺部而患一種叫“棉屑沉著病”或叫“褐色肺”的病。這些危害,在美國以及在世界其余地方的工業史上,都曾習見。特別是在西方最現代化的紡織廠,都存在這個棉花塵問題。

  因此,中國人對這些問題的態度,我們自然最感興趣。中國的工人是要受聽力測驗的,這是工廠醫療計劃的一部分。我們的東道主說,多數工人的聽力都無問題。但是,有少數聽力是有問題的。可是,我們不安的是獲悉聽力有問題的并不曾獲得換班的照顧,即從較嘈雜的工作,改作較靜的工作。據說,這將會損害工作的質量。我們也注意到,工人在紡織廠或其他工廠未戴耳塞。領導方面說,工人不喜歡戴耳塞,也不曾勸他們戴耳塞。我們的一位東道主談到工廠領導方面對嘈雜問題的態度時說:

  織布車間的嘈雜聲音,主要來自梭子碰到機器的聲音。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實驗一種新機器。這新機器是無聲穿梭織布機。西方有幾個國家以及日本,已使用了這種無聲穿梭機,我們嘗試從那種實踐中學習,藉以減少嘈音。換句話說,要解決嘈音問題,有賴于機器的改革。

  過度的嘈雜與棉花的灰塵,形成一種特別的威脅。它們那種無法改變的壞影響,是慢慢地出現的。往往受害者本人或他周圍的人,要一直到情況相當嚴重時才會發覺。在情況顯著前,先有長時期的嘈雜,一直到聽力便得嚴重損害,或肺部機能有足夠缺陷時,受害者才感覺得到。雖然,大部分的工人或許受到此種危險,但是,只有小部分工人顯出病象,給人注意到。

  這樣說來,經驗是極其重要的。有足夠的工業經驗,就知道在一段時期內調節勞動力,有足夠的醫療經驗,就能察覺醫療的效果。中國對這兩種經驗都還很有限,特別是有關工人群眾的醫療制度。自然,在國際醫療文獻上,卻有相當的這方面的材料。中國人暗示,他們正在利用這些材料。我們鼓勵他們這樣做。因為在我們看來,這種事情純粹靠自力更生,或許會對中國工人有不良的影響。

  職業健康問題。在美國因環境運動的關系,近來倒是大大推進了一步。對環境中比較低量的危險化學物中所含之毒素,像殺蟲藥和空氣除污劑之類,人民已開始憂慮。一旦公眾開始憂慮那種不能馬上看出的健康問題時,人們就廣泛宣傳工業環境中的危險。在美國,許多人對這種威脅所表示的攻擊態度,或許跟他們不信任工業的動機和方法有關。根據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我們毫不懷疑中國工人是不會允許這種公害保持下去的,也不會強迫自己對這些危險的存在保持沉默。相反,倒是因為工人控制了制度,他們對問題將能夠加以衡量,并定出優先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工廠醫療制度和工人組織,在處理緊急醫療問題和意外事件時,看來工作做得好極了。上海機床廠一位工人,給了我們一些有關該廠計劃的資料。他說:

  在這個廠里,有個專業的安全組,以防止意外事件。這個組常常進行有關安全和保險的教育,并且告訴工人們,必須按生產規定工作。該組還動員工人利用空余時間去防止意外。如果一件意外發生了,該組就組織本地區工人去討論它,并用這宗意外去教育別人。這就是運用網賭被黑的教導,把壞事變成好事。

  受傷工人在療傷期內是支全薪的。需要療傷多久,就照支全薪多久。傷好了,再復工。如果需要留院,醫療費連同特別副食津貼,也一并(由廠方)照付。自然,意外事件比暗藏的健康威脅要緊急得多,并且容易引起工場的注意。但是,從廠內工人參與這些問題的調查,以及提出新工作規則的建議顯示出,工廠領導方面并不企圖草草了事,或縮小這些事情的重要性。

  上海廠的醫務工作者告訴我們,暴露在鎳或其他金屬之下的工人,則給以正常的驗血,如果血里出現這種金屬,則調換其他的工作。他們還告訴我們有關用苯作為漆的溶解劑的生產方面的情形。“它會使工人頭痛,并使工人感到疲弱”。碰到這種情況,我們就采取一些措拖,改善通風設備,使操作的環境涼爽一些,以減少苯在空中的散發。苯是一種特別有毒的物質,它會引起血癌及其他的血病。我們建議,在可能的時候,盡量用毒性較少的溶劑來代替苯。就這件事情來說,這是另一個例子,用控制機械的方法,來尋求問題的解決。——即改善工作環境,使之更安全,以解決當前的問題。

  在機床廠里,有關工業衛生和安全的三結合小組,對工作環境已做了徹底的調查。機床制造恰好屬于衛生問題較安全問題為少的一類工業。

网赌被黑  從我們參觀各工廠看出來的一點,關心工人的健康現在已成了中國一個政治問題。上海電化廠革委會一個姓曹的工人代表,給我們敘述了有關此事的一些背景:

  在文化革命前,當新工人招進來時,領導人不敢告訴他們哪一類的化學品對人民有害。領導人不愿講真話,是擔心工人不愿在廠里工作。在工人中毒時,領導人也不敢告訴工人他們患的是什么病。

  領導方面這種態度所帶來的損失,可以從十四個工人被發現中毒這件事上來加以評價。這些中毒事件,發生在工廠開辦與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開始這段時期之間。曹說,這些工人曾足夠地恢復了健康,并且復工了,雖則做的不是同一工作。

  現在,新進電化廠的工人,予以一星期至十天的課程,將廠里的情形介紹給他們知道,包括有關工作的知識、醫療知識、工作規程的學習以及有關所用危險化學性能的討論。課程也包括政治學習。工廠的醫療計劃方面,特別重視化學工作所涉及的健康上的危險。診康所的三個醫生主要關心職業病。他們監視一系列的工人定期檢查。包括肝的驗視、肺機能的驗視……及對那些做二硫化碳工人的特別的神經驗視。如果在檢查期內,驗出有問題的跡象,接著就作更全面的檢查和醫治。在發現了有不良影響之后,通常是調換工作。如果需要上床休息。廠里也有一個療養院。曹告訴我們,文化革命以來,已設立了三結合小組處理環境污染問題,并且大大地改善了衛生情況。曹說:“自從那時起,沒有一個工人患過職業病。”

  殘廢工人(上海第二低壓電器廠)

  (譯者按:即上海徐匯區低壓電器廠)

  先看殘廢工人一段話:

  一九五九年,我到這個廠參加生產。解放前,我做了七八年的算命者,但我從沒有吃飽過。現在我在這個廠工作,我結了婚,并且有了兩個孩子,分別在小學三、四年級讀書。在舊社會,我不會讀也不會寫。但是,解放之后,我進了學校,學會了盲人點字法,現在,我也可以學習了。我感受最深的是,在舊社會,我們盲人被別人輕視,而現在呢,我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和所有其他的人平等的。我得到網賭被黑和網賭被黑的幫助,能夠出席全國盲啞聾人會議。周恩來總理雖在百忙之中,但他抽出時間來和我們開會。我們盲人把我們得到的大幸福,歸功于網賭被黑和網賭被黑的英明領導。在舊社會,我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有這樣的幸福。舊社會的痛苦,使得許多正常的人目盲、耳聾或殘廢。現在,我們殘廢的只是身體,但我們的手和心是健康的。我們不僅參加生產勞動,我們還有文化活動,并和正常的軍人、農民和工人一起寫詩,歌頌我們黨的領導。

  上面這段話的談話人,是廠里年紀較大的一個工人,是一個高個子,他從兒童時代起就盲目。我們在參觀上海第二低壓電廠時,會見了他。這個廠向我們顯示中國工業另一不同的方面。這間廠的主要任務,是把盲、啞、聾人組織起來,參加生產。在全廠四百零九個職工中,有一百一十七人目盲,八十五人聾啞,四十人殘廢。有一百六十七人是正常的。這個廠建于一九五八年,開辦時只有十一個工人,生產米突尺。現在,廠的主要生產品是電插頭和插座,以及所有適合肓啞工人特點的機械,目盲工人主要制造銅零件,聾啞工人集中于塑料零件的制造。再則,他們學習馬恩列斯和網賭被黑著作,以幫助他們對待他們的身體問題。文化革命以后,在電廠內有殘廢的網賭被黑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我們聽說。目盲和耳聾的工人,已開始參加廠的管理工作,并且現在在所有各領導層,都有他們參加。

  這個目盲的老工人繼續說他的故事,描述解放前殘廢者所受到的壓迫:

  我想到舊社會的辛酸,當時我們的國家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我記得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是無工可作的。那時候,我們盲人特別被別人看輕——因為無工可作,我只得靠算命維持生活,甚至在天冷和下雪的時候,我也得扶著拐杖出去。有時,我可以得到一點錢和食物,但是,我經常挨餓。我們不僅要受冷挨餓,而且還遭受流氓的壓迫。不管我們是否得到了一點錢,我們要孝敬流氓。如果不付錢給他們,他們就不準我們上街。我們盲人中間有一句話,最大的恐怖是冷。在下雪的時候,街上的人不多,沒有人給錢我們,所以許多盲人不是凍死,便是餓死。

  我愿意告訴你們:我是怎認識到算命是不真實的。最初,我對這點還看不清楚。我們盲人算了多年的命,但是,我們卻不知道我們自己的命怎樣——為什么我們要受別人的壓迫。我只知道,我們是不幸的,別人有的,我們卻沒有。我只想到,資本家的命好,根本不知道什么階級斗爭。解放以后,我們進行了許多政治運動,特別是一九五二年和五三年,我們批評了偶像和反動統治階級。因為他們利用拜神來壓迫人民。經過這種教育之后,我提高了我自己的覺悟。

  在十四歲之前,我的眼睛是正常的。一九三八年,我得了某種并不嚴重的眼病,但我們沒有錢看醫生,所以,變得越來越嚴重。最后,我的右眼瞎了。但我的左眼仍舊可以看見。我母親很窮,并且相信拜神。她請了一個拜神的人來看我。他說我的眼睛的鞏膜應當去掉,把它貼到一只雞的眼上去,這樣,我就可以重見光明。母親竟讓他這樣做,這一來,連我的左眼也瞎了。從我自己的經驗中,我懂得了導人迷信,是多么錯誤的事情……

  我們開始學習政治和網賭被黑的著作。網賭被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農民正在通過他們自己的斗爭,改善他們的命運。我開始認識,“命運”并不是由于幸運,我懂得了何以勞動人民在舊社會受苦受難,何以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網賭被黑說,如果被壓迫人民想贏得他們的解放,他們必須首先自己發動斗爭。然后,他們必須贏得別國人民的支持。世界上有許多人仍然受壓迫,我們必須替我們自己斗爭,也為他們而斗爭。

  這間工廠有一個診所,衛生工作者在診所醫治普通的疾病,并在工人當中做衛生教學和宣傳工作,在工廠的幼兒園替幼兒做免疫工作。因為這工廠有八十五個聾啞者,所以,診所一部分的工作,跟同類工業診所不同,一個從工人中訓練出來的衛生工作者,對聾啞者做針灸治療。新針療法始于一九六八年華北一個軍醫組。他們在他們自己身上經過反復的試驗,找出了影響聽力的神經部位。于是派出針灸組到全中國各地去成立學校,并向現存的醫院推廣針灸的新方法。

  在我們參觀這個診所期內,一個聾啞工人正在接受針療。近耳的一個部位,受針的刺激。我們聽說,那一個部位,比之遠在手和手臂的部位所取得的療效,較為迅速,但效果是暫時的。若在手和手臂上用針刺,所得的療效雖較慢,但比較經久。有些患者經過一兩針之后,就有反應。而另一些病人則需時較長。有些則根本沒有反應。衛生工作者告訴我們,青年人療效較好。所有聾啞者不分年齡,一律予以醫治。報告顯示,在醫治的病例中,有百分之九十,都取得一些成功。這種病例,其患聾啞都是童年患病的結果。據《攀登醫學高峰》(北京外文社出版一九七二年)這篇文章描述說,在遼源聾啞學校,有一百六十八個學生,于一九六八年都接受過軍醫組的診治。其中有一百五十七人恢復了聽力,有一百四十九人能夠說話。

  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工人在接受了針療之后,站起來唱“東方紅”。他發音清楚,聲調也正常。他唱完之后,滿面笑容對著我們。他緊握拳頭,高呼“中美人民友好萬歲”。

  聾啞人民在舊社會也是遭輕視的,如今也解放了,并有了自信和自豪感。他們的日常生活是正常的。像其他工人一樣,每天工作八小時。在空余的時間,則打乒乓球和看電影。在會見時,有翻譯員替他們翻譯,但是,除此之外,多數的事情,他們都可以自己做。他們自己買菜和燒飯,他們結婚并過著家庭生活。

网赌被黑  在低壓電廠我們所聽到的最后的一個人故事,是一個女工講的,她除了目盲之外,還要克服另一種壓迫,因為她是一個婦女。她說:

  今天是三月十一日。三天前是國際婦女節。我們盲人也有理由慶祝這個節日。我們聽說——一九〇九年芝加哥的勞動婦女為爭取男女平等,舉行了一次示威。而今天我聽說,在這里的美國朋友中,有一半是婦女。所以,我們的感情更加親切。我聽說,美國的勞動大眾有著豐富的革命傳統。今天,是我們向你們學習的一個好機會。你們已學得很多。

  本廠的工人,有一大半是婦女。剛才,我的同志已告訴你們。新舊社會對比,舊社會是痛苦的。我們盲女人對這兩個社會的差別,有深厚的切身感受。網賭被黑曾說過,在舊社會,男人受三種力量或三座山的壓迫,即政治、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思想。但是,婦女還受夫權的痛苦。所以在解放前,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都不可能跟男子享受平等的權利。但是今天在各方面,我們都跟男子享受平等的權利了。我想拿我自己來做個例子。

  在工作時間以及在機器的操作上,我們婦女跟男子是平等的。在我們空余的時候,我們去上政治課和文化課。自然,這些對我們有許多困難。第一是在工場里因機器的開動有許多的嘈雜。最初,我們盲人是很害怕的。在我們學習了網賭被黑的著作,特別是在學習了《愚公移山》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語錄之后,我們建立了正確的思想,去克服這些困難。有經驗的正規工人手把手地救我們。我們只是用耳朵聽他們說話,用我們的心記住事情。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手去摸機器,經過一兩個星期訓練之后,我們自己也會開動機器了。現在,我們不僅開機器,還能夠搞些小修理。

  在學習如何讀寫方面,我們也經歷過困難。我們得用手去摸字,由手來感覺字。字是用五十二個字母寫成的,每個字有六點。最初,經過幾分鐘的摸字之后,我們覺得頭痛。碰到冬天寒冷的時候,就難于說出點與點的不同。而在夏天出汗的時候,我們對字的感覺就會出現差錯。但是,在學習了網賭被黑的著作之后,我們才懂得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是辯證的,同時對困難也有所認識,并且懂得了從兩個不同的方面去看一切事物。于是我們在困難中,發現了某些有利的方面。第一件有利的,是布雷爾點字法跟文字不同,每一個字都是用手摸,才能閱讀的。如果在冬天的寒夜,我們可以把書放在溫暖的被窩里去摸讀。因為我們是用手摸讀,所以,不需要扭開電燈。我們不論什么時候,只要有時間,我們都可以學習。在認識了這些有利的條件之后,我們對克服困難充滿了信心。

  現在,所有的盲人都閱讀網賭被黑及馬恩列斯的著作。我們也能利用布雷爾點字法(譯者按,俗稱盲文)寫批判反動路線及歌頌今天幸福生活的文章。我們很喜歡在廠里,我們在家里也很幸福。現在盲人長大成人時,他們也可以結婚,做些家事。在舊社會,我們是被別人看不起的,但是在新社會,所有的人都照顧我們。當我走路的時候,許多我不認識的人,都帶我過馬路,帶我到公共汽車站,或者甚至帶我回家。社會服務部門的工作人員,經常到我們廠里,甚至菜市場和銀行,也派人到廠里,給我們辦事。我們深深知道,只有在新社會,我們盲人才能有這種幸福。

  周恩來總理曾經說過,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美兩國人民有著傳統的友誼,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美國朋友來參觀我們的工廠。

  一直到我們在回美國途中經過香港的時候,中國殘廢人民解放的全部意義,才真正感動了我們:香港的盲人和殘廢者是成排地坐著乞食的。我們很常聽到的一句話:“人民不會看不起那些殘廢的人”。這句話跟我們在中國所見到的完全符合。甚至在農村偏遠地方,無腿人用手推動車輪,駕駛腳踏車和輪椅。盲人則經常得到別人的幫助。徹底地使殘廢者參加這個龐大而仍然貧窮的社會工作,是另一令人難忘的印象。它顯示出,今天的中國,正在克服廢人廢物的想法。那就是認為每一個人和每一樣東西,都是有用的。

  

四、研究機構

 

  美國科學研究的象征,是白領、空氣調節的大樓、熒光燈和在專家手中的大批電子設備。實驗室與外在世界之間,有一扇門,門通常是關著的,以保持室內的冷空氣,同時也將非科學家擯諸門外。中國人正在嘗試創造一種不同的科學研究:這是一種使科學工作者與生產工人聯合起來,為人民服務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上,每一個人都了解別人的技術和貢獻,專業者與工人之間的差距最后趨于消滅,他們的工作也將完全合為一體。

  中國研究工作者所特別關心的,是解決實際問題,做出改進。為工農業、生產和醫療之當前需要而服務。希望從實際問題中產生對問題的根本研究,同時也聯系到某些已經表現出來的需要,并不只是由科學家設計。

  但是,對應用科學研究的著重,并非中國科學研究的突出特點。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的動機和對待研究的態度。我們所看過的每一個研究機構,都強調跟群眾工作和向群眾學習的重要。就是這種政治觀點,決定了研究者對實際問題研究的道路。

  在工作需要時,科學家花時間在農場和工廠,和工農生活在一起,不但進行他們的技術任務,也參加正常的工作和學習。在此期內,他們指導當地人民關于各項實踐問題的理論根據。當地人則參加研究工作并幫助科學家們。群眾動員,諸如北京之蟲類控制或上海之癌癥檢查,對科學工作都是有利的。再則,和群眾一起工作,有助于在政治上、于專業工作者再教育,并有助于他們的研究方向。在每一個研究所,我們都見到科學與人民這種強烈聯系的證據。中國的科學研究對外在世界是敞開大門的。

  上海計算機技術研究所

  在上海,我們參觀了中國一個計算機研究中心。上海電算機中心于一九六九年開始工作。至一九七二年,形成了現在上海計算機技術研究所的基礎。這個研究所有二百七十七個職員,他們用兩種數字計算機工作。一種是一具“第二代”或稱導體式,另一種是一具“第三代”或稱集成電路式。我們聽說,這個研究所的任務,在于發明一種方法,使電算機既能為工業服務,又能推進科學研究。電算機科學必須也能為無產階級政治和網賭被黑生產服務。這就是說,技術必須受勞動人民控制,并用來改進工作場所和一般生活的素質。

  研究所的工作,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研究電算機理論問題的科學家,也要涉及實際問題。在制造與試驗電算機的工廠工作,使科學家更能了解機器的構造及電算機制造的方法。對比之下,美國多數電算機程序編制者,不懂電算機是怎樣制成的。對電算機的功能怎樣,也所知很少。我們代表團中的電算機程序編制人,在編制程序方面,已有過五年的經驗。他說,在顯示各種電算機機件時,他往往感到很無知。

  我們參觀這個研究所時,首先參觀的是“第二代”電算機,它有八千個四十二字節的存儲器,其主要的輸入裝置,是光電紙帶閱讀機,每分鐘可處理八百個字。紙帶由程序編制自行打孔。多數程序是用“算法語言六十”(Algol 60)寫成的。這是一種標準國際程序語言。中有兩個鼓,作為輔助儲存器之用。這種鼓的平均接觸時間,是八十毫秒。電算機每天開動二十二小時,其余兩小時,用作維修。一個使用特別的熱敏紙的火花印字機,用作電算機輸出之用。印刷機以五乘七矩陣的方式印出點子。它有一套六十四字的字模,其中包括數字、羅馬字母和數學符號,每秒鐘可印一千五百字。

网赌被黑  研究所的人員描述了電算機工作的性質。多數的工作是我們所稱的科學程序處理,即工程上的數學問題,統計分析、晶體結構分析、等等。跟商業程序處理或資料體系均有所不同,其他人設計方面,還將線性程序處理方法,應用到編排造船作業時間表這類問題上去。

  中國人基本上是把電算機用于科學方面,而非用于商業方面。中國的商業生活,跟美國大不相同。收費核算、信用卡以及在其他許多事物上,我們在美國都應用電算機,這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上,都不存在。

  使用計算機來作為知識的傳播,在中國有一特殊的問題,即書寫中文問題。四千多個中國基本字匯,實在太多了,不容易用電算機處理。有些資料是用普通話的發音錄出而儲存在電算機里面的。但這不適合于人名、地名以及其他,兩個中國字,其發音完全相同,而字體卻完全不同。在中文上并不是不常見的。名字只根據發音,可能引起含糊和混亂。這個問題雖然麻煩,但也并非是不能克服的困難。

  在“第三代”電算機上,我們參觀一位數學家在搞他自己的程序,那是用以預測海洋潮水漲落的。這個電算機比“第一代”電算機大,運算也比較快。它有個三萬二千的四十八字節的存儲器,每秒鐘處理十一萬一千個“指示”。它也有個每分鐘八百字的光電紙閱讀帶機、兩個火花印字機和四個每分鐘運轉一千五百次的鼓,鼓的接觸時間,平均是四十毫秒。每秒鐘有產生一萬四千個字。中央處理機有四十五個“指示”,并且可以擴大到七十個“指示”。

  我們從中國返美之后不久,《北京周報》報道中國完成了第一架每秒鐘一百萬“指示”的電算機。顯然,我們所見過的電算機,不是中國最先進的電算機。

  在我們參觀清華和復旦兩大學期內,我們見過其他的電算機。在北京清華的“第二代”電算機,是學生制造的,是用作教授電算機學的。這間大學在文化革命期內,有過緊張的斗爭。當時,兩派學生運動為大學應該怎樣辦及由誰來主持這個問題而發生激烈爭執。我們在電算機中心發問,是否電算機成為校園的斗爭對象。他們告訴我,根本沒有這回事。而且他們很感興趣聽到,美國大學在六十年代學生運動期內,電算機中心有多次成為學生反對大學政策的抗議場所。可是,在清華,電算機只是用作教學和研究。并未成為行政政策或權力的工具。正如在許多其他未料到的地方一樣,“為人民服務”的口號,用大字寫在電算機上面。

网赌被黑  在我們參觀了上海電算機研究所之后,有幾位東道主帶我們到上海制造門柄的街道工廠去。街道工廠是中國都市地區的小企業,是廠里的工人集體所有的。工人主要是家庭主婦和前此屬于工人以外的人民。這種工廠的產品不一,有手工藝品,也有集成電路出品。大抵要看該地區所可能得到的技術和原料而定。

  這個街道工廠有四百三十七個工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前都是家庭主婦。幾乎根本沒有受過教育。它的主要產品是門柄和自動車的扶手。據我們的東道主解釋,一九七〇年這個廠成立了一個電算機組,有七十四個工人開始跟上海電算機技術研究所和復旦大學電算機科學部人員會晤,看看他們是否可以在廠里制造電算機。這個三結合小組著手制造先進的“第三代”電算機,有許多障礙必須克服。特別是,街道工廠的工人缺乏教育。有些工人根本不懂電算機是什么東西。然而,在一年半之內,他們居然完成了他們的第一架電算機,并于一年之后,完成了第二架電算機:我們在電算機研究所曾見到過這架電算機。現在,經過三個月工作之后,第三架電算機正在完成之中。他們希望本年再制成第四架電算機。

  街道工廠的工人在制成電算機時,花了很多時間,學習有關電算機的知識。他們中許多人參觀了研究所和復旦大學,以及其他電算機工廠,藉以增加他們的知識。全部四分之一的工作時間,花在研究電氣、電子和電算機建造的基本原理上。我們聽說,工人學得很快,因為他們參與他們正在研究的過程。由于增加了理解,因此,也改善了他們的工作。

网赌被黑  來自復大和研究所的,不只是有所貢獻于該工廠電算機的計劃和設計,并且還做了更多的工作。他們每星期花一天的時間,跟廠里的工人一起工作。電算機工人說,科學家和工人們互相學習。雙方都認為,工廠、研究所和大學這種三結合,是走向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之一個重要步驟。

  在街道工廠,我們探索有關制造一架電算機的某種步驟。在一間房子里,我們看到正在示波器上試驗鐵心。這些細小的成團形的鐵環,直徑不到一毫米,是最現代化電算機記憶之基本組成部分。經過磁化后,這種鐵心便產生北磁極與南磁極。電算機用這種磁極作為二進制的數字。北磁極在上,是為1,南磁極向上是個O。經過鐵心的電線可以探出并能改變磁化的方向。因而,可以儲備資料,往后又可以從電算機記憶中、將資料取回。

网赌被黑  因此,這些鐵心的磁性,必須完整一律。如果其中有些鐵心含有不純的成分或者被切斷,磁極就不能可靠地發生作用。示波器是用作徹底檢驗小鐵心的。每一個鐵心置于一鋼臺上,在中央的小洞中,安置了一個金屬指針。然后,示波器在屏幕上顯示出一個波狀,工人從波狀上可以看出鐵心的電力是否適度。每個鐵心在送往編排室之前,先要試用三次。在試用時,幾乎所有有毛病的鐵心都已經淘汰了。

  我們參觀了鐵心編排室。在編排室里,所有的鐵心都穿上電線,然后編在約九乘十四寸的一塊板上,每一塊板包含四萬個鐵心。每個鐵心有縱橫兩根電線穿過其中。這樣,電算機根據一根橫線和一根縱線,就可以從四萬鐵心中“選擇”一個鐵心。另外還有一條叫“讀出線”的線,穿織在板上的每一個鐵心中。這種“讀出線”可以察出鐵心磁化后的任何變化。在電算機要找鐵心內的儲備資料時,它能引致鐵心磁極變化之一半的電流通過一根橫線和一根縱線。只有在一個鐵心通過縱橫兩根電線時,才有足夠的電流,迫使特定的鐵心磁化極度和電流同一方向。如果鐵心已朝那個方向磁化,那就不會再發生極的變化。而“讀出線”也就不會有反應。如果鐵心前此朝相反的方向極化,那就會發生極的改變,引起電流在“讀出線”上流動。這就是電算機記憶得以查考或更改的道理。因為其中沒有機械零件,所以,電算機記憶能儲備資料,而資料又能以非常的速度找到。

  在鐵心編在板上之后,每塊板須加徹底的試用。如果發現任何鐵心有毛病,通過鐵心的電線,必須抽出來,把鐵心更換。工廠里的其他車間,則專用電子方法試驗鐵心板,并和那些已知是好的鐵心板比較。

网赌被黑  這情景較上海只有一間計算機工廠建筑物意義更大。美國電算機的制造也正是這樣,而且勞動力可以比較。世界多數的鐵心編制是在香港、南朝鮮和臺灣做的。再加上墨西哥、波多黎各及南美其他地方。這些地區勞力成本低,使在美國做鐵心的電算機公司有利可圖。它們把鐵心運到外面去串連和編排,然后,再把它們運回美國去裝配。這些地區的廉價勞力對美國電算機公司的圖利很重要。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威脅美國對東亞的經濟和社會控制。因此,美國電算機公司是積極支持越南戰爭,也是物質和技術的供應者。

  北京化學研究所

  在我們整個參觀中,我們發現中國科學家亟欲跟他們的美國同行接觸,并和他們交流經驗。我們在北京化學研究所受到熱烈歡迎,我們在那兒受到包括革委會成員在內的一群人歡迎。最初多半由該研究所代所長柳大綱談話。看來他是一位老資格科學家。他是革委會委員,但人家都稱他作“教授”。這顯示出,沿著學術路線的較舊的行政制度跟較新的革委會并存。柳告訴我們說,該研究所是一九五七年成立的,現在有職員約六百人,其中一半是大學畢業生或有經驗的研究員。職員中有一百人曾受過研究院訓練,有三四十位曾在海外留過學。研究員中約有百分之四十是女性。

  柳告訴我們,“我們的工作,多數是有開工業生產的,并且實行三結合制度,即研究、教育和生產三者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組。那些下廠去的人碰到實際問題,便向工人學習,我們可以從這些實際的問題中發現根本的問題,藉作基本的或試探性的研究。”

  研究所的研究,多數是在高聚物化學方面。高聚物是由許多重復的化學單位所組成的一個大分子。物質的特性要看單位性質而定,諸如人造絲和尼龍這類纖維、環氧樹脂這類膠合劑以及所有的塑料,都是不同形態的人造聚合體。許多天然的物質也是聚合體。

  這個研究所設在一座大型的、低座建筑物中,是人們在華北常見的那種光禿禿外貌,灰色的走廊是暗淡的,燈光從兩邊的實驗室射出來。沒有在裝飾上下過功夫,一切都講求實用。這些建筑物幾乎有一種邊區(這里所用的邊區是借用美國開國初年向西發展時的形象,有拓荒擴張的含意)的氣氛。房間是冷的,像冬天的北京其他地方一樣。一個印象令人難忘,一位戴帽的化學家在實驗室的天平上稱什么東西,他那白色的實驗室外衣,罩著里面穿的一件棉襖。

  在我們參觀這個研究所時,必然引起跟美國實驗室的設備作一比較。最顯然的差別是主要分析儀器為數較少。這本是過去二十年來化學上的一個主要發展。不過,在美國也不是每一個實驗室都有這種設備的,但在一個中央研究所,多數可以得到這種設備。話又說回來。我們在這個研究所所見到的研究工作,多數是不需要這種分析儀器設備的。當然研究通常是要和設備相配合的。在我們討論期內。柳大綱和另一位老資格科學家錢人元(他曾在美國呆過)提及這些儀器的缺乏,是個缺點。各實驗室的設備,很多是本國制造的。但是很合用。

  在我們參觀過的多數實驗室,研究員都有一張卡片,上面載有一個化學結構或表演的方法,并且往往有產品的標本,藉以解釋方法之實際應用。這像是在向人們暗示,“通過化學,可以生活得更好。”

  有一間實驗室,專門研究卡普羅拉達(亦稱聚酰胺)之強堿聚合作用。據負責此項研究的研究員蘇炳祿(譯音)解釋,此項研究的任務在于應用化學反應機構知識,去取得更多的質量可以控制的產品。尼龍是一種人造的聚合體,是一長串的較小分子,這分子是從提煉碳酸和胺而取得的,再把它們變成胺環。這些結合像是把蛋白質結合一起的結合,諸如絲和羊毛。尼龍之能夠模擬天然物質的特性,即是這個道理。聚酰胺在與堿混和以形成尼龍時,反應很迅速。聚酰胺(塑料)這種物質所形成的力量,要看制成的鏈之長度。而這長度又要看反應速度怎樣及物質混合的方法怎樣。此問題之某些方面,是可以在實驗室研究出來的,但最后仍得用工廠的設備,才能制造出來。蘇把時間花在廠里,和工人們一起做實驗。在實驗時,不同的反應情況都嘗試過。制出來的塑料的質量也檢驗過。據蘇說,老工人對制造方法了解得很好,凡是他們所不了解的,都由老工人幫助了解。這個廠的工作也暗示出一些對反應性質作實驗研究的意見。

  我們聽見到的另一發展工作的進程,是有關加固聚酰胺之夾層塑料。用聚合體聚酰胺把它貼成一層層的玻璃填料,然后再使之成為一塊固體。這種材料是用作各種電器的。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伍瑤(譯音)向我們解釋制造的過程。小分子連在一起,形成中型分子,便成了一種叫做“樹脂”的材料。要形成一種制成品,須先用加熱以完成反應。需要一種溶劑。問題在唯一適合的溶劑二甲替甲酰胺難于處理,因其有高度的沸點,且含有高度的毒質。對工人頗為危險。伍瑤修改樹脂的化學成份,已能制造一種能在酒精和水中溶解的樹脂。這樣就解決了毒性的問題。并且也制造了一種強度更大的材料。

  另一間制成品實驗室中,陳列了用“膠”粘成的各種衣著。所謂“膠”是一種聚氨基甲酸酯做成的膠水。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有一間工廠,碰到了縫衣服的線縮水的問題。工人們希望新的膠水能提高產品的質量。

  在一間有關光敏的聚合體實驗室中,展出了用光敏聚合體材料做成的一具印刷用的電版。并陳列了用這種電版而制成的彩色圖片。其他的研究員則展出了醫用丙烯類塑料制成的膠粘劑。如做假牙用的膠粘劑。另外的一個組正在發展聚硅酮的應用。

  對比之下,另一實驗室的研究則不重視當前的應用。該實驗室正在試驗有機光電導體。實驗用的儀器,雖是本國制的,但相當精致。儀器包括光源及計時裝置和一具示波器。有機光電導體這種物質,在受到光的某種特定波長射擊時,其電的特質會發生變化。一位女研究員告訴我們,這個設計是在文化革命之后才開始的,并且只是試探性質。所以要搞這個計劃,是因為他們認為,這項研究有益,同時更因為有機光電導體可能比無機代用品較多實用價值。

  當我們在中國時,中國研究機構的實踐,常常跟文化革命有關。而討論的主題,是那段時期(即文革時期)以后所發生的變化。但是,變化并不常常容易了解。我們關于文化革命對科學的影響,曾有一個先存的概念,以為文化革命已把一切研究納入應用范圍之內,使科學工作只有直接搞實用的東西才對。然而,這種光電導的研究是在文化革命之后的研究題目,特別因為它有興趣,而并非為了它馬上具有實用的價值。我們聽說,該研究所還做有關分析化學技術之試探性研究、聚合體溶液之物理化學以及其他物理化學問題。這些實驗室的工作,看來對直接有關特殊生產方法的研究,比較我們參觀過的其他研究所要少一些。

网赌被黑  這個化學研究所,不同于中國各大學。它在文化革命期內仍然有研究活動,有如其他生產機構諸如工廠一樣。雖然有少數實驗室關閉了一段時間,但據柳大綱說,“工作仍繼續照做下去,多數處于正常的情況之下。我們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研究所的主要成員多數仍然在這里。”他還補了一句說:多數成員曾下廠工作,或者在鄉下某個地方工作,除了那些年老或身體不好的以外。

  在中國做實驗性的實驗室工作的,多數是研究所,而不是大學。在過去,大學畢業生在研究聽做研究工作。在研究院重開之時,或許仍將如此。研究所的成員認為,當研究院教育的條件具備之時,有些人會回到研究院去的。可是,他們懷疑將頒授學位。因為這種學位頭銜,有增加研究員脫離群眾的可能。雖然大學研究院教育,經過文化革命之后。已經有所修改,但研究生的研究卻仍在討論修改之中。在我們參觀期內,像在美國所了解的那種研究院,仍然關閉著。中國人方面跟我們討論計劃時暗示,有些研究院可能不久將重開。在別的方面諸如醫學課程的修訂,已經將醫學訓練時間縮短,但不能看作是包括“研究工作”在內,不過醫生是受到充分訓練的。他方面,如法學院,料將不會恢復,這是因為刑法制度已經修改,廢除了有利于被告的調查程序的開庭。因而,也就不需要律師。一般來說大學在學生與畢業生的研究工作這種西方式的區別,可能消失,雖則不同科系的課程,在授課時間的長短方面將有所不同。

  我們在化學研究所獲悉,甚至在化學這門專門學問的奧妙主題中,也涉及國際政治。有關科學的任何國際性往來,化學的關系很大。中國人有他們自己的制度,他們嘗試使他們自己的制度適應國際慣例。他們告訴我們,他們跟國際理論化學與應用化學協會(這是在化學方面正式的國際團體)沒有聯系。中國之不跟這個團體有接觸,原因是該團體的成員,有臺灣方面的人馬在內。

  我們參觀了這個研究所,使我們對中國研究科學能作某幾點的比較。第一,是化學對新工業產品的應用所起的推動作用。在美國,新產品必須人為地制造需要,同時,生產方法的改進,會使工人失業。這是我們美國技術發展的跡象,但在中國并非如此。在中國,技術的應用,其動機在滿足人民的需要。“塑料”在美國已被用作一個含有輕蔑意味的名詞。當中國人將衣著用的聚氨基甲酸酯膠布(這種膠布之制造,原本是采納工人建議)給我們看時,我們這個團體中有一位團員說,“我們美國也有這,但不頂事。”我們這種對待技術革新的消極態度,其根源是清楚的,那就是因為在美國,革新的第一個作用是為了圖利,如果因此而改善人民生活,或許只是偶然的事情。

  我們的另一觀察是,在某些方面似乎仍存在著較舊的研究方式。這個化學實驗研究所,是在文化革命后才開設的,研究所的決策機構,至少仍維持某些方面的專業人員掌權。然而,在各實驗室的其他實踐——政治學習小組、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廠里的體力勞動以及諸如此類的活動——其目的在打破專業與非專業之間的界限。科學研究方式的改變,仍在演變的過程之中。這并非該研究所自行著手要完成的東西,一切體制要作革命性改變都是網賭被黑所發起的。并且用意在全社會推行。在美國國內,我們團體中有好多位曾討論在我們的工作場所,推動民主實踐,但我們意識到,這像是企圖創造一個良好社會孤島,卻并無整個社會的必要改革。——這樣一個孤島式的良好社會實踐,是“矛盾可笑的”。

网赌被黑  中國研究機構的改造,是因它跟工業的關系而刺激起來的。研究人員訪問應用他們研究成果的工廠,他們與廠中工人討論問題,并花時間跟他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和政治學習。這個方法就涉及意識形態的改造。但也給研究人員對生產是怎么一回事,有較好的想法,同時,還對實驗有親自的觀察機會。產業工人也是三結合的成員,他們又反過來訪問研究機構。他們討論在研究中的問題,并參加研究所的一般活動,諸如政治學習小組。此外,化學研究所每星期設有一個“公開討論所”,任何工廠的代表可以到這個所內討論技術問題。研究所的大門再一次對外開放。

  這類在工作過程中的日常接觸,對決定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或許是極其重要的。在科學家的正常活動中有群眾參加,使科學家很不容易忘記五七干校(五七指的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網賭被黑的一個指示)的教導。這些學校是在文化革命期內,在農村地區辦起來的。許多城市知識分子和干部都要在五七干校呆一段時間。從事體力勞動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學習。工廠工作或人民公社工作,往往用作同一的目的。

网赌被黑  中國研究工作另一重要的方面,是在傳播科學發明這件事上顯然是合作的,而不是旨在維持一個研究者或一間實驗室或某項事業之獨霸地位,在北京的膠布廠、人造纖維廠和塑料工廠并不互相競爭市場或爭較高的利潤。因此,他們共同分享科技革新的成果,而不是把成果隱瞞起來。實驗室是為共同交流經驗而開放。不論是在他們“公開討論所”期內,抑或通過像上海科技交流站這類的機構。他們并不試圖搶先跑到專利局去。

  中國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

网赌被黑  北京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像動物、生物化學和昆蟲學研究所一樣,是支援中國農業的重要機構。它那座大建筑物座落在首都遠郊,周圍都是田。我們在那兒呆了一個上午,參觀實驗室,跟科學家和行政人員談話。正如在其他科學機構所碰到的情形一樣,一位年紀較大的曾在海外留過學的職員客串了臨時翻譯。在這個研究所內,一位短小的、友好的名叫胡含的中年婦女替我們翻譯。她曾在美國州立俄亥俄大學研究過生理遺傳學,在解釋晦澀的技術名字時,她特別對我們有幫助。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沒有遺傳學研究所。一九五一年成立了一個遺傳學事務所,只有二十個職員。一九五九年科學院成立之時,便設立了遺傳學研究所,職員增加到七十人,現在有三百五十人在那兒工作,其中包括兩百多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這個研究所在三個主要方面進行試驗。(一)研究遺傳特性之遺傳與變異。——這方面工作包括從花粉谷粒中培養小麥或稻米,以及有關馬鈴薯和甘薯的遺傳學,(二)有關雜交優勢和雄性不育的研究,包括玉米和高粱的遺傳學的研究,(三)關于基本遺傳物質脫氧核糖核酸(簡稱DNA)的研究,包括細菌遺傳學的研究。

  我們參觀的第一個研究所,是有關甘薯遺傳學的研究的。我們在那兒跟一位名叫蔣興尊(譯音)的研究員談話。他于一九五九年畢業于北京農業大學,此后即研究甘薯。他告訴我們,白甘薯的培植,是將前一年收成下來的舊薯莖一根根植在地里,這就需要每年在冬季儲藏一些甘薯,作為“種籽甘薯”,為下一次播種之用。在華中和華南,貯藏的甘薯的變質問題,嚴重地妨礙了將甘薯作為主要食物的來源。在過去,大量的甘薯每年只得往南運。

  這個研究所的研究員研究這個問題已有多年了。但是,現在他們對文革前所采取的研究方法,頗多批評。蔣對我們說,他們太過于依賴中外書本知識。在文革期內,他們開始把重點放在田里,跟農民研究問題。自此之后,工作有了改進。他們現在相信,雖然甘薯的變質,主要取決于所種甘薯少一遺傳特性,但培養貯藏方法也很重要。科學家們由此而得到一個結論,即是,他們正在考慮中的問題,基本上并非他們自己研究范圍內的因素所能控制的。就遺傳學來說,這不是一件小事。每一個西方國家,有若干科學家毫無例外地只憑著自己有限的專長去鉆牛角尖,企圖用狹窄的技術方法,去謀解決那種需要廣泛接觸和多方面知識的問題。

  蔣指出,解放前,華東安徽省某些富農曾精于甘薯的貯藏方法。但是,他們把這視為傳家寶,不愿將秘訣公開,以便操縱薯種的價格。解放后,貯藏的方法普及了。從這個經驗中,他得出結論:“如果我們依正確路線工作,科學可以為人民服務。如果科學是在地主和資本家手里,它就不可能為人民服務。”

  這個實驗室不但搞甘薯試驗,也搞白薯試驗。甘薯栽種方法,是用從嫩薯根上割下的薯藤栽植土中。農民訴說,有一種很好的品種“勝利一〇〇號”,產量已大大地降低了。試驗顯示,產量平均減少百分之三十。研究員跟種甘薯的農民密切合作,發現農民喜歡選長莖作為切斷的薯苗,原因是長莖比短莖容易切。結果,在單一的薯莖內部以及薯莖之間,便發生了藤的長度之遺傳上的變異。人們選擇長莖來切作插種,則長出來的莖長而產量低。研究員觀察了其他薯種。發現了同一的現象,即莖較長而產量較低。研究所的工作者為了對付這種傾向,便選擇了多代的短莖,用這種方法,產生了二十種新品種,其中一種叫“北京紅”,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在參觀薯類實驗所期內,我們提出了中國遺傳學家目前對李森科的看法問題。這位引起爭論的農業學家,一度是蘇聯遺傳學的權威,他反對西方古典的遺傳學,其所持理由是,西方遺傳學是“理想主義的和形而上學的。”他并指斥這類歷史人物如孟德爾與摩爾根所假設的遺傳基因,因為他們否定了環境對有機體遺傳的影響。(即習得性的遺傳)。針對他們的思想,他反對米丘林的理論。米丘林是一位已退休的俄國鐵路工人,在培育果樹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有一段時期,大約是從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利用他在俄共里面的影響力,壓倒了兩派思想之間的斗爭。實際是禁止以古典遺傳學原理為指導的實驗。我們曾聽說,在中國同時期內,李森科的思想也得到強烈的支持。特別是在農業研究機構方面。并且聽說,信服古典遺傳學的中國科學家,在研究上處于守勢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在蘇聯失勢,中國遺傳學兩派思想的沖突,變得不那么一面倒了。一九五七年毛氏發表了很有名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這篇講話中,毛氏提出在網賭被黑國家應當如何處理科學爭端:

  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

  毛氏在說這些話時,不管他心里指的是什么特別事情,對于處理遺傳學的爭論,在中蘇兩國,這些話都是有力的批評。大約從一九五六年起,看來米丘林主義者和遺傳學的古典派,在中國是共存了。鑒于這一切,所以我們提出了有關李森科的問題。

  稍停了片刻,我們再說出了這個名字,藉以確定我們的問題已否受到注意。這時候,我們的東道主方面突然成了一個生動活躍的討論組。不過討論的內容并沒有翻譯出來。最后,有了答案了:“李森科認為甘薯變質,是高溫度所引起的,我們認為他的理論不正確。”我們又以李森科的一般有關遺傳學理論的問題相詢問,他們答稱,在某些情形下,外在的或環境的情況或許可能影響內部的或遺傳的特性。但是,如果情形果是這樣,主要影響不是外在情況。在結束談話時,他們提出這樣的意見說:這個問題實際是個理論問題,還不曾很詳細地研究過。或許李森科之在中國,仍然處在一個考驗時期。

  我們下一個參觀的地方,是專門研究細菌遺傳學的實驗所。并跟研究員董可容(譯音)談了話。他大約于一九六〇年開始研究枯草桿菌。他們使用這種細菌來研究一個叫做“變形”的過程。方法是在幾乎所有有機體中,從某一種細菌抽出它的基本遺傳物質(叫做DNA)。“喂”到第二種屬的細菌體中。如果第一種屬細菌具有的遺傳特性而為第二種屬細菌所缺少,則第二種屬細菌的DNA因跟第一種屬的DNA混和之后,可能就會含有第一種屬細菌的DNA。董說,在六十年代初,只有美國人曾有這種可變形的枯草桿菌。但是,因為美國政府禁止對華一切貿易,所以,這個實驗所無法取得這種可變形的細菌的標本。中國人只得單獨自干。他說,現在,他們已可以直接從美國得到這種細菌標本了。

  細菌遺傳學研究所的人員并利用硝化酸來研究導致突變(即較永久性的遺傳改變)的問題。他們剛剛在開始搞芽細菌形成的過程。——形成一種強芽胞,足以抵抗光、熱或干燥,而不致于被光熟或干燥殺死。有趣的是,這些計劃或變形計劃,都是在沒有考慮到工農業上的應用價值的情況下而進行研究的。

  這個實驗所曾為了很直接的工業應用價值,而進行過一個研究計劃。該計劃涉及在制造毛制品中使用蛋白酶的研究工作。酶是在活的有機體中發現的一種蛋白分子,它有助于促進生命維持的化學反應。如在消化期內將食物消化,變成單一的化學物質。完成將蛋白分子變成更小分子的特殊機能的,就是蛋白酶。這種蛋白酶是在胃中發現的,可以從某種細菌中做大量工業用途上的提煉。這些也就是美國廣告中大事宣傳的各種牌子的洗衣粉所用的“酶”。中國人在毛制工業中使用蛋白酶來改進產品的素質,細菌遺傳學實驗所的研究員到工廠協助搞這種工作。

  我們又去參觀了一個搞新小麥和水稻品種的實驗所。它是用極其復雜的方法搞這種試驗的。歐陽振威及陳英(譯音)兩位研究員對我們解釋說,他們接受了農民的意見而建立了他們的計劃。并說,該實驗所花了很多的時間,以發展新的作物品種。培育新種的傳統方法,大抵要靠發展“純”一種或在遺傳上同種屬的品種,然后用控制的方法,使之雜交,以產生預期的結果,用多代近親雜交的方法,培育遺傳上一致的純種。通常培育的速度,是一年一兩“代”。因為每“代”培育的時間長,產生純種的時間也慢。所以,要發展新品種,要費好幾年的時間。

  遺傳學研究所正在研究一種技術,想出較好的方法,以縮短這種曠日持久過程之一部分,于幾個月之內,培養出一種純種。他們用單花粉谷粒而不是從種籽中來培養成體作物來產生純種。所謂“花粉粒”,是一種自由飄動的性器官,它能產生雄性生殖細胞,這種細胞在某方面類似人類男性的精子細胞。實際上,研究所的研究員正在從單生殖細胞中培育作物。因此,也可以說是從單親生殖細胞中培育。花粉粒像生殖細胞一樣,每一細胞只有正常遺傳物質成體量的一半。在正常的交配或授粉之時,它們和含有一半遺傳物質成體量的卵細胞結合,以產生一種能授精的卵細胞。每一個這種卵細胞會發育成為一種新植物,每個細胞含有正常遺傳物質量之一半。從技術上說,花粉和卵細胞是單倍體。只含有成體遺傳物質之一半,而它們聯合體產生的成體細胞則是雙倍體,含有充分的遺傳物質。

  在花粉粒末與卵細胞結合而培育成為一種成熟作物時,成熟作物通常是單倍體。這種作物較正常為小,不受精,因此,也不能作為培育之用。但是,有時在成長的早期,這種單倍體作物的單細胞,其遺傳物質會自發地繁殖,形成一種雙倍體細胞,從而成為一種能夠培育的成體作物。這樣的作物能自行受精生殖,因為個別谷類作物含有雌雄兩性生育器官,只要一個原來的單親,就可以產生一種新作物。這種新作物,完全是“純”種。因為原來的花粉粒是從單親來的,所帶來的只是一種遺傳基因。

  據說,把花粉粒培育成為成體作物的方法,是印度科學家于一九六四年發明的。現在已有約二十種作物應用這種方法,包括煙草、小麥、大米,白菜和玉米等。這個研究所集中于小麥和大米兩種的研究。因為這是中國最重要的谷類作物,這今為止,小麥單倍體的培育率還是很低。而水稻則有百分之五十的花粉粒授精成為雙倍體作物。該研究所的科學家認為,他們在將來能夠使用一種叫秋水仙堿的化合物,控制雙倍體化的速度。他們并希望單倍——雙倍體體系在將來會有用處,不僅是在農業上有用,并且在較高級植物的遺傳之一般調查研究中也有用。

  這個研究團體很重視他們跟農民之間的相互關系。他們說,農民歡迎使用直接的純種技術而發展出來的品種,農民常常訪問他們的實驗所,而他們也常常下田干活,以發展新品種。某些新品種已在中國東北的黑龍江省以及在北京郊區試驗。

  我們問他們是否真正嘗試以單雙倍體遺傳體系這樣復雜的概念教農民。他們答稱:

  一般來說,我們不向農民灌輸這樣抽象的觀念。但是,我們必須把單倍體這個概念介紹給農民,因為正在做這個工作嘛。我們嘗試使用簡單的語言,覺得比較容易把這種觀念向本地的科學人員介紹。年輕的知識分子——農村中的新的一代有些知識,當他們來到實驗所時,就容易教得多。

  這證實了我們在別處所聽到的、關于公社組生產大隊科學組在傳播農村科學知識所起的重大作用。這也使我們對農村廣設初級中學所產生的變化,有了小小的認識。

  在這個研究所內,我們最后參觀的一個實驗室,有四位研究員敘述過他們在高粱和玉米兩方面所做的雄性不育和雜交的實驗。這些研究工作者也熱心跟農民合作,并將國家政治發展與他們研究進展的關系拉得更近。他們對雄性不育的研究,開始于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內。在文化革命期內更加速進行,更密切地同農民一起工作,以四年的時間,發展出十多種新的雄性不育高粱及四十種新高粱品種。雄性不育是在一種突變的遺傳情況下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雄性的花有缺陷,不能產生授精的花粉。雄性不育作物種在正常產生花粉品種的田里時,所有雄性不育作物的種籽,必是產生花粉品種授孕的結果。這種雜交的種籽或兩種不同親屬品種雜交的結果,其所產生的作物比之單性親屬品種,就更加壯健和更加多產。這種雜交作物據說顯出“雜種活力”,它的技術名稱叫做“雜種優勢”。雜交種籽有提高生產的巨大潛力。舉一個例,差不多所有美國田里的玉米,都是用雜交種籽培育起來的。

  我們的東道主說:“科學上的群眾運動正在迅速發展。以促進網賭被黑農業的發展,我們跟農民、工人及其他科學機構一起,找到了要解決的問題。有這樣一個問題,即是在雄性不育作物中雌性花的流產,其結果就根本不產生種籽。研究者得農民的協助,在田間做了實驗之后,發現耕種技術、下種時間、授精、水的供應、光線以及通風,都有影響雌性花流產的傾向,只要把某些情況加以改變,問題才能解決。在這個工作過程中,他們也發現,雄性不育的作物不育的程度,隨品種而不同,也跟不同氣候因素有關,譬如在北方較高地區以及在高處。

  玉米枯萎是另一個嚴重問題。中國人做過很多工作,圖發展一種能抗萎的品種。據說,這個工作進展很快,因為它聯系群眾來做。農民對大規模新雜交能自行做出判斷。在第一次做出雜交試驗之后逾四年,即能大量種植新品種。目前,中國有兩千六百萬畝土地種植雜種玉米。

网赌被黑  在我們參觀遺傳學研究所結束時,我們曾以該研究所的前途詢問我們的東道主。在我們參觀這些實驗所時,我們曾注意到青年研究員之顯然缺乏。我們遇見的青年研究員是六十年代初上大學的。我們知道,這個年齡差距反映出文化革命的沖擊。其時,大學有好幾年根本無畢業生。大學里的人對我們說,多數快要畢業的學生都回到工農業生產上去。我們的研究所東道主預料,將來某些研究還將直接來自農民。但是,他們也認為,某些大學畢業生將直接到研究所工作,而不再回到生產單位。我們的印象是,這些問題仍然在積極討論和辯論之中。

  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

  一九六五年中國宣布,上海生化研究所科學家成功地合成了在生物學上很有用的胰島素。胰島素是五十一種氨基酸組成的蛋白質。把它們組合成為真正的物質,這是科學上一大成就,其震驚西方科學家正如若干年前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之使西方科學家震驚一樣。可是,介于那時和現在之間,發生了文化革命。我們懷著一種好奇心,想看看社會態度的改變,怎樣影響到有關這種極其基本的研究的實驗所。

网赌被黑  孔江復(譯音)據介紹他是該研究所革委會主要成員,他為我們概述了該所的一些變化:

  由于文革前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對我們的研究工作發生很多壞的影響。在文革期間,我們跟隨網賭被黑的領導,拋棄了修正主義路線。該路線是使理論脫離實際,走專家路線,以及使知識分子脫離勞動人民。現在,我們堅持網賭被黑的革命路線。科學必須為人民和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科學研究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文革期間,我們的研究所成立了革委會,成員包括老、中、青。……我們的研究工作者下鄉與下廠去接受農民和工人的再教育。現在,除了重視理論研究外,我們還研究許多問題的實際應用。

  這聽來像是黨的路線。是的,它是黨的路線。但是,在中國,這不是一個壞名詞,有如在美國那樣。孔的關于該研究所的情況介紹,看來簡短扼要。很像我們在中國所遇到的許多知識分子,他們在告訴我們類似的情況時,也大致是這樣的。

  生化研究所跟生理研究所共占一座大廈,解放以后作為一個單獨的研究所而成立的。在大躍進開始之后,職員分為兩個主要部分。生化研究所開始時只有成員五十人,現在已擴大到共有三百八十人,分為四個大組。蛋白合成,酶結構和功能,核酸,和新陳代謝。研究所的生產機構包括東風生化廠。這個廠的成立,在于為胰島素合成工作提供所需物質,現在并擴大業務,也提供化學品給其他機構。研究所的機器工場除維修外,制造自動氨基酸分析器(在于判定蛋白結構),快速蒸發器,及分子收集器。

  蛋白合成工作是這個研究所最有名的成就。討論一下從事此類計劃所涉及的動機,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初看起來,這種研究計劃并非優先性的應用研究,只能生產最少量的這種大蛋白質。而為了醫療的用途,自然的來源將繼續提供最佳的供應。給我們為這個計劃辯護的理由之一純屬于政治性的。這個蛋白合成實驗所的第一號領導人胡石泉(譯音)陳稱:

  我們偉大的領袖恩格斯說,蛋白質是一種生命形式,我們從化學物質中去合成蛋白質,證明了唯物論的正確并否定了唯心論。因唯心論認為只能從有生命的物質中取得生物物質。

  這位我們在上海的東道主之一的胡同志,曾作為一個正式的科學家代表團團員,于一九七二年去過美國。在我們停留上海期內,從我們跟他個人的談話中,在我們看來,這計劃之抽象基礎,如他在上述言論中所說的,顯然是從事此項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然,也有其應用的方面。合成工作對于改變蛋白質結構,從而了解此結構對荷爾蒙作用的關系,是很有用的,再則,胰島素合成技術的發展,正在被應用到一種叫縮氨酸(肽)的化合物的合成之中。肽是較小的分子,和蛋白質的形態相同,拿來加以合成,作為商用或實驗用,都是合算的。這個實驗所已制成了一種以百克計的催產素的肽荷爾蒙,催產素在大腦垂液腺中產生。它有助于調節血壓,在高血壓研究中用得著它。因為與高血壓有關的疾病(特別是中風),在中國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從健康研究的角度來說,這種研究顯然有其優先性。

  站在這實驗所胰島素分子模型旁邊的一位工人對我們說:“在胰島素合成之后,三年內我們完成了愛克斯光射線晶體攝影工作。這個問題在西方已討論了多年了。”這種自豪的言論,是我們在中國很少聽到的言論之一,這暗示出,甚至在中國科學家中也有競爭性。不過,他說了之后,隨即又以實驗室的設備有限而引為遺憾。實驗室很少有自動儀器和先進設備,而在西方做這樣的大成就的研究,是認為非有自動的和先進的設備不可的。孔說:“我們有了一些成就,但跟我們人民的需要一比,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們的生化設備是有點舊了,為了趕上較高的工作水平,我們要向別國學先進技術。”

  這個研究所的基本目的之一,是適應當前的需要。他方面繼續其基本的工作。一群生化學家曾企圖用諸如DNA這種核酸來從事這種工作。由于核酸在遺傳上的重要性,因而對這個問題已成為西方實驗室深入細致的研究對象。雖然,從這些研究中所得到的知識是極其基本的,但除了醫學某些方面,此項研究成果應用到社會方面則為數很少。

  在文革期間,研究所的核酸組成員決定加強他們自己的工作與農業之間更密切的聯系。其中一位成員對我們說:

网赌被黑  網賭被黑教導我們備戰備荒。科學家必須為人民服務。所以,我們著手研究核酸對農業上的應用……科學工作者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樣,他們就可以有助于提高群眾的知識水平。通過這種工作,科學工作者……跟群眾同呼吸,共甘苦。

  研究人員在中外文獻中,曾閱讀過有關核酸混合物能增加作物產量的報告。——經過小組討論并跟研究所的領導成員商量之后,他們便開始進行這個問題的研究。結果顯示,把富核苷酸水解物噴到稻田里,會增加水稻的產量。核苷酸是小塊的核酸。水解物是經過化學上消化的分子混合物。為了要取得水解物作試驗,他們便用大量富核酸的酒糟及豆渣予以加工。產量提高的情形如何,不大清楚,但在初步實驗中,使用放射性磷化合物來作示蹤劑,顯示出核苷酸增加根對水和礦物質的吸收。

  核酸組跟上海郊區某公社社員進行這個試驗,他們也幫助公社的工作。小組的一位成員自從一九七〇年以來,即住在公社那邊。公社的農民也常常回訪研究所,來問問題和討論問題。該小組也實行“單位之間的網賭被黑大協作”,跟本地農業研究所協同工作。

  在美國的一間研究所或大學的核酸生化家,即使考慮搞這個組所研究的問題,也幾乎是難以想象的,更不要說在解決問題時還有非科學家參加哩。在美國的生物化學家當中,反對用粗率的化學設備,并反對在精密的實驗室設備以外來開展工作的偏見,實在太強烈了。如果一位個別的科學家來從事這種研究計劃,他可能要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對。理由是,這種研究在專業上跟突破核酸研究的難關毫不相干。但在中國,研究工作之如此應用,卻被認為是典范。

  我們也討論到研究所的新陳代謝實驗室的工作。它是跟肝的生物化學有關的。一九七〇年該實驗室展開了一個計劃,要搞出一種能早期診斷和治療肝癌方法。這工作在實驗室開始,后來搬到現場去作進一步試驗。經過了幾次試驗之后,方法是定下來了,決定用(初)胎球蛋白檢驗法,分化了癌細胞的作用。——這是說:癌細胞失去了從某特殊組織出來后的細胞特性,而變成像胎體發展初期的細胞。初胎血球蛋白,是胎兒的一種特殊蛋白特性。它在正常情況下不出現于成年人體內的。但在生癌時,會在血中發現此種初胎血球蛋白。現在已有極敏感的和先進的方法,可以探出此種蛋白質的存在。用這種方法也比較容易進行實驗。在肝癌初期用初胎血球檢驗法,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的正面診斷效果。現在全中國使用這種檢驗法。實驗所的工人到農村去,教育和動員群眾跟本地的醫務人員合作,特別是跟赤腳醫生合作。他們告訴我們,去年他們已檢查過五六萬人。

  預防工作另一個方面是辨認和消滅致癌的化學因素。已在進行的某些研究,系有關某種霉菌。這種霉菌在食物上生長時,會產生致癌的物質。正在研究中的這些化學物,最重要的一種,叫“血菌毒”,這種血菌毒是會產生肝癌的。

  全中國現在有一個統籌的癌癥研究計劃。上海方面特別著重肝癌的研究。而在北京方面,則著重于腸道癌的研究。幾個全國性的研究所包括實驗生物學研究所、癌癥研究所和勞工衛生所,都在尋找癌癥病例高的工廠,并調查其致癌的原因。不同單位之間都舉行年會,以交流經驗并討論未來的分工計劃。全國統籌團體設在上海,那兒一個研究所的會員敘述癌癥研究工作的改變情況如下:

  在文化革命以前,我們也做癌癥研究,但我們只是在實驗室研究,故脫離廣大群眾。

  在那段時期,雖有論文刊出,但因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涉,論文不為人民利用。可是,現在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科學論文的出版是基本研究的主要“產物”。因此所取得的知識可以廣為散播。許多中國科學雜志,在文革當中間隔了幾年之后,現正在恢復出版。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在那些年份里,科學知識的交流憑私人接觸、簡短的通訊、口頭發表的論文以及開會來維持。例如,在文化革命期中,中國全國科學家會議就曾討論胰島素晶體結構研究的成果。在我們參觀時,一個有關胰島素結構之進一步研究報告正在付印,預定在《中國科學》上發表。預料其他的論文將在國際發行的中國刊物上發表,而不會送到外國出版物發表。

  據悉,目前出版物應該采取怎樣的形式,是中國科學界正在討論的大題目。比方論文應否由個人或集體署名,是件困難的事情。一項發明常常是集體工作的成果。它不僅僅是在實驗室內做研究的人,而且也是在支持科學家、供應他們的生活、并替他們制造設備的一大群人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國,一般的意見,認為“科學是勞動人民經驗的結晶”。此外,仍然有個別具有特別才能的人,他們發明創造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要給人知道的。在西方科學界,自然個別的作家恰恰是跟那種為地位和榮譽的個人奮斗密切相關。但在文化革命期內,中國人曾嚴厲批評這種個人名利思想。

  現行的計劃,使某些文章用個別作家的姓名發表,其他文章則署上某單位或某組的名義。為什么要這樣做,其原因倒是頗有趣的。當我們在廣州中山大學會見老科學家蒲蟄龍時,他告訴我們:雖然有人擔心,此種作法會誘導一種走向個人主義的傾向,可是,對某種具體研究計劃責任的指派,個人的名義仍然是重要的。再說,雖然實質上所有研究上的成就,都有許多人直接或間接做出貢獻,可是負起任何既定工作之正確執行責任的,卻只有少數人。

  當我們問及研究所職員有關文化革命的影響時,這種政治問題之意義的繼續辯論——并且所有的問題都被看成是政治性的——也出現了。科學家們說,在文革期內一個工人宣傳隊來到研究所,并且在實施基本改革上起了重要作用。這些改革使研究所參加了群眾生活。工人網賭被黑思想宣傳隊(是黨的工作隊的代名詞)在糾正中國社會政治錯誤這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在工廠、公社、大學或任何其他機構有問題時,網賭被黑就派這種宣傳隊去調查并做出建議,主持討論并監督改革。在文革前,這個研究所的性質看來很像一個西方的或蘇聯的研究實驗所。但是那種作風,被認為是不適合新中國的,而幫助進行政治問題解決的,就是宣傳隊。研究人員說,工人們“曾用他們無產階級的模范來教育我們”,并且講述舊社會的故事。各小組及整個研究所都舉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會議。宣傳隊有些隊員現在仍在那兒,他們做行政工作,也參加政治學習小組。一位研究員為我們總結了宣傳隊工作的成果如下:

  在文化革命前,有三脫離,即政治、實踐和勞動人民之間的三脫離。通過工人在政治理論上的教育,我們改變了這個三脫離的傾向。現在,我們走出實驗室到群眾中去。

  上海生理學研究所

  生理學研究所有二百八十個成員,設五個大實驗室,即神經和筋肉生理學、感覺器官生理學(視覺和聽覺)、低氧強度生理學(即有關有機體對高空的適應)、生育生理學及大腦生理學。目前主要在研究針刺過程。此外,該研究所還辦了一間工廠,制造電子器械,為研究電子生理學之用。

  我們代表團中有兩位團員,曾跟章香桐(譯音)教授在他的實驗室外面的一個小房間,有過一次有關針刺的特別訪問。章教授在房間里,為我們做了一次兔子針刺示范試驗。兔子用一根帆布吊帶吊著。在它的鼻子上刺進一根熱針。章教授用計秒表計算兔子掙扎的時間。針刺之處是痛的。然后在兔的后腿插進一根止痛的針。過丁一會再用加熱的針去刺。痛的反應已大大地減少,雖然,針插進去只有一段短時間。止痛之后又過了一陣,又和針插進去之前一樣有痛的反應。

  實驗室乃開始作一連串單神經細胞紀錄實驗,以追蹤在止痛過程中,大腦各部分神經交互作用的跡象。中腦(醫學專名叫下丘腦)的一部分是此項研究的主要中心。單細胞記錄是一種精密的電子技術。這種技術,一直到最近,中國實驗室還不曾取得。如果有了這種精密電子技術,針刺止痛研究在了解受針刺后神經系統結構所受的影響,可望進展得很快。以下是我們跟章教授的討論,我們是用直接訪問的方式,因為,訪問的進行完全是用英文。這討論給了我們某些啟發,不僅僅是討論技術問題,也討論到這種研究的整個范圍。

  這位章教授開始發言:在這整個針刺研究事情上,我們過去很少經驗。你知道,我們是純神經生理學者。在文化革命之前,我們脫離了所有的實際問題。自從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年應用針刺于外科手術以來,我們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對此項技術,很不敢肯定。但是,許許多診療病例證明,針刺的確有效,雖然療效并不一致。但是越來越多的病例,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有許多病例,在我看來是很能令人信服的。你看,甚至在這種技術發展的初期。一次簡單的針刺竟然能發生這樣大的療效,這是很令人驚奇的。這其中必然涉及某些神經生理學的基礎。我們認為這是對神經生理學之真正的挑戰。我們覺得,我們應當有能力加以解釋。這就是我們于一九六五或一九六六年著手這個問題的原因。我們研究組有許多人去醫院,取得此項技術之第一手經驗。我們參加手術之麻醉的部分。我們學會針刺,我們實習這種技術。經過我們親手的經驗之后,我們回到實驗室做一些動物試驗。我們也在正常的人身上做過一些試驗,并在病人身上做過針刺。我們判定:療效可以在動物身上求得證明。有許多事情,我們不能拿人來做試驗,特別是在神經系統的分析方面。你得把對人的療效轉移到動物方面,這樣你才能做更深入的分析。

  從一九六六年到現在,我們嘗試過多種方法,以發展我們的理論。自然,我們已提出過多種可能性。主要是從神經生理學的神經理論的觀點來解釋這種針刺事業。另外也有人相信,可能牽涉到某些化學上的問題,認為療效可能是體液因素造成的。即使到了現在,我們還不能說,它是純屬神經的抑或是體液的。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以證明我們的觀點,而抹煞別的可能性。雖然,我們關心的是神經系統,并相信其過程主要屬于神經的。但其過程顯然是復雜的。有機體跟許多體系對針刺過程加以反應,它調動了所能調動的一切,以應付這個情況。你有傳入的或感覺的(神經)刺激,涌集到中央神經系統,它們在中央系統互起作用,而產生某些影響。他方面,各種內分泌腺對針刺過程也有反應。我們相信反應的是親腎上腺皮質的荷爾蒙或腦下垂體荷爾蒙,或血壓和血糖的變化以及其他的過程。但是,由于我們是神經生理學者,故我們讓這些問題由別人去解決。

网赌被黑  問:他們已用針刺發現了這種荷爾蒙的變化么?

  答:我不熟習這項工作,不知它的詳細情形怎樣,但我想他們正在嘗試荷爾蒙方面的變化。我覺得主要的療效是屬于神經方面的。你看,在下身癱瘓的病人,他們身體的下部分因脊柱機能發生障礙,故失去感覺,也不能動。在針插入身體下部時,我們未取得止痛的療效。如果沒有傳入的刺激進入中央神經系統,那就不會有止痛的療效。我想,這是對體液論的一個強有力的反證。如果如某些人所說,在針刺部位產生了一種化學物質,而傳到身體的其他部分以產生止痛效果,那么,效果應當發生于癱瘓的下部。但是,并沒有呀。這些病人唯一的區別在于缺乏完整的神經系統。這些病人的體液方面是十分完整的,因血液供應及其他體液的循環就跟正常人一樣。唯一的差別是神經系統不完整。它們尚未顯出止痛的效果。我們曾就這些病人做過若干的研究。在實施針刺前后,檢驗過痛域,簡直沒有一點差別。

  問:我們曾閱讀好幾篇有關針療的報告。那些醫療顯然跟止痛效果不是同一回事。比方說,你能談談有關聾子的醫療嗎?

  答:針刺有兩個主要的部門。一是針刺麻醉或止痛,另一是針刺治療。我想涉及這兩種針刺的人體機構是不同的。目前,我們主要談止痛。我們甚至不曾接觸過針療問題。我想針療要比止痛針刺復雜得多。

  問:有任何其他實驗室做有關療效的試驗嗎?

  答:目前,主要的興趣在于止痛。因為這是最新的療效,僅在一九五八年以后應用過。因此,成了最有興趣的研究問題。我知道很少人有志于療效的分析。原因之一是,很難分析療效。

  問:曾否收集過對療效之有系統的觀察?

  答:我相信有。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尤其是診療所。但就療效作實驗性分析,我想極少。

  問:在我們去過的醫院里,我們參觀過動齒齦癌的手術。病人是從個別穴位上用指壓麻醉。你能談談這件事嗎?

  答:這正支持了我的理論。你知道,我對于針刺有一個基本的概念。我們相信針刺止痛的療效,是中央神經系統中兩套不同的神經刺激傳入的結果。一套是痛的,或感受傷害的。這種神經刺激起于受傷或痛的部位。另一套是不痛的神經刺激,起于針刺的部位。這兩套神經刺激在中央神經系統中互相碰頭,其中包括脊髓、腦干、丘腦并且或許包括大腦皮層。在痛神經刺激被不痛神經刺激阻止的地方,我們相信所有的感官刺激都有某種止痛效果,但是,由針刺產生的特種感覺是最有效的。讓我們重復一句:任何性質的感覺輸入都有某種止痛效果。但針刺所產生的那種感覺則收效最大。壓力、機械搖動、摩擦、或抓搔、聲音、視覺刺激等等都有某種的止痛作用。我相信由針刺所產生的那種重的、痛的、很不愉快的感覺是最有效的止痛。如果你狠狠地壓住你的拇指和食指之間的肌肉。你會感覺得極不愉快,雖然并不痛,而感覺卻是相同的。這就可以解釋今晨你見到的現象。今晨動齒齦癌手術時,只是用指壓,并未用針。我想針的效力最好,因為它們較易控制。沒有必要把你的手指放在手術臺上,這太笨了,而且也不方便。只要用低電流作為刺激,針是很容易地加以遙遠控制的。所有的變數諸如時間、脈搏頻率、電壓等等都可以這樣予以控制。

  問:針刺止痛曾用之于牙科醫治方面嗎?

  答:是的。我相信它廣泛地使用。讓我檢查一下我說過的話。第一,任何感覺輸入,都可能有某種的止痛作用。但針刺的止痛作用最大。第二,體內任何部分的針刺,都可能具有某些的止痛作用,但某些特殊穴位,作用最大。現在,你也許要問,哪一個穴位最有效?依據我們試驗的分析,我們相信,最有效的穴位,是和痛的部位神經分布相同的脊柱環節神經分布的穴位。離這穴位越遠,則效果就越小。我想這個穴位具有實際上的重要性,因為,在實行診斷時,每一次手術,都必須選擇最好的穴位。比方你要是想實施甲狀腺切除手術,你就得選擇一個穴位。有許多穴位你可以用,但你要選擇最有效的一個。所以,你須要從甲狀腺神經系統的同一部分找尋一個受神經支配的針刺位置。這是依據脊柱分段的原理。

  問:在你的動物試驗中,有過這種證明嗎?

  答:有過的。我們發現:依據這個原理,阻痛效果最大的,是刺激不同(部位)的神經。

  問:針的穴位常在肌肉上嗎?

  答。多數穴位是在肌肉多的地方——有的是在皮膚上或筋膜上。但是,效果卻較小。在耳方面,穴位是在耳翼的周圍,即耳的外殼,這是另一種針刺。人們說:耳穴位的針刺可以應用到許多種手術,諸如內部器官的手術。我相信耳是身體表面上迷走神經分布之唯一末梢神經器官。你知道,多數內部器官有這種迷走神經的分布。在外耳道周圍,耳神經的分布(即耳的外部之偏內的部分)是很復雜的。那兒有迷走神經、舌咽神經、頸神經等的分布。所以,依據部位原理,要是來自針刺的神經刺激,進入中央神經系統的迷走核心,它就有機會跟來自內部器官部位的神經刺激互起作用。兩種神經刺激互起作用,可以阻痛。這就是內部器官動外科手術時,在耳部施行(止痛)針刺是最有效的原由。

  問:我現在了解,在禁阻來自內部器官的痛,耳是如何有效的。但是,在實行外科切割時,皮膚止痛又是怎樣的?

  答:我想可以這樣地加以解釋。甚至于在耳部,使用了一兩個或更多的部位,并且也有一般原則和特殊原則。一般原則是,任何感官刺激都有某些一般的止痛效果。因此,即使是單一的一個耳的部位,對內臟器官可能有特殊的止痛的作用,并且也有一般的止痛效果,包括皮膚在內。

  問:依據你的理論,你怎樣拿針刺止痛跟有關的痛現象相比較呢?

  答:這有某些相似之處。我想有關的痛也和部位原則有關。有關的痛其過程是單方面的,它不具有阻痛的作用,而只是痛而已。當然,這真正只是推測。舉例說,在有關的痛中,可能你的腎有問題,但你會覺得背部痛。我自己就曾有過這種經驗,是很不愉快的。在你背上施行按摩或其他物理治療時,你會感到有些松弛。它的效果也許不是百分之百的,但你可不能否認它有效,因為你覺得有些松弛。來自末梢區域的效果,再反應到(內部)器官。我想這是合于穴位分段原理的。因此,我相信。有關的痛跟針刺止痛的效果有共同之處。

  問:你怎樣解釋針療在制止頭痛方面的效果,特別是偏頭痛這樣的頭痛?在針取出時,不再頭痛。

  答:這個問題,我不以為我能夠解答。因為這關系到針療的問題。

  問:那么,你以為在這種病例上,不只是止痛效果的問題了。

网赌被黑  答:我想有更多的問題。

  問:在針刺期內,有否紀錄血壓的改變?

  答:有時候有紀錄。讓我們再次來談談偏頭痛的針刺問題吧。你知道,對解除頭痛有效的穴位,多數位于有三叉神經分布的地區。一般來說。頭痛起因于大腦腦膜發炎。這些腦膜是有三叉神經分布的,至少這些腦膜一部分有三叉神經分布。所以,我們的原則仍然適合于頭痛的針療。但是,讓我來補充一下,或許是有意思的。有這種止痛的療效的,究竟是對哪一種神經?我們相信,那是小直徑組織的活動。其實,這是神經生理學上一個既定的原則,多年前就發明了的。而且已經過動物實驗的證明。如果你刺激小直徑組織,它就會禁阻更小組織的活動。所以,針刺的主要作用,或許是在較大的組織方面。(即使不是最大的組織)。解釋止痛作用之另一個要點是。如果壓力或摩擦可以解除或阻止痛楚,那或許是因為那些刺激在大組織上發生作用。針刺的理想情況是針只在大組織上活動。比方,如果你用的是電刺激的針,而不是用手操縱的針,那你就不應當用強刺激,因為用強刺激會在小直徑組織上發生作用,會產生痛。那就不但不發生止痛的效果,反而會產生更多的痛。所以,你必須選擇使大組織活動。

  問:最后的一個問題。你憑經驗證明,是否相信有些曾有聽力的聾子,因針療至少得到局部的恢復?

  答:公平地說,我要說,有過某一些有效治療。你不能說,任何種類的聾都可以治療。我雖然沒有直接的經驗,但對有些機能上的病看來治療很有效。如果基本組織未受損害。那是可以醫的。但是,如果基本的因素喪失,神經組織萎縮或破壞了,我想那就無法醫治。我們作最好的希望,但我們也必須現實一些。許多語言或聽力有缺陷的病人,基本組織是完整的,這種病例就可能有希望。其實,從診斷實踐看來,很清楚,唯有尚余殘余聽力的病人,較易醫治。

  問:在你看來,針刺方面有無安全的問題?我們見過很多青年,在學校里實習針刺,有沒有因反復針療而發生血管或神經損壞的跡象?

  答:這是個極其敏感的問題。我會說,這是一切技術都存在的問題,安全與否要看是誰使用技術,同時要看使用者的經驗怎樣。與其他麻醉方法相比較,針刺是安全一些。但在一個沒有經驗者的手里,也可能不安全。可是,對多數人來說,針刺是比較容易掌握的技術。你必須具備基本的人體知識,你必須避免大血管、重要的器官以及中央神經系統。在胸部,你可能造成麻煩。一般來說;在腿部和在手臂,你造成的損害可能少些。我想學童在簡單的穴位上,是受過細致的指導的。最多不過使受針刺者感到有些痛,或者造成很小的組織損害而已。在一個沒有經驗的人手里,任何技術都可能造成麻煩。

  這是又一次很有吸引力的討論。談到這里,時間又完了。我們是不愿結束這次討論的。由于是研究科學家,我們在這個實驗室所得到的感受是很興奮的。這個實驗室的研究工作顯然直接聯系到在具體問題上幫助人民。章教授在美國多年,曾學過英文。他對于科學的誤用跟我們有同感。當我們回到美國的時候,醫學專業正在開設收費昂貴的針刺診所。對我們來說,針刺是真正的人民科學。在中國每個人都可以得到針刺,因為收費很少,或者根本不收費,卻能解除不可言談的痛苦。在美國,很少人能到這些收費最高的診所針療,但是,我希望,針療能獲得廣泛的承認,并且大家都能針療。

  在上海,我們團體中有幾位團員,由一位醫生教以詳細的針刺課文。并且相信,護士、助手、和半醫務人員都能容易受訓,用針刺解除很多人痛苦。我們毫不懷疑,對各種療效加以令人興奮的和有用的研究,將會在這個國家(指美國)進行,并將促進中美兩國研究工作者之間的友誼。

  北京動物研究所

  當我們的一位團員傾斜著身子,準備拍攝金魚的照片時,它們像飛箭似地,一下子跑到瓷缸下層去了。在棚內,有十五個或二十個這種容器的周圍,有成打的金魚在游弋著。雖然金魚的樣子平常,但是,用顯微鏡看來,卻跟我們在幾間房子里所曾見過的金魚,大不相同。這些魚的每一個細胞有兩個小核,當金魚仍在孵卵時,一種鼠癌核細胞已經移植到它們體內,和金魚細胞核在一起。在卵孵成魚時,細胞的生育生化機構,完全和原核及增加的核一模一樣。

  這個棚子是在動物研究所的院子里,是細胞學或細胞研究實驗所,是研究癌的工作之一部分。在棚外的一間小房間里,研究員正在從事細胞核的移植。這種技術涉及將一細玻璃管的顯微鏡尖端插入一個細胞內,將細胞核吸進管內,然后,再將細管插入魚卵,并將核細胞轉入那個魚卵的內部,并企圖用煙草細胞試驗,看看煙草細胞核插入動物細胞內的情形。這種嚴肅而極其細致的工作,看來跟那間簡陋的房間有些不相稱。房間里有塊電熱板。那是對付北京冬天之主要熱源。在主樓一間更尋常的實驗室里,婦女們正在做著將癌細胞核移植到鯢卵體內的類似工作。在這個研究所實驗的主題上,另有其他幾種不同的試驗在進行之中。

  在對細胞活動正常程序的控制產生錯亂時,就會發生癌癥。這時候細胞就會無止境的繁殖下去。因為對細胞的控制在于細胞核,它是遺傳物質的部位所在。控制了細胞核,就能對癌癥的原因,取得基本的知識。像這類研究,不但在中國進行,也在世界其他各地進行。細胞實驗室也在研究治癌的一些藥物,但是,尚不曾達到臨床試驗的程度。

  巡視一番動物研究所各實驗室,對我們來說,真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在某特別方面未受過訓練,多數科學工作是難于體會的。參觀者在參觀時,很難做出什么建議或發出聰明的問題。這里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顯然與重要的問題有關。

  細胞學工作者以前是屬于規模較大的內分泌學實驗所的。(內分泌學是研究荷爾蒙的)。我們見過的內分泌學工作部分,是準備一只貓作針刺麻醉試驗。有兩位女性在做貓的試驗。貓被夾在一塊板上,在它的喉嚨里插了一根呼吸管。給貓以局部麻醉,并給以肌肉松弛劑以引致癱瘓。將貓腿上的一條神經暴露出來,使之能用電刺激,對針刺效果,及對痛域之其他治療效果加以研究。研究的方法,不但注意大腦,腦皮層和下丘腦兩區的電活動,也注意血壓變化的情形。有關針刺對這個痛域的療效的知識,將用以協助解釋針刺的功能,并有助于發展一幅貓針刺部位圖。

  目前,中國解釋針刺功能有三個主要路線。除了傳統的通道說之外,有神經生理說,即上海章教授提倡的那種理論,以及荷爾蒙說,即本實驗所在試驗的理論。這研究所的針刺研究,其進行跟友誼醫院有關。該醫院也在北京,是一所大醫院。該院人員也在研究針刺。

  我們在內分泌部所見到的另一實驗室,正在研究受孕和不孕。這實驗涉及生殖腺刺激的效果,這是一種腦下腺所排出的荷爾蒙以及前列腺荷爾蒙,這是新發現的荷爾蒙級。這些荷爾蒙影響黃體的維持。黃體是一種內分泌結構,是懷孕所必需的內分泌。這些實驗中所用的荷爾蒙是從羊身上抽出來的,是未加工過的。另一個正在做著有關的工作,即在這些荷爾蒙影響下,研究細胞小器官(細胞內部結構)之化學的和顯微鏡下的變化。此項研究工作利用研究所的電子顯微鏡。此研究之主要應用,在操縱荷爾蒙,節省受孕次數,以增加牲口的多育性。研究人員在公社做他們的實地調查研究工作。

  在進行中的一項實驗,其目的在了解親生殖腺素和前列腺素對黃體脂酮(另一種荷爾蒙)分泌的關系。前列腺素是最近才發明的一級荷爾蒙,其效用之一是增加精子的機動性。如果前列腺素精液抑阻,精子就減少活動。因此可以防止受孕。前列腺素的研究,對發展男性避孕丸有直接關系。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認識到這一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們主要關切的,是增加牲口的受孕性。

  第三間實驗室正在做著有關胰島素結構之基本研究。有人以為,胰島素分子是對細胞外面某一特殊部分反應或與該特殊部分聯在一起,并認為這種相互的作用觸發新陳代謝活動。據假設,胰島素影響這種新陳代謝。在這個實驗中,被指為有放射性的胰島素,是用以鑒定這個接受(反應)的部位。這個實驗用了兩件重要外國設備,即匈牙利制的加瑪線計算器及瑞士制的特種量表。

  在提出文化革命問題時,研究員們告訴我們:研究所多數人繼續工作,雖然有少數實驗室關閉了一個時候,有些科學家到農村去工作。但是,他們說,“我們許多人都在農村呆過很多時間,所以,這不是一種大變化”。研究所一百五十多個人員,幾乎有三分之一去了五七干校。當我們問他們誰是干部時,全體東道主都大笑起來。一位女同志碰了一下一個男人的手臂(這男子在整個參觀期內是沉默的)說,“他是我們的干部”。當時的幽默氣氛暗示出,干部和工人之間的稱呼和區別,至少在這件事上是根本不重要的。那位女同志說英語,在參觀期內,對我們很有幫助。

  研究所約有五百名工作人員,其中四分之三是研究工作者。在十項實驗室中,至少有五項是做昆蟲實驗及其控制的。除了已敘述過的內分泌學和細胞學之外,還有昆蟲生理學和毒物學,昆蟲和哺乳動物生態學和生物分類學或昆蟲、脊椎動物與非脊椎動物的分類。此外,還有一個有關研究大設備維修新技術的實驗室。

  生物分類學實驗室一位女研究員對我們談了些昆蟲控制工作的歷史:

  解放前,我們很少科學,也很少有關昆蟲的知識。在那些日子里,蝗蟲是個嚴重的問題。蝗蟲的聚集、往往使天空變成黑壓壓的一團,它們破壞農作物。解放以后,我們對這個問題給予很大的重視。科學工作者被派去調查蝗蟲,發現蝗蟲在池沼地區下蛋。

  他們建議建壩將水堵住,這樣,水位上升,會把池沼淹沒,使蝗蟲無處可以下蛋。

  我們在玻璃櫥中,看到展出了許多重要的昆蟲。包括幾種美麗的蝴蝶和華北傳統醫藥中使用的各種昆蟲。有些昆蟲是研究員在下田時搜集的,也有些是公社技術員搜集的。這些農業技術員把控制害蟲作為他們主要任務之一。這些技術員通常是公社自己用的。在研究科學家去公社時,他們跟這些技術員一起工作。有時,技術員也到研究所受訓練和討論。

  有如今天的美國一樣,中國的昆蟲控制計劃,包括研究昆蟲荷爾蒙,特別是昆蟲幼年時期荷爾蒙和昆蟲性荷爾蒙。這些方法終有一日會代替化學殺蟲劑。實驗室有各種玻璃器、調色器、抽提器械等等的設備,用來使化學品跟昆蟲隔離。長凳上擺滿了盛著溶液的大杯和熱水瓶。這顯示出研究工作正在進行。

  這些昆蟲控制法試圖利用昆蟲的天然化學。幼荷爾蒙是昆蟲用的一種化學物,以控制它自己的成長。昆蟲在長大之前,要經過好幾個階段。最為大家周知的例子,是毛蟲變成蝴蝶。幼荷爾蒙的分泌,在于防止在不適當時間發生這種變形。但是,應用特殊的方法,將使這種變形很遲才發生,或根本不發生。其結果是昆蟲死亡。這種荷爾蒙的好處在它相當的特殊,所以,把它應用到田里,可能殺死的只是害蟲,其他的蟲多數無事。這今已在麥粉甲蟲方面做過初步實驗,可以看出實驗對甲蟲變形的影響。同樣的實驗工作也在蝗蟲方面進行。迄今還沒有一種可以應用的昆蟲控制藥發明出來。雖然,在生絲制造方面正在做著一種初步的準備。幼荷爾蒙可以推遲一天蠶蟲的變形,因而可以使蠶繭大些,增加生絲的產量。

  昆蟲性荷爾蒙是昆蟲發出來的一種化學物質,使它們在環境中互相聯系。最有力量的化學物質,是性吸引物質。研究計劃的目的在隔離重要害蟲的性吸引物質,把它們加以化學的合成,然后用它們去引誘昆蟲。

  對害蟲的另一撲滅方法是研究害蟲的疾病。這個方法現在在中國相當普通。這方法包括培養病菌,然后將此種病菌烘干,做成粉末,像殺蟲藥一般,噴散到田里。害蟲接觸到這種病菌粉末,就會傳染而死。不過,這種可以傳染疾病的昆蟲種屬是有限的,可能殺死的,只有目標害蟲及其他少數蟲類。這個研究所現正在研究改良這種殺蟲方法,即是將蘇蕓金桿菌所分沁出來的外毒素分離。這種毒素是真正殺昆蟲的毒素,將它分離后,用于殺蟲技術更加有效。由于這類工作在設備有限的公社難于進行,所以才在設備較好的研究所實驗室進行。有關昆蟲病毒的研究也在進行。

  這三種消滅害蟲的方法利用“對象害蟲”的特性——生活習慣、化學成分及其易于傳染疾病——而加以控制之。這些方法應用于農業方面,顯出很有生態學的眼光。化學殺菌的缺點之在于所殺的昆蟲范圍太廣,連可能控制害蟲的益蟲也一并消滅了。并且需要反復的噴散殺蟲粉。中國人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相信他們有辦法把糧食高產量與良好生態實踐調和起來。我們看到的、正在研究的控制方法,有發展前景,并已在局部使用。比方,公社的農民可以培養他們自己的細菌殺蟲藥。目前,這種方法還只能控制一部分害蟲。所以,現在以及最近的將來,中國人仍將肆力于發展化學殺蟲。這種殺蟲法對殺蟲比較有效,而對人民和其他動物則較少有毒。

网赌被黑  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研究所與農民之間的合作,要追溯到它最早期的歷史。在解放初期,害蟲問題是很嚴重的,農村方面幾乎全無技術的基礎。研究所的工作多數是在田里,指導農民,并預測蟲類情況的變化,藉以準備殺蟲。實驗室的目標全在于控制諸如蚱蜢之類的特殊害蟲,或在對付襲擊特殊生產方面——如棉花、稻作、牲口和森林的害蟲。在這段早年期內,知識分子與農民之間的鴻溝仍然很寬,雖然雙方都覺得一起合作改進生產的重要。后來,一群農民發現DDVP(一種有機的磷酸脂)殺蟲粉可用以控制棉花蚜蟲。在文革期內,一批科學家帶了些DDVP到農村去,但只是用來控制他們自己居住之處的環境。那時天氣干燥,而棉花蚜蟲又太多。當時用以控制棉花蚜蟲的殺蟲劑“拍拉息昂”和“賽斯托斯”在那一年里未能發生殺蟲的作用。有一天,農民干脆拿了研究員自己的藥物,把它噴散到田里,而效果卻很好。雖然,并不常常將DDVP作農業上使用,但是,因為它殘余的藥性很小,而且藥性很快就被在土里和在植物葉子上的化學反應所消滅掉,所以其殺蟲效力倒很不錯,值得使用。DDVP是一種磷酸酯,其化學結構不同于含磷硫酸鹽的“拍拉息昂”。這種化學上的差異(能克服對常用化合物的抗拒)暗示出,對新殺蟲劑的合成方法,尚須作進一步的研究,也暗示出:對化學作用與抗拒過程也須作進一步研究。當時,研究人員或許尚未曾充分與“大眾打成一片”,但他們的工作顯然得益于農民之創作性合作。

  文化革命改變了科學家到農村的方式。他們現在跟農民同生活同工作,因而,使他們的研究,產生了較好的了解。增加了解之另一重要原因,是農村技術基地的發展。每個生產大隊有技術組,多數的公社有特別的昆蟲化學控制小組。這些小組都是本地人,或者是中學畢業生,受過當地農業的教育,或者是較有農業知識的老農。化學控制組的農民比較年輕,或許比較老農受過校多的化學和數學教育。當研究所的成員去公社時,在中學和在整個公社開班。由于在農村這種密切的合作,研究所的工作,可以得到較迅速較有效的考驗。他們做出一種新農藥,叫做“Phoxim”。同時在不同情況下,對不同昆蟲進行試驗,這都是因為得到許多公社和小組在田里的合作。

  化學殺蟲劑的安全,現在美國成了個大辯論問題。在中國,對此問題也引起了關切。雖然,中國的農業發展用化學殺蟲劑少得多。中國人認為使用化學殺蟲藥作為控制害蟲之唯一方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當他們最初開始時,他們試過各種控制害蟲的方法,不只是化學品而已,雖然他們發現,某幾種害蟲只可能用化學品加以控制。由于他們的智力和能力發展了,他們開始研究新的控制害蟲的技術,特別是微生物和寄生蟲的控制。現在,他們有一套完整的方法,適應著農村不同地區的需要。

  必須先肯定新混合物對人民、牲口及其他動物有毒,然后才能衡量它的價值。研究所曾在脊椎生態實驗室做了小量的、短期的試驗。該脊椎生態實驗室也做過有關控制老鼠的試驗。職員們的意見認為,有機磷質式的殺蟲劑在長期積累的不易察出的毒性方面,較有機氯殺蟲劑如DDT,“阿林”(Aldrin)及“迪爾特林”(Diedrin)為少。對毒性作長遠的飼料研,那是衛生部的事情。政策的決定諸如用哪一種殺蟲劑及生產方法以及研究上的指示,都是在每年全國大會上做出來的。在我們參觀期內,那個會議是在廣州舉行。會議起了傳達研究與試驗成果的作用。出席的不但有全國的研究人員,還有農業、商業、化學工程和燃料各部門代表出席。

  廣州中山大學昆蟲學部

  在我們參觀中山大學昆蟲學部的時候,我們聽到更多的有關中國正在做著完整的昆蟲控制工作。在我們會見期內,兩位很親切的科學家李麗英和蒲蟄龍對我們特別有幫助。李麗英是位年約四十歲的婦女,蓄著短發和戴眼鏡,個子瘦瘦的,態度很友好。她是廣州昆蟲研究所的研究員,研究害蟲控制之生理的方面。她一度在蘇聯學習。在這方面,她是五十年代中國科學家赴蘇聯或東歐受技術訓練的典型。她的有關昆蟲的技術英語知識真是好極了。

  蒲蟄龍代表年紀較老的一代,卻也是中國科學家重要的一代。他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在美國明尼蘇打州大學研究昆蟲學。解放的那一年——即一九四九年——回到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沒有大規模的科學研究生教育。許多中國科學家到外國——美國、西歐或日本去留學。在革命勝利之后,這些留學外國的科學家回到或留在中國的,占相當大的比例。在過去二十年,他們在發展中國科學上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网赌被黑  蒲是昆蟲學教授。短小精干,大約五十來歲的樣子。他樣子很和氣,說得一口好英語。無疑還是因為他在美國呆過的原故,并且顯然他在他自己的專長和其他方面,繼續保持英國語文的研究。此外,他還可以閱讀德文、法文和俄文。人們可能預料,他在五十年代學了俄文。當時,蘇聯對中國科學的影響是很大的。蒲的妻子和李的丈夫兩位都是昆蟲學家。蒲的妻子跟他在同一實驗室工作,他們倆常常在害蟲控制工作上合作。

  在我們跟這兩位科學家一次討論中,李把中國的害蟲控制計劃分為五類加以概述。

  1。化學性控制 當害蟲大群出現的時候,農民必須用有機的或無機的化學物殺蟲。這種情況是很常出現的。這個方法有著嚴重的缺點,即是化合物可能傷害人、動物或甚至傷害正在受保護的農作物。

  2.生物學的控制 這方法在中國有其古老的先例,即是利用益蟲去殺害蟲。這方法已大力地加以提倡,因為用作生物控制的蟲類,對人、動物或環境都無威脅,并且使用起來價錢便宜,農民自己又可以制造。但是,生物學的控制也有其缺點。要制造大數量的益蟲,需要一段時間。所以,這方法不能應付突然出現的大數量的害蟲。并且,某種的益蟲對食物很選擇,并且這種益蟲只進攻一種或少數幾種很親近的害蟲。因此,大批的害蟲需要大批的益蟲,而這種益蟲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培養出來。

网赌被黑  3.農業性控制 許多害蟲可以用選擇的作物品種來加以控制。這種品種在遺傳上是抵制害蟲的。也可以用操縱耕作方法(如種植時間,犁田時間燒舊莖桿等等)來阻止害蟲的發育。李強調說,農民對這些方法有長時間的經驗。他們對田里昆蟲的習慣,以及利用昆蟲的習慣,以想出適當的控制方法,都有熟習的知識。

  4.人為控制法 這類方法簡單有效,諸如派幾百人出去滅蟲或用手搗毀害蟲的卵。西溝公社曾用這個方法對付一大批的毛蟲(一種飛蛾幼蟲)。這種毛蟲威脅到松樹種植園。也用過較為巧妙的方法,如西溝所用的燈光陷阱。李對我們說,這種用燈光誘滅飛蛾的方法,在中國廣泛流行。

  5.混合控制法 中國人有一個理想,試圖結合幾種方法,以控制某特定作物或一個地區內所有各主要害蟲,何種方法適合何種害蟲,可加以選擇。李特別指出甘蔗害蟲,使用了一種極微小的寄生黃蜂——廣赤眼蜂來對付甘蔗鉆孔蟲很有效。這種鉆孔蟲也是一種飛蛾幼蟲。自從甘蔗田受其他許多害蟲侵襲以來,還不曾使用過這種生物學控制方法,所以仍然須用殺蟲劑。但是,因為殺蟲劑會殺死黃蜂,所以這兩種方法就積不相容。在任何特殊情形下應用哪一種方法,那就要看田里的特殊情況而定。

  蒲蟄龍詳述了中國社會與生產需要以及生物控制方法發展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他指出,這個想法并不新。華南某些地區的柑園中,使用螞蟻來控制其他害蟲,至少在一千六百年前就這樣做了。這種方法現在仍在繼續使用,雖然似乎已逐漸少用。據蒲蟄龍解釋,幾年以前,在廣州附近地區一個地方,我見到有人使用這種螞蟻控制柑園內的某種蟲類。但近年來他們已不大用這種控制方法了。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用化學控制用得太多,化學控制會殺死那里的螞蟻。第二,螞蟻會使柑樹帶來一種疾病。所以用這種方法的柑園,逐漸地變得很少很少了。但是,這個方法是很古老的。所以我們說,也許中國最早用生物學控制方法。

网赌被黑  在動物研究所有人告訴我們:文化革命促進了中國科學家大力使用生物學和混合控制方法。該研究所專門發展與試驗新的化學殺蟲劑。但是,當科學家下田跟農民在一起時,他們仍用化學以外的其他方法來控制害蟲,極力避免使用化學劑。主要考慮到化學劑對人口稠密地域可能造成危險。例如小麥季節,在北京周圍郊區使用寄生黃蜂,比使用化學品所需的時間會縮短一些,并且危險也少些。

  蒲很同意這種想法。他告訴我們:政府認為現行的殺蟲劑使用得太多了。因此,很關心殺蟲劑遺留在土壤中的問題,以及使用后毒素長期留在動物組織內的問題。他說,目前,化學殺蟲劑雖然是必要的,但研究人員應當發明一種對人民害處較少,而對昆蟲毒性較多的殺蟲劑。他批評中國的殺蟲工業太多模仿外國的產品,并說,中國應當多努力于獨創的化合物的合成。

  蒲自己的研究已趨向于用寄生黃蜂來控制害蟲。這些小昆蟲產卵于寄主卵內。黃蜂幼蟲在寄主卵內孵卵,將在發育中的幼蟲吞食。一般來說,特種寄生黃蜂襲擊的只是同種屬的寄生蜂。使用黃蜂控制法,主要有賴于選擇與想要控制的那種害蟲同種屬的黃蜂,然后想辦法大量培養這種黃蜂。

  除了使用廣赤眼蜂來對付甘蔗鉆孔蟲之外,蒲和他的同事在使用赤眼平腹小蜂對付荔枝刺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種荔枝刺蟲學名叫蝽象臭蟲)。荔枝刺蟲會吸食荔枝樹汁,使荔枝尚未成熟時即落了下來。為了要研究一種方法來對付這種害蟲,蒲的小組便與廣州昆蟲研究所合作,并跟廣東省盛產荔枝的東莞縣農民合作。在一九六九年開始進行的研究過程中,廣州的科學家去跟農民同生活,他們一起工作,克服了在培養黃蜂中所碰到的許多技術困難(諸如培育率低,雌黃蜂的缺乏以及死亡率高),從而使利用黃蜂殺蟲的方法能行得通。蒲本人與農民生活了六個月,在他回到廣州之時,他曾訓練了三十個農民技術家,教他們以培育并部署赤眼平腹小蜂對付荔枝臭蟲的方法。現在,廣東省已有五十個站培育寄生黃蜂來控制害蟲。

  下午,我們跟李麗英一同去蒲在中山大學的實驗室,該大學是在廣州郊區,是廣東省一所主要大學,校舍延布于多亞熱帶植物的美麗環境中。蒲站在昆蟲研究所的前門迎接我們,帶我們到里面去,指點他住所周圍的房屋。在一間保持冷溫度的房間里,溫度從攝氏十五度到二十三度(即華氏五十九度到七十一度),他安置了一排有光線和溫度控制的櫥子,每個櫥內有隔開的容器,溫度自七十五度到接近一百度。每個櫥內裝有傳感的遙遠控制器,連接到另一室的一塊精巧儀表板上。溫度即從這塊板上加以調節。蒲說,這些櫥子建于一九五八年,櫥內除去一部分之外,其余各部分都是在中國造的。控制溫度裝置是不容易建造的,顯然,他以他這個組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蒲氏這個組利用這些櫥子,以判定培養用作生物控制計劃小的昆蟲之最好的溫度和濕度。現在,他們又在研究另一種赤眼黃蜂,這種黃蜂寄生在水稻卷葉螟中。為了要大量取得這種黃蜂,他們以野蠶蛾為代用的主蟲,在它的卵內進行培養。這是奇異的野生蠶蛾,有些農村地區培育此種蠶蛾,是為了它能吐絲作繭。每一天然主蟲卷葉螟,只能生產一兩個寄生蟲,蠶蟲蛋則比較大。因此,每個蠶蟲蛋能生產二十個小黃蜂。如果用這方法培養的黃蜂對付害蟲有效,那么,農民就能與本地的生絲工業合作生產寄生蟲黃蜂。

网赌被黑  在另一個房間里,有兩個穿著白實驗外衣的技術員正在桌上用顯微鏡和其他簡單設備如玻璃瓶、鑷子和小酒精容器。這種情形人們在任何美國昆蟲實驗室也可以見到。他們正在實驗室尋找可以交替用的寄生卵來提高它的寄生率。這個問題已獲得部分的解決,他們將盒子的底部分成幾百個小孔,每個小孔放進幾個寄生卵和寄生蜂。每只黃蜂(寄生蜂)有個空間,可以自由自在寄生在里面。蒲告訴我們,在他的實驗室工作的三個技術員,兩個是大學畢業生,一個是技術學校畢業的。

  我們行過大廳,走進一間房里。房里擺了一列毛蟲架,那大的、有斑點的綠色毛蟲,舒服地在啃新鮮樹葉。這是野蠶蟲的幼蟲,它們能為黃蜂生產代用主卵。除了用幼蛾產卵之外,蒲的實驗室還開始用幼蟲的病毒作實驗。這叫做核多面病的病毒。科學家們希望最后搞出一種用病毒控制害蟲的方法。就在同一房間里,他們正在培養一種菌類作此種用途。在過去兩年內,公社自己已在培養此種菌類。

  蒲認為,在華南(廣東、廣西、福建)生物控制比在北方較為成功。或許是因為南方氣候比較溫暖,一年到頭都可以培養寄生蟲。在美國,由于經費不足,跟可以供應市場的化學殺蟲劑相比,生物控制研究毫不重要。美國很少生物控制方法研究,這今為止,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亞和海灣各州。這些地區像華南一樣,一年到頭氣候溫和,并且都是培種季節。

  除了已提到的幾種方法之外,蒲也提及生物學控制其他方面的研究。某些公社利用鴨子去吃作物中的害蟲。這雖是一種原始的方法,但卻是很有效的方法。其他公社也曾發明使用一種可傳染的細菌——蘇蕓金桿菌對付稻、茶、棉花、各種蔬菜和樹林里的毛蟲害蟲。他強調,和其他社會微生物控制實踐相反,中國人民公社的人民卻生產細菌。有些公社用簡單的土法把魚、肉或豆做成液體媒介,去培育細菌。把這種混合液體直接噴散到田里。另外有些公社則建立生產細菌的小廠。生產組利用細菌噴散,已能減少化學殺蟲劑使用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并使生產量不致蒙受任何損失。

  我們于下午跟蒲蟄龍的談話,又談到中國目前科學機構方面以及文化革命所帶來的改革。我們開始談時,由蒲談了這些年他下鄉的個人體驗。他本來家住城市。他對我們說,他和其他科學家最初去農村時,他們都不熟習農村的生活情況。這要追溯到五十年代,當時的農村是比較窮的。可是,自從那時以后,農村的生活水平已相當地提高,廣東省很多農村,特別是靠近廣州那些農村,現在所享受的生活情況幾乎跟城里相等。

  他暗示出這個事實,就是,農民的見解跟城里人并無根本的不同,農民歡迎來自城市大學和研究所的訪客。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以后。我們問他,文化革命以后,農民的態度是否有改變?蒲說,他認為有改變。他繼續說:在文革之前,去農村的科學家并不很多,并且因為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影響,農民和科學家并無密切的接觸,他們之間有一條鴻溝。農民往往不明白科學家在搞什么,甚至也不了解大學干什么。但是,文革之后,許多教師以及科學家都去農村。據蒲說,他們跟農民同生活同工作,并且跟他們交朋友。農民也到大學回訪,并且在大學受到歡迎。蒲說,“在我的家里,常常有農民來看我。有些幾乎每星期來,至少每個月都來。”

  改用化學殺蟲劑,也是在文化革命期內才熱烈開始的。蒲說,在此之前,雖然可能在甘蔗鉆孔蟲方面使用生物方法控制,但農民常常不容易接受。在文革期內,科學宣傳隊到農村去普及各種害蟲控制方法,并組織農民作科學研究。蒲提到我們在西溝公社看到的那種科技組。農村的四級科學組——即縣、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這四級——都在文革期內和以后才組織起來的。

  在文革期內,大學生去農村做宣傳工作,是很普遍的情形。他們跟農民一起干活,同時向農民學習。因為他們把科學研究和教育向農村擴大。自然,這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也不是不需任何斗爭的事情。蒲說:有兩派意見不同和互有矛盾的學生。有時他們去農村,發現農民持有另一種意見。這種情況會導致爭吵。但是,蒲說話時引了網賭被黑的話說,文化革命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運動,革命是不能太客氣的。

网赌被黑  那時,不管科學家、學生和農民之間有什么歧見,現在看來這個普及農村科學的運動,是很成功的。除了本地科學組的固定機構之外,蒲敘述了一個典型的生產大隊。那大隊使它的稻田和蔬菜田散發大量寄生蟲,少用化學殺蟲劑。在兩年期內,害蟲比之附近那些田里大大減少,并且產量也提高了。但是,我們發問,如果實驗不成功并且產量減少,那又將怎么樣?農民是否仍冒實驗結果所引起的生計危險?蒲說,是的,他們會的,但他們仍要做實驗。有時,實驗的確失敗,作物減產。這點大隊警惕到的。然而,農民仍然愿把他們的田來做實驗,如果害蟲的情況很厲害,仍可以把殺蟲劑帶進來,以挽救其余的作物。而且,農民的收入仍能維持正常。農民既然已經熱愛科學實驗,還有什么比這更能說明實驗的價值呢?

  

五、文化革命以來的學校

 

  在我們參觀農村人民公社、工廠以及研究機構時,我們想對中國科學發展現狀形成一個綜合的看法。但是,使我們對中國前途有一個全面的看法的,卻是學校。我們所見到的科學與政治是分不開的。它擴大到中國人生活的每一方面。繼續革命是一個過程,全體人民都要以此作為他們的終生工作而參加。怎樣及何時他們參加這個過程呢?如果革命幾代進行下去,怎樣從一代轉到下一代呢?中國兒童是怎樣首先接觸科學實踐和理論呢?一旦接觸了之后,又怎樣決定那些兒童將成為科學家呢?

  我們參觀中國的學校之時,問了一大堆有關教授科學的方法和文化革命對學校的影響以及目前教育上的傾向的問題。此外,又因個人作為教師的興趣關系,聽取了中國教師如何參加全面的社會和政治斗爭。我們參觀了幾間小學和中學及四間大學,藉以尋求解答問題。我們知道,不可能期望在一個月之內,對我們所見到的,充分了解其全部意義。我們只搜求一些典型,以期對基本形態有所啟發。本節依靠主觀的印象、直接的觀察、并紀錄了與科學家、理科師生的訪問談話,探索了從模范小學,經中學而大學的中國學生的道路。我們曾將參觀四間大學的筆記包括在這一節中。因為,我們覺得每一次訪問,給我們對教育方法以獨特的深思,因而,使我們對新中國的科學和教育的方向有所認識。

  幸福村學校

  幸福村學校,即一九四九年以前所謂“上海貧民窟學校”,現在這間學校是一所小學,專收上海市七歲到十三歲的兒童。全校有一千五百個兒童,分為六級。有教職員八十人。不僅教傳統的語文、算術和科學,也教基本的農業和工業以及軍事和文化。此外,學校又為兒童提供了二十種課余時間的活動,以滿足孩子們的特殊興趣。學校還附設了幼兒園和托兒所。這是日間父母有工作的兒童的照顧中心。據說,有些家長寧愿把他們的幼兒送到這間學前學校,因為,他們年紀較大的兄弟姊妹都在附近的小學。托兒所受托五十六天到兩歲半的兒童,幼兒園則收兩歲半到六歲的兒童。在我們這次整個訪華中,在各工廠和學校,都看到類似的兒童機構、都是為有工作在身的父母而設的。這使我們相信,在中國,高度重視白天的照顧。這不僅使父母可以自由從事生產工作和謀生,而且當這些幼兒機構設在工作場所或附近時,做媽媽的還可以去哺乳。雙親在工作日當中,還可以抽空跟他們的孩子在一起玩,當有問題發生時,又可以隨時照應。

  雖然我們主要注意的是科學教育,但我們卻發現,為了了解孩子們幼年如何形成他們對科學的態度及科學在一般文化中所處的地位,我們得對中國社會基本組織的學校有一般的認識,藉以觀察在小學階段發生的早期社會化的過程。只有在早年這個階段,我們才能對社會的基本形態得到一種看法。因為基本形態是會教給接班人的。

  我們的第一印象,是從歡迎我們的委員會中得到的。一群喜氣洋洋的學生和教員站在學校外面歡迎我們。他們敲鑼打鼓,滿懷興奮,人聲喧騰的迎接我們。在我們從車中步出時,他們還不時用英語“哈啰”向我們打招呼。使我們喜出望外的,是并無人企圖抑止學生的歡呼,也沒有人想去壓制學生們的熱情。反而有一小群人走上前來,滿面笑容地先作自我介紹。在他們開始說話的時候,別的人則自動靜下來。稍稍交談幾句之后,我們步入主樓,孩子們跟在后面。他們靜靜地回到他們的教室,顯然無須成人指點。并且也沒有排隊,如我們在美國學校所習見的那種男孩先女生后。

  進到學校,我們在白色墻壁中間走著。墻壁上稀疏地掛著孩子們畫的彩色壁畫。使我們感到驚異的,是我們周圍的活動并不多。我們從各教室經過,孩子們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做他們的作業。有時教師走出教室,教室內并無什么嘈雜。自然,我們知道全校的秩序必定是最好的。但是,在這樣年齡的兒童,學生達到這樣的自律程度極其少見。至少,從我們的經驗來看,美國的小學生是極少這樣的自律。

  當我們在參觀時,我們注意到,許多兒童結著紅領巾。那似乎是行為優良的標志。我們問我們的東道主,這是什么意思。據說,他們是紅小兵,是同學和老師根據他們學業選出來的。他們的德智體三方面的發展,以及他們幫助別人的態度,都是被選為模范生的標準。實際也就是模范公民。但是,有優良標志的學生,并非享有特殊地位,也沒有什么特權。相反,加給他們的責任更多,他們要為同學們服務,擴大他們的隊伍,以包括全體學生為目的。我們環顧一下,事實上我們看到幾乎有一半的學生都是紅小兵,這是怎么回事?我們覺得奇怪的是:獎勵竟能在孩子們中間這么廣闊地展開,而仍能維持它們的吸引力,頑皮的學生怎樣?學習落后的學生又怎樣?這些學生的教室在那兒?參觀模范組的學生是一回事,但是,為了對學校獲得一個平衡的印象起見,我們要求去看看表現較差的班級。

  我們的東道主對這個要求的反應是,既覺得有趣,也感到自豪。關于文化革命對中國社會各階層所發生的影響,他們的答復特別有啟發作用。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中國人在教育上經歷過一次大波浪,很像一九五七年蘇聯人造衛星上天之后我們在美國所經歷的那次一樣。教室建造起來了,入學人數增加了,較好的學生被選拔出來,并鼓勵他們盡可能迅速上進。總之,學校是顯著地增加了他們的學生數量,盡可能快地培養受過教育的學生,以滿足新社會的需要。但是據說,由于文化革命的到來,及社會長期目標的認真檢討,顯而易見,這樣的教育方法會導致新的階級分化,如像蘇聯已發生的那樣。他們造成一種受過教育的特權階級,一種管理上的特權階級,以代替世襲的特權階級。很像美國“能者執政”的概念,是流動階級結構所定的典型。這種新的特權階級,比之較早時的封建貴族更加公開化,今日蘇聯社會跟無產階級的網賭被黑社會,形成了尖銳的對照。將學生納入才能相同的組或納入成績相等的組,其結果在成年社會中只可能是實質上的階級分化的預兆。

  學校因而改革。為了長期的目標,只好犧牲短期的利益。其結果,證明這種改變很對。因為發現,當頑皮的兒童跟遲鈍的學童一起學習時,前者的調子降低了,并且學會了容忍。而后者因為受到特別注意,也變得能跟上他們的同學,并且也學得較快了。“但是”——我問我們的東道主——“你們必定還有行為不良的學生——是不是?你們怎樣處分他們呢?”

  這時候,我們走到討論室,一面飲茶,一面仍繼續討論問題。一個陪伴我們的紅小兵對我所提的問題大聲笑起來,別的紅小兵阻止他不要笑。他說,“我有一點頑皮”,他說這句話時,面孔有點紅。“我和這位老師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他指著坐在下首邊的教師這樣說。老師則笑笑點頭表示同意。這小伙子又說,“但是,我想,如果沒有矛盾,那么,人與人之間也就沒有斗爭,也就沒有進步。有一次在教室里,我在黑板上寫中文時,犯了一個錯誤,老師就在班上糾正我。但是,我驕傲,不肯認錯。當我在禮堂上再見到這位老師時,我對他做怪相,把眼睛張得像雞蛋那么大,向他周身滾來滾去。但這位老師對我很能忍耐,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對我的錯誤加以解釋,同時也告訴我,為什么我們應當承認并了解我們的錯誤。他容許我批評他。通過這次談話,我們變成了親密的朋友。在我們國家,教師與學生是平等的。我們可以互相批評,互相教學,共求進步。”

  在我們的小朋友說完他的故事時,他的教師也發表意見說,“有時一個教師批評一個學生,他要是批評錯了,就應當當著班上承認錯誤。要是他不承認,學生就會反抗。我們教師歡迎學生提意見。在文化革命期間,教育哲學顯然已發生基本的改變。改變了學校之基本性質,人民負有建設新中國的責任。從學校得到教育,不再是學生唯一的責任,而是教師甚至同學大家共同的責任。大家互相教育。教師與學生的界限已模糊到這個程度,那就是威信要靠知識(建立),而不是憑地位。當一個學生學習上有困難時,不是單獨地歸咎于他或她或辭退之,而是所有有關方面——教師和同學——共同負責,想出一個共同解決辦法。當一個學生因病不能上課時,同班的同學就到他或她的家里去探視,并替他或她補課。

  我們還聽到其他互助和合作的范例。但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潛伏在整個討論中的那種精神。

网赌被黑  師生之間那種同志感和互相信任感是那么顯然可見。對成就的共同自豪之感和彼此間的互相信任,集體學習,集體發展的能力以及應付任何困難的能力,這些都使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整天,我們觀察到師生間很多的親身接觸,彼此手挽著手有如朋友一樣。正如我們的朋友曾經說過的,“師生的關系是平等的”。

  聽到我們東道主所講的故事,在我們看來,他們關系之那么親切,其關鍵在于教師和學生雙方所表現的坦白批評。每個月教師對他們給學生所下的評語,經常作一次自我檢查。在會議討論之后,還有書面的自我批評。我們問及他們怎樣做這種批評。我們根據我們自己教學經驗,懷疑這種批評不僅可能使自己坐立不安,而且威脅到他們的教學能力。他們說,不,不會如此。對于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并不看作是教室內的奪權,反而認為是取得真誠團結的一種方法。衛生教員又說,“教師對指出他們缺點的學生還加以稱贊。這樣,將會建立良好的教育關系和結構。”

  對許多教師來說,這必定是有困難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若相信這樣做是對的,那么,他們就會努力學習新方法。理科教員說,“文化革命以前,我不愿意別人批評,但是,現在我認識到批評的重要。有時,我對學生很不耐煩,還認為不耐煩是對的,因為我是老師嘛。現在,我卻改變了這種態度。學生可以自由批評我和幫助我。”因為這話是當著他的三個學生面前說的,我們倒很欣賞他這種坦白。我們又問及他關于小學的理科課程。

  因為科學是革命的基石,所以,要學生了解和實踐科學,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科學——實驗室或實驗科學——如我們通常的想法,非到小學五年級,是不能教的。到那個時候,兒童必須學會三千五百宇,作為閱讀和寫作之用。同時還必須掌握基本數學,并學會閱讀藍圖。(這是文化革命之后,增加的一項課程,利用他們的數學訓練,給予兒童以一種有用的專門技能。)教師告訴我們,在初年級可望掌握這些技能,(特別是復雜性質的技術。)其實,非正式的科學教學要早得多。不過是從應用到研究,從實際到理論罷了。最先使孩子們接觸科學的,是“空余時間的活動”。以及依據興趣和能力、所有孩子們都參加的課外活動。然而在另一個中國社會統一的例子上,我們發現許多這種活動——從制造火箭和拆開機器到打乒乓球——都是由一社團中的退休工人組織起來的。那些社團退休工人自愿獻出時間,跟學校孩子們一道工作。

网赌被黑  我們要求孩子們談談這些活動的情形。我們被帶出中央教學大樓以外,到一個周圍有一長長的一層建筑物的院子里,許多的課外活動都在那兒進行。我們看到一間房子里孩子們正在打乒乓球,在另一間房子里,孩子們正在畫毛筆畫和做刺繡。在另一個地方,我們看到十三歲的孩子們正在學剪發,他們的“顧客”是幼兒園的孩子們(兩歲半到六歲大)。孩子們坐著聊天,等候輪流剪發。在院子下面較遠處,我們發現有人在做木工。教木工的,是該區的一個已退休的木匠,他是自愿來擔任教學的。孩子們正在學基本的木工技術。一面也修補學校里的破爛家具。至于科學方面,在我們離開本工地區步入院子時,我們聽到引擎的聲音。有些孩子把在閱讀藍圖班上學到的經驗,拿來制造飛機模型,配上汽油引擎。其他的孩子正在用干電池引擎,裝上模型汽艇。因為聽到一架完成了的飛機的嘈雜聲音,我們注意到有兩個孩子將三支火箭中之一支火箭發射出去。(院子中央搭了個小小的發射臺)。用一根火柴將短的引線點燃,便使天空火箭呼呼地越過周圍地區的房屋而高飛。飛得最高時,一把降落傘撲的一聲,從火箭里發出來,而張開了,并且飄飛到附近的一條街上。

  在院子對面的一間房子里面,現在,我們看到成對的十歲和十一歲的孩子用針在練習針刺。他們坐著在閱讀一本有關針刺的小書,手里拿著針,或者將針置于特別的部位。孩子們正在這里拿自己作實驗,以取得對若干針刺部位及其效果的了解。當然,學校很強調農業,所以,有一組學生則學會生產“九二〇”化肥,他們并用這種化肥來種蔬菜。另外,有些學生學習做肥皂,學校和本地區都用他們做的肥皂。學生每一種活動,都是理論聯系實際。學習的成果是具有生產性質的社會貢獻。對這一點,師生們都很引以自豪。

网赌被黑  究竟空余時間是什么意思,我們不大清楚。因為這些不單單是課后的活動,而是整天在活動。幸福村的孩子一星期上學六天,從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三十分,中間有長時間的午餐休息。午餐時間冬天是十一點半到一點半,天氣暖和的時候是十一點三十分到兩點。午餐休息使全部時間加長了。時間長的道理很簡單,主要是照顧父母有工作的兒童。孩子們做學校有關活動之時,他們的父母也正在工作。有些孩子回家去吃午餐,那是因為恰好也是他們的祖父母、家人或父母用午餐的時間。其他的兒童則留在學校午餐,也在學校休息。

  空余時間的活動,看來是為不在上課的兒童提供各種教育、體育和文化的機會。這些活動也給孩子們和教師們更多互相了解的機會。幸福村學校在許多教學計劃上,大量依靠退休的人跟學生一道工作,藉此也使老年人把他們的技術傳授給孩子們。在這些活動中以及在全部正式的課程中,都鼓勵孩子們提問題。因為教師相信,知道如何發問并能從許多現象中看出問題,是科學方法的根源所在。這種方法不僅只是教師想要傳授給學生的一些知識。這樣,學生將會繼續在每一個學習領域使用科學。我們一再聽說,科學是解決問題,為人民服務的。

  在五年級,每星期正式開設科學課程。我們要求理科教師談談課程的情形。他告訴我們,他教的是有關機械、農業和水利的基本知識,以及科學理論聯系一般經驗的其他方面,講的都是屬于基本的東西。例如講授火的一課,就邀請本地救火隊隊員向學生表演如何起火和滅火。教師回到教室就跟孩子們討論如何以及為什么會燃燒。在學習電力時,就利用眼前環境中的材料,描述具體的上海電流(二二〇伏特)的情形。接下去就討論在做電路工作時,應采取的安全預防措施。教師提供這種知識,兒童就可以在教室學習有關裝配和修理電燈。教師首先示范如何將燈光開關拆開,然后再把它裝回,再教兒童們練習一遍。一旦他們掌握了這門技術,在家庭或學校發生電燈問題時,就要他們去裝配燈光。這間學校的兒童負責修理廣播和照明設備。

  為了使孩子們對動力學有基本的了解,教師便帶他們到運動場去。那兒有盛滿了土的一輛手車,學生們輪流推拉手車,并問他們怎樣才能使裝載物較易或較難推動。然后回到教室,由教師解釋,怎樣及何以有些東西在我們看來較重或較輕。孩子們不僅學習物理學知識,而且再一次可以真正應用科學,這樣,一般工作也就比較容易做。在幸福村的科學訓練方面,重點盡可能放在許多具體實驗上。這樣,可以從實際方面去了解科學理論。因而,使科學變成改善生產和日常生活的知識。

  這里,也是在正式科學堂上,我們發現科學對周圍的社會及對生產有許多直接的聯系。附近工廠的工人到學校來傳授他們的技術及工人的經驗。我們碰到一個工人正在教學生如何制造電動馬達,一個木匠教模型建造,另一個男子教半導體的制造。跟附近的一個電報站也有掛鉤,學生到電報站學習如何拍發電報。通過這些實驗,孩子們不僅得到了科學知識,而且也對勞動及勞動人民有深厚的尊重。孩子們一開始就被告知,科學對日常生活多么重要,及普通人如何了解科學和應用科學。孩子們不會被科學的“魔術”弄到神秘莫測,或者望而生畏。他們知道通過科學,他們可以協助建設新中國。在實踐中去教科學。把科學作為人民勞動創造出來的一種工具,再用這種工具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北京第十五中學

  我們在北京第十五中學,受到約十二位的學校人員的歡迎,其中包括教育組的副主任、醫生、教師、一位工廠代表和幾個學生,還有紅衛兵的成員。

网赌被黑  從天安門乘車到這間學校約十五分鐘。這間學校是一個有幾座大樓的建筑群,校園相當大,建于一九五二年,有二千零十五個學生,一百三十七個教職員,其中包括教師八十七人。有一個黨支部(由十八個教職員組成),并有一個由十二位教師組成的共產主義青年領導組。有二百零五個學生青年領袖,分做八個支部。有一千個學生是紅衛兵成員,占學生總數之半(在一千個不是紅衛兵的成員中,有六百名是一年級學生,還不符合紅衛兵的資格)。學生申請加入組織,必須由同學推薦。選擇的標準是根據學生的行為、為別人服務的愿望、以及德智體和文化發展水平的提高。像紅小兵一樣,紅衛兵對學生的成績提供承認,因此,他們對其他學生要起模范作用。學校的日常管理和行政由包括老中青三種成員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處理。

  中學共分五年。初中兩年或三年,大致相等于我們美國的初級中學,高中兩年或三年,像美國的高級中學。在北京的第十五中學,每一級有政治、(中國)語文、數學、外語和體育訓練等課程。另有生理學、化學、物理、歷史、地理、衛生、農業、音樂和美術等課程。學年包括三十三個星期的上課,四個星期的農業工作,四個星期的工業生產和一個星期的文化節日,其余的時間是假期和在家里的自修。一年有兩次教師和學生組織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會,互相糾正錯誤,并互相學習。

  我們的參觀,使我們看到在校園進行的幾種不同的活動。在教學大樓的教室里,我們看到了生理學的上課,是有關眼睛結構的課程。我們獲悉這一課程是跟保護眼睛相結合的。每天全校有兩個十五分鐘的時間作眼睛運動,目的在強化眼的肌肉并培養良好衛生習慣。

  在一堂物理學的課堂上,我們見到教室上課的一些情形。教師在解釋一個概念,隨之作示范表演。在解釋時,黑板上寫下一個方程式,并掛上一張正弦和余弦(此二弦系三角專門名詞)曲線的彩色粉筆圖。教師在講解時,我們可以看見某些學生斜依在鄰座同學身邊,仿佛他們正在想要求再加以解釋。教師討論了一番之后,他要求一個學生站到前面去,表演一下教室前面的電燈是怎樣開的。表演完畢之后,他提出了一個跟電路有關的物理學問題。這時候,學生們便生動地討論起來,討論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從教室的背后,我們可以看見四方八面都伸出頭來,分成了二三四或更多的組,彼此交頭接耳,以求得問題的解決。答不出問題的學生并不任其外出,因為這無助于他們迅速求得答案。相反,看來還要找這些兒童。叫他們參加他們班上同學的動力學組。帶笑容的教師面向黑板,等待嘁嘁喳喳的聲音停止。然后,要教室內若干學生把解決的方法提出來并加以解釋。在我們離開教室時,教師問全班,有沒有人還不明白。有人答稱都明白了。然后,教師再拿出第二個題,叫大家討論。我們樂見教室內這種作法。除了音樂課是例外,我們迄今見到的教室秩序很好,教室內一般是四十個兒童。坐著聽講,或者是師生之間逐一的討論。在這個教室內,我們見到的是知識的共同探討、和在實踐中信賴集體解決。

  在院子外面,我們又參觀了體育課,學生們從事跳高、接力競走、翻跟斗、拔河游戲以及打羽毛球。在學校診所,我們參觀了一堂醫生執教的衛生課。在教室的一邊墻壁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筆,畫了一朵美麗的花及“歡迎美國朋友”的標語。在對面的墻壁上,掛了大批的傳統的中國的干草藥。這些都是學生在北京郊區山上旅行時采集而來的。他們采集了草藥,把它們帶回,掛在墻壁上,供大家觀覽,使它起著“墻上中藥字典”的作用。那位督課的醫生告訴我們。到春天的時候,他和某些學生將再去山上旅行,采集更多的草藥。我們還聽說,班上有些兒童碰到本地區內發生疫疾的時候,有資格替人打預防針。

  當我們走進去時,衛生班正在上課。學生分為兩組,正在互相作針刺實習。在頸、頭、耳、手臂和手各部尋找穴位。他們學習針刺有兩種方法,或者用一個一尺高的塑料洋囡囡作針刺實驗,洋囡囡身上都明白注出針刺穴位。另一種方法是有著注明穴位的人體圖。另外還有課本,敘述在某一特別穴位針刺所發生的各種效果。有三個學童正在用一具電動針刺器在做針刺。這種電動針刺器是最近才發明的,用以節省用手插針的勞力。在長時間手術或同時涉及用幾口針的手術時,這種電動針刺器特別有用。它是一個小型裝置,其大小約如一架手提收音機,裝上低電壓(約六伏特)的電流跳動,其產生的效力和手工操作的針旋轉相同。

  所有的學童正在用科學方法,取得有關針刺的直接經驗。他們正在學習使用它、并使他們自已取得對針刺的信心。孩子們對針的使用,采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可以看出許多兒童面帶笑容,看來他們真正是在自我欣賞。在問到他們時,他們能對我們解釋針刺的方法及針刺在不同穴位所產生的效果。他們正在受中國醫學的基本訓練。他們不僅要如此了解它,而且遇到疾病或意外而不能馬上找到醫生時,他們就可以權充一下醫生,把他們學到的醫術拿來應用。這意味著,年輕的一代中有一大部分人正在成為受過訓練的醫務輔助人員。

  我們還參觀過校園里的兩間校辦工廠。第一個生產單位涉及半導體的制造。其過程分成幾個步驟,包括使用一個真空爐,幾個大型設備,將半導體的組成因素結在一個插頭上。此外,又有一個制作相當精致的裝置,學生可以在那兒試驗成品。這個單位實際是與一間大電子工廠訂有合同的工廠,由那電子廠供應設備和原料,制成品即交由該電子工廠使用。每個一年級學生要花一個月的時間在工廠。在此期內,兒童們不是上課。而是每天工作六小時,每天工作后花兩小時學習科學理論。遇到這種情形,工廠由一個退休的女工指導。該女工原本是在一間國營工廠協助制造半導體的。該廠的其他工人也在這個較小的廠內作指導教師,教些理論課。

  校園內第二個生產單位,是一間化工廠,兒童們在廠內制造硅膠,作為一種干燥劑(收音機和電視機的框架,須用這種干燥劑),以保護敏感零件,免因潮濕而損壞。兒童在第二學年做這種工作一個月,每天花六小時從事實際制造,兩小時上有關制造的理論課。雖則那是三月初的乍暖還寒時節,工廠一部分單位是在戶外的,即是在有陽光的院子里。在這里,我們見到一群孩子圍在一個大水桶的周圍,地上有幾個小的褐色瓶子。他們將玻璃容器過細洗過,并將它們放在日光下曬干。這樣,瓶子還可以再用。下一個步驟就是制造硅膠干燥劑。這里,成對的女孩子在把兩種化學品混和在一起。另一個過程是把這種物質中和起來,然后將硅液倒進金屬盤中(像一個九乘十三寸的焙鍋)。當硅液完全凝結成為一塊固體時,八個孩子組成的一組將這塊硅打碎成為小塊的硬凝膠,再在這小塊硬凝膠上加上一個鈷指示器。這是有必要的。因為晶體若有潮濕,硅石就會變色。這就提醒用戶,應當增加新晶體,以保護原料。使晶體變成深藍色的鈷指示器,可以將之在磚爐上烤干。冷卻時,就可以裝入褐色的瓶內,這樣,它就成了成品,可以準備推銷了。

  校辦小工廠,其職工主要是學生,不過由有經驗的工人加以指導,這種校辦工廠是中國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務使學生在課堂上學得的許多原理,能付諸實踐。這種結合,也在勞動人民的生活中直接教育著學生。同樣,附設在學校的一塊菜地,供學生種菜,藉使學生懂得如何將科學應用于農業上,從而取得一點基本的耕作技術。

网赌被黑  年紀較大的學生表演了歌舞之后,我們就討論教育政策問題。我們想知道文化革命對第十五中學所產生的一些變化。東道主告訴我們,舊的教學方法諸如不養成學生有獨立行動能力,填鴨式死記硬背式以及“百科全書式”的訓練,已不再被認為是良好教育方法。現在,教育結合理論工作(例如物理課),生產勞動(校辦工廠、衛生診療所,農業)和無產階級政治(學生在工農中直接從事生產,使孩子們尊重中國的勞動人民)。就我們所聞,十五中學沒有一定的成規。所有的兒童都學物理,所有的兒童都學工廠和農場工作,因為對所有兒童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兩者都被認為重要。

  一年兩次的考試也改變了。現在的重點著重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只是死記事實。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在考試之前,先給學生出題,并使學生有機會跟同班同學討論這些問題。最高的分數,不是給予每一個都是重復回答在課堂上學過的問題的學生,而是給予提出新的且有創造性的解決辦法的學生。

  教師的任務也改變了。現在是希望教師做出特別的努力去幫助水平低的學生。第一,教師要想辦法找出學生為什么學習有困難。如果一個學生身體不好,教師(或一組教師)要到他家里去教他。其他的學生在家里也許有很多工作要做,沒有足夠的時間放在課案上。教師就去訪問這些家庭討論這些情況,看看能否做出什么改變,使這些學生有較多的學習時間。學生本人也要特別努力,就是希望他們互相幫助。由較為先進的學生去教較為遲鈍的學生。這也被認為是如何學習為人民服務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有這種特別的注意,仍有少數學生跟不上。在這個學校,仍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學生留級,多讀一年。

  自然,這些改革有許多仍在實驗階段。缺點是有的。而且可能繼續發生。缺點之一是,第十五小學不能滿足良好教學需要,因為仍然有些班級的人數在五十個學生以上。然而,在我們看來,(中國的)學校正在向滿足人民需要方面發展。在中學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其發展的方法,是透過所有有關方面,不斷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清華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在天安門廣場西北,約行車二十分鐘可達。大學是在一個建筑物和農場遍布的地區。建筑物多數是現代式的大樓。由于文革以來,大學在擴建和改建,給人的印象好像是未完成的樣子。在我們會見大學東道主之日,我們被陪伴至一小會議室,我們在室內做了自我介紹。主人給我們講述該校的簡史,特別著重文革所發生的變化。

  清華是一所科技大學,包括十一個學系和四十八個專業,系分為電子、工業自動化、高度精密儀器、機械、電力、工程化學、工程物理、土木工程、無線電工程及水利。目前有兩千六百個教師。文化革命前,學生共有一萬二千人。在文革期間,停止招生。文革前的學生,已于一九七〇年畢業。清華現有一二年級生共四千五百人。

  這間大學成立于一九一一年,是用庚子賠款(賠償美國人在“義和團事件”所受的損失)辦的,“屬于”美國人所有。美國人的目的是想在中國人中間,培養一些“監督者”。中國人說,負責這個計劃的美國人,覺得利用這間大學是維持美國對這地區(指中國)的控制之最好的方法。清華像其他中國大學一樣,在五十年代曾企圖改革教育。但是在一九六一年,這些改革受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劉少奇路線”的抨擊。到一九六五年,文化革命在北京開始,貼大字報批評大學行政。清華學生站在這個運動的最前列。(威廉·韓丁在他的近著《百日之戰:文化革命在清華》即Hundred Day Wa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中有生動的描寫。

  尖銳的不同意見加上政治經驗的缺乏,其結果,在一場激烈的、最后演成暴力的斗爭中,清華分裂為兩派。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由城市工人與人民解放軍出面干預,停止斗爭,開始致力于不同意見的解決。一九六九年一月,大學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執行教育改革的實驗工作。改革的根本是實行網賭被黑的指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

  第一步是停止直接從中學招收學生,要求所有的學生來自工農及人民解放軍。大學免費,有五年工作經驗的學生,在學習期內,仍繼續領取同樣的工資。

  清華學生現在百分之八十的時間,花在科技學習方面。包括在工廠工作的時間在內。百分之十五的時間學習網賭被黑、列寧主義和網賭被黑思想。百分之五的時間做農事工作和“學解放軍”。所有中國大學和學院,和全國的目的一致,清華現在也采取“開門辦學”的教育政策。據說,這包括在大學開辦的一間拖拉機工廠和電子裝配廠,并跟外面的工廠掛鉤,派師生到那些工廠工作。先進的學生也可以在外面的實驗室工作。據說,具有這種實際工作經驗的學生覺得,課本上的理論比較容易弄通。工廠的工人通過成人班也可以上大學,有機會根據實踐來鉆理論。學生和工人雙方共同生活,以便彼此互相學習,從而拆除我們美國社會中所謂“純理論之幕”,是這個純理論之幕,使彼此分開。

  我們參觀清華,從土木工程系的大堂開始,貼在墻壁上的有師生完成的建筑設計。有一張設計是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對面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和網賭被黑博物館。那是跟設計院合作的,主要構圖是在清華做的。大堂中并陳列了若干建筑物的藍圖及格規。其中包括該大學的主樓設計藍圖,圖上顯示暖氣體系、水管安置、電線裝置等等。學生和教師曾參加建筑。在工程進行時并審核與改正設計工作。他們并為某住宅區做了一項設計,先是要求住在該住宅區的人提意見和建議。工人學生并為某動力廠做了一項設計,工人學生的年齡都在三十歲以上。正如在其他方面的情形一樣,據說,設計工作也有缺點和錯誤。為便于直接討論設計問題起見,貼在墻壁上的每一設計圖上都附了一張紙,以便其他師生可以提意見。據土木系說,此舉在于引起人們對土木系的設計工作提意見。

  我們在東道主陪同之下,穿過大學人員所設計的一間音響實驗室,它是用以測驗器材的吸音情況的。北京地下鐵路所用的器材曾在這里測驗過。另一實驗室是用作設計歌劇院的。我們見到一個小小的電子生產單位,那是既作為一間工廠又作為一個課堂的兩用單位。在我們參觀時,學生正在上其他課,所以只有大學的工人在場。在搞動力單位穩定器的十五人當中,有十四個是女的,做著細致的電子工作。其中一人停下來,對我們解釋,說她和她的同伴們,用部分時間學習,以圖取得有關電路原理的知識。這樣,他們在工作中就知道怎樣利用這些知識。正規學生也參加此項工作,給工人們當在職教師的機會。

网赌被黑  然后,我們到大學圖書館參觀。圖書館擁有閱書一百萬冊。館長石鴻華(譯音),哈佛社會學博士,是個很友好而活躍的人。在我們所見的陳列品中,有三千五百年前的甲骨文。藏書中有七百年到一千一百年的古本。陳列出來的也有中文的馬克思和列寧著作,以及少數民族的和中文的網賭被黑著作。也有美國作家所寫的書,其中包括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所寫的印度支那手冊,以及已譯成中文的幾本論美國急進運動的書。

  我們在學生食堂進午餐。一如人們在任何國家所能料到的,學生食堂是校園中最活躍的和最嘈雜的地方。我們跟學生們站在一行,從桌子下面拿到飯碗。我們餐前餐后都把它洗干凈。首先,我們走到一大堆的“飯包”那里,自己拿了“飯包”(飯是用草包包的),然后拿了熱氣騰騰的蒸饅頭,一碟類似餡餅的豬肉,幾樣青菜和冷藏的水果。在我們坐下來用力使筷子時,我們注意到多數學生用調羹,顯然這樣會吃得快些。他們成群地或站或坐,并且談得很起勁,可能是談有關他們的課業。但是,最可能的,是有關在他們中間出現一群陌生的外國人。

  午餐之后,我們參觀一間宿舍。在學生房間里分成兩組討論。一組跟六個女生會談。六個女生中,一個是曾在部隊的,一個是曾在海軍的,一個曾是鑄模工人,其他則是從農民中間來的。那位海軍學生的馬同志,是一個干部的女兒。一九六八年畢業于清華附中。她參加了海軍,兩年之后,被她的司令員和同志推薦上大學。她曾是最早的紅衛兵學生積極分子。紅衛兵在堅持文化革命的熱火朝天的運動中,曾起過一部分的核心作用。

  來自農村的學生,年紀大約是二十四五歲,在未被他們所屬地區人民推薦上大學之前,曾工作過三年到五年。甚至他們學習的科系,也是當地人民所建議的。這些年輕的婦女都是學習自動化控制裝置的先進學生。她們于一九七〇年入校,本年就將完成學業。她們希望回到農村原來的崗位上。她們對于她們希望作出的貢獻,都很興奮,即使她們知道,根據當地的需要或許要把她們派到其他地區。但是,要她們符合高等教育的要求,曾經有過困難。她們都同樣地強調。她們有決心不讓任何一個同學落后。一個來自農村的學生談到她怎樣克服困難。她說:

  我上大學時,只有等于初中一年級的教育程度,非常困難。貧下中農對我抱了大期望,我決心要趕上其他同志。同學和老師給我很多幫助。老師往往深夜到宿舍來。要是我第一次不理解,他們就耐心作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解釋。終于我趕上了其他同志。

  她說得很興奮,又快,使翻譯員趕不上翻譯。她的同學在旁邊笑。當她說完了時,其中一位她的同學告訴我們,她現在是全班最好的學生。

  我們對她的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繼續發問。在科學方面女學生的情形怎么樣?她們顯然帶著自豪的口吻答道,幾乎一半的學生是女性,因此,男生沒有什么特權。在大學的各方面,女性都有代表,馬同志本人就是黨支部一位委員。我們對此表示懷疑。因為我們觀察出男性科學家和教師的人數比例較大,但我們無法從我們的同伴中找出相反的例證。(譯者按:美國科學家代表團團員共十人,男女各五人,人數剛好相等)她們說,誠然,現在多數教師是男子,但這是文化革命前甚至是中國解放前遺留下來的。當現在的一代進到領導地位時,兩性的代表權將會相等。同時,各委員會及決策團體的代表比數將盡可能求其平衡。一個學生熱情地把她們三月八日慶祝國際婦女節的計劃告訴我們。她提到婦女節的意義,它起源于芝加哥,并述及勞動婦女為解放而斗爭的重要性。

  從這場跟女學生的討論中,我們再進而談到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討論的時間較長。當文化革命開始時,曾在清華念過一年的洪偉(譯音)同志說,當時的教育政策是修正主義的,在這種教育政策下,知識是分割的,理論脫離實際,并且是培養特權階級的。在十年的學習中,洪偉從沒有跟工人或農民接觸過。他舉了一個例。一個專攻植物學的學生從來不曾下過鄉。有一次,這個學生教農民怎樣種胡桃樹,卻不知道下面的那株樹就是他所說的胡桃樹。

  二千六百個教師中,有八百個曾是文革前的學生。其他多數是老教師,曾在五七干校受過再教育。在幾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內,他們曾與農民生活在一起,用雙手勞動,并學習網賭被黑、列寧主義和網賭被黑思想。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學會了跟勞動人民打成一片,也理解了他們在新社會的任務。有些教師在一間工廠受再教育,只有那些健康不佳的教師留在校內。

  一位曾經教了二十五年書的教授說,他在革命前是一個學生。那時,文法學院所用的教材,直接抄襲美國,都是用英文寫的,也用英文學。科技教育干脆模仿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解放后,從一九五二年開始,教學方法就抄襲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大學,用中文印出的教材來自蘇聯。現在,他們自編自用教材,簡化得多。并且繼續由工人、學生和教授加以修正。

  說到這里,我們的一位東道主引述了網賭被黑的一句話,在改造教育問題上,主要的問題是教師。于是,討論便轉到文化革命對教師本身的影響上面去。個子矮小頭發灰白的教精密機械的梁教授,輕聲地表達了他下面的一段經驗:

  文化革命前,我滿意于我自己的教學。但是,我的學生卻不滿意。文化革命開始以后,我的主要方向變得和學生一樣了。所以,現在像我這樣的教師也積極參加文化革命。

  但是,當學生最初貼出大字報,批評教育制度時,師生之間的意見是有些不一致的。

  例如,我的學生提出一個批評,說我教出來的學生脫離工農,理論脫離實際,并說,這些學生將成為特權階級。當時,我不承認這一切的批評,因此也不接受。

  在工廠工人組成的宣傳隊到校之后,我跟一小組學生到某些工廠,抱有嘗試改革我們教育的想法。恰好,我們去過的一間工廠是做光學儀器的,并且有三分之二的技術人員是我以前的學生。

  最初,工廠工人和我自己之間,有某種隔膜。那時,我并不了解他們。他們叫我作“梁教授”。后來,他們承認我們是真正愿為他們服務。他們就說,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全都看不起工人。例如,我以前的幾個學生在那間工廠做過一種新儀器,但是,非等到設計好之后,不要工人提意見和建議。工人提出的建議,沒有一項被他們接受。他們只是表面上要求提意見,但還是照他們自己的作法行事。據我所知,工人提的建議是很好的。后來,果然學生做的新儀器是失敗了,沒有什么用。工人拿那些儀器給我看。

网赌被黑  我不相信這些學生是我訓練出來的。分析了情況之后,我得到結論,學生在嘗試做高度精密先進科學之時,忽視了工廠的具體情況和需要。我想他們的世界觀是資本家的世界觀。因此,他們不注意工人的建議。那時,我和某些學生一起工作,做了一件新儀器,很合用。我們達到這個成功,全靠跟工人們合作。

  僅在這段時期之后,我才體會到在文革期內,學生所做的批評是對的。只有自此之后,工人們才將他們心里的話,全告訴我。現在,他們不再叫我“梁教授”,而叫我“老梁”。我們成了好朋友,現在仍然有密切的接觸。我在工廠的學生得到工人的幫助,也有大進步。

  老梁的話一說完,其他的人也依次說他們的故事。據說,在過去,教師們覺得只須負責準備和提出自己的教材。一下課就立即離開學生。現在覺得,也得對學生的理解負責。所以,下課之后,他們還停留一會兒,對學生的問題加以簡化和解答。他們也互相討論教學方法。有這樣一個情況。一位數學教師,通常在班上教得很快,以便能完成他所指定的作業。結果學生很難追上他。別的教師跟他討論這個問題,要他教慢一點,這就可以使學生多了解一點。每個月,師生有兩次特別會議,互相交換意見和批評。由師生兩組輪流主持會議。

  文化革命以來,最重要的問題是政治教育。清華各科系強調從堅定的階級立場觀點教育學生的重要性。我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學生須先做革命者,后做科學者。電機工程系梁教授對我們說:

网赌被黑  我的工作,一部分是黨的組織工作。甚至在文革之前,我也教兩小時涉及政治的課。像我們這樣的教師應當學習政治,然后既教科學知識也教政治。我們與學生一起在農村工作也一起在工廠工作,還鍛煉身體——我們叫它作“長征”訓練。教師常常和學生一起參加,并且常去宿舍。現在的師生關系,是同一戰線上的戰友。

  在討論快要結束時,我們問及整個大學的組織。大學的行政怎么樣?東道主對我們說,大學現在由三十一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管理。其中工人宣傳隊占了七人,大學干部六人,宿舍代表一人,學生代表四或五人,其余則是教師和其他工作人員。大學幾乎有三千工人,一半在工場和工廠工作,一半在行政方面工作。在文化革命以前,大學行政團體是沒有工人代表的。現在,革命委員會每月開全體大會一次或兩次。革委會有十多個常設委員會,每星期開會一次。它們的責任包括政治運動和教育,教育改革,行政以及大學日常工作的處理。

  除了革命委員會之外,還有各系的委員會,并選出學生參加。各系委員會派代表到革命委員會,協助革委會進行調查,做出建議并關心政治活動、體育以及其他事項。大學工人除了現存的居民革命委員會及共青團委員會之外,還準備組織一個工人團體。在原則上,黨支部或委員會是在所有這些組織之上,它們的成員來自各系、工人及學生團體。在我們參觀各機構和工廠時,是革命委員會負責貫徹執行黨定下來的政策。看來這是比較清楚的。

  大學和研究所的薪水等級,看來比其他工人高。不同的工資并不常常被給予不同的工作,而是按服務年資。以教師來說,新畢業生開始支薪五十六元人民幣,老教授則有每月高達三百三十元人民幣的。這些舊知識分子,其工資甚至高過革命以前,可能是給予了某種優待,以便他們在自己的機構內保持積極。一個最流行的觀念,即是三結合。大學常用老中青三結合的辦法,來平衡委員會的名額。傳統上中國人認為青年應當尊重老人。現在,他們認為老人和青年可以一起互相學習。三結合有各種年齡的代表在一起工作,大家的技術和知識可以聯合起來。

网赌被黑  在清華,我們去過的幾乎每一個地方,我們都聽說,教育改革仍在實驗階段,有待進一步提出問題和改進。基本的方向雖已決定,但改革的過程仍在繼續進行之中。

  北京大學

  三月五日,我們代表團中某些團員訪問北京大學,進一步討論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任務和再教育問題。這間大學在市區西北郊,離天津不遠。它是傳統式的建筑物,有著園林的風光,與清華比較現代化的設計成一對照。

  我們會見大學若干教職員和干部,其中有周培源,他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兼中國科技協會的副主任,他是我們在中國的東道主。周行年七十,容貌出眾,說話溫和,但在對話中,往往流露熱情。他不時在翻譯員說完之后,用英語加上他自己的意見,當然,我們了解他的意見。

  北京大學成立于一八九八年,一度是間教會學校。周培源開始時指出,中國以前的教會學校,曾扮演過文化侵略的角色。“他們在資本主義文化影響下,訓練知識分子,為外國目的服務。”他繼續說,從它們的起源來說,這是很自然的,正如牛津和劍橋一樣,不可能期望該兩校訓練革命干部去推翻英國政府。一九五〇年各系開始了教育改革。在大學內成立中學,藉此為工農兵及干部提供一個四年為期的預科。在所有的中學開始從工農兵中招收更多的學生時,大學附中便停辦了。文化革命以后,大學開始直接招收工農兵學生,并為受學校教育比較少的學生開設特別班。

  據周說,現在認為劉少奇領導下的教育改革過程,采取了錯誤的路線。因他不加批判地販賣蘇聯式的教育。那時候,網賭被黑雖也號召學習蘇聯,但主張學習蘇聯的長處而揚棄其短處。中國人現在認為蘇聯的教育是在培養特權階級。雖然,俄國十月革命有其重要意義,俄國人卻不曾有過文化革命,因而沒有經過根本的社會改革。他們的學校現在是在訓練知識貴族的特權階級。中國在這件事上有過悠久的傳統,幾乎可以遠溯至三千年前的孟子。孟子認為勞心者應當統治勞力者(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蘇聯高等教育的目標是訓練學者和權威。劉少奇雖號召訓練紅色專家,但他強調的是專家。這條路線現在被認為是走向修正主義和恢復資本主義。因此,教育制度如課程、教學方法和教材都受了影響。在蘇聯影響下,文科學習的時間是四年到六年。文化革命以來,文科已縮短至三年,或者更短些了。

  知識分子如果與工農相結合,現在就能對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學的結合特別有趣,因為它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國首次搞進步運動的大學之一。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開始的。當周培源對我們談到他自己的經歷時,北大過去的歷史就變得更清楚一些了: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在上海。當時我是十七歲。我和其他的上海青年參加了這個運動。當時我在圣約翰的附屬教會中學念書。因為我參加了游行,我被校長開除學籍。校長是代表美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的。

网赌被黑  我進了清華大學。這是一間派中國學生出洋留學的預備學校。我從清華赴美深造,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學士和碩士學位,并得到了加州理工學院的理論物理博士學位。當時,我相信教育和科學可以救國。這是改良主義者的想法,不是革命家的想法。

  一九二七年夏蔣介石背叛革命期間,我在斯丹福大學。那時,在美國西海岸的學生分成兩派。我與那些反對蔣介石的人站在一起。來自清華的我的三個同學,后來都成了網賭被黑員。其中一位回到北京做地下工作。他被一個叛徒出賣,遭受逮捕而被處死。我認清了蔣介石政府是反動的和反人民的。

  我受改良主義者思想的影響,于一九二九年回國,從事科學研究和教授物理。我跟蔣介石政府沒有關系,也沒有覺悟而認識到網賭被黑和網賭被黑解放運動的重要。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這種覺悟情況是普遍的。我不曾研究過政治,也不支持革命運動,雖然我并不喜歡蔣,我卻脫離了政治。基本上只關心自己的工作,教學和研究。

  只是在解放之后,進步的知識分子才看出網賭被黑領導的解放運動的重要。只有到這個時候,我才看出它的偉大意義。

  在解放到來的時候,我很興奮。我認為蔣政府是貪污的和沒有希望的。我對于新政時創造一個不同的環境,抱有大希望。那時候知識分子的感情,不同于工農的感情。解放把工人從痛苦和受難的深淵中拯救出來,所以他們從心底里感謝網賭被黑和網賭被黑。比較起來,像我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在解放前過著很好的生活,因此,不能和工農有同一樣的感情。國家的日趨繁榮,使我們的感情逐漸接近工農的感情。我們感到更加接近黨和網賭被黑。有很少數的高級知識分子參加了網賭被黑,把他們的力量貢獻于建設中國的網賭被黑。

  從一九二九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清華大學教書。但我從未從事過行政工作。解放之后,我被任命為大學教務長。那時候,我并沒有認識到這個地位的重要性。教務長應當訓練革命接班人和國家建設的接班人。一九五二年我轉到北京大學當教務長。在這里,我們也積極地把蘇聯的經驗搬過來。我們以為蘇聯的教育是網賭被黑的典型,因而抄襲蘇聯的教育制度。有如美國人說的,我們都是“盲目模仿者”。一九五九年,經過了十年教育之后,我入了黨。一九六五年,我被任為北大副校長。在文化革命期間,我挨大字報批評,批評北大走資派追隨錯誤路線。

  工人宣傳隊進入大學之后,我們開始認識到我們工作上的錯誤。為了便利我們的再教育,我們在江西省辦了一個實驗農場,類似于清華農場,也像干部學校。那時,我很想前去并且出于自愿。但同志們認為我年紀太大,不容許我去。在宣傳隊進來之后,我認識到我工作上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對我來說,這是改造我的認識的一個好機會。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我被群眾選為副主任。

  這是從五四運動到現在,我的思想改造的整個過程。許多知識分子的情況,也和我的情況大致相同。

网赌被黑  到這時候,討論便分屬兩三個人一個小組。我們走到外面,繼續我們的談話。邊談邊行,穿過大學的場地,且穿過了一個樹林,沿著相當大的湖畔漫步。湖那邊有個多層的寶塔。實際那是大學的水塔,我們曾經見到過的。有一個小組與趙恩普(譯音)做了一次會談。趙在文化革命期間是北大的一個學生。在這次談話中,周培源充當了翻譯。

网赌被黑  問:基于你在文革前所受的訓練,依你的看法,你需要再教育嗎?

网赌被黑  答:雖然我在文革前是一個學生,我覺得不論是教師也好,學生也好,他的世界觀總是需要改造的。如果一個教師建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他可以為教學服務。在文化革命以前,教育基本上是資本家的、資產階級的和修正主義的。我習慣了舊的教育方法和生活。我的父親是一個在鐵路上的醫生,我基本上已養成一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如果不加以改造,我當不好教師。所以,我也需要改造。

  問:你覺得多數教師都已改造好了嗎?抑或還有些人仍然有問題,需要再加以改造?

  趙:我們承認,思想改造對每個人都是必要的。思想改造是不能在短時間完成的。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我們說,“學到老,改造到老”。如果不用無產階級思想去改造我們的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就會鉆進我們的頭腦。所以我們不能在任何時間,放松我們的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是如何時時繼續改造思想。……絕大多數教師在工人宣傳隊進大學后,思想上都起了重大的變化。因為封建影響在我國持續了幾千年,接著又是三四十年的資產階級的影響,因此,將需要長時間來克服封建和資本主義對教師的影響。我要指出,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的思想改造,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說,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僅僅開始走上與工農兵結合的道路,這條道路必須終身走下去。

  問:舊教師的改造能完全成功嗎?抑或只能完成新一代的教育改造。

  趙:在教育革命的過程中,教師隊伍需要新血。無產階級教育應該有接班人。迄今,接班人的數目還不是太大,本年的新畢業生,我們將留下一些作大學教師。對年紀較大的教師來說,思想改造的任務是比較沉重些。但是,如果能夠建立為人民服務的立場,那么,他們對教育革命可能有所貢獻。老教師經驗豐富并且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在正確的政治領導下,又有正確的政治路線,他們可能有很多的成就。例如我們有位七十八歲的教授馮友蘭,他的專長是中國哲學史,在文化革命前,他常常宣傳孔孟哲學。現在,他卻用網賭被黑列寧主義和網賭被黑思想,來改造他的寫作和思想。他已擬定了兩個初步的計劃,一個是在他八十歲以前實現,另一個是在他八十歲以后實現。每個星期他寫了許多新路線的教材。

网赌被黑  一位化學教授和幾位同志去北京第三化工廠。他們跟工人們一起勞動,同時編寫物理化學教材。這種形態的化學是很抽象難理解的。但當他們參加工作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可以用有機的方式編寫理論與實踐的教材。現在,他們講的理論,容易被工人與學生了解了。我們的大學有許多這類的例子。所以我說,經過文化革命之后,老教授已回復青春了。

  北大有約二百個教授和副教授,在二千二百個教職員中,此數約占十分之一。他們許多人都擔任教學和研究責任,他們在教育革命中也形成一個重要的力量。在領導方面,我們有著老中青三結合,每一種年齡的人都可以做出貢獻。甚至在大學黨的委員會和各系黨支部,我們都有年老的一代。

  問:有學生批評教師,或教師被其他教師批評嗎?

  趙:我們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目的在于幫助個人進步。教師可以批評學生,學生也可以批評老師。原則是互相幫助和互相教育。教師也可以互相批評。

  周培源:我們的批評有一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那就是以同志關系為基礎。我們都是戰友,所以,我們要互相幫助。

  問:有任何缺點嗎?

  趙:因為我們的教育革命,是沿著網賭被黑的路線前進的,我們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們缺乏經驗,我們還做得不夠。許多任務和問題還仍然存在。例如文科是需要以整個社會為工廠,要把整個社會作為工廠,我們仍須去摸索正確的方案。如何把教室的理論和社會的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仍需要加以實踐。還有其他的問題,如怎樣寫出適當的教材,以適應網賭被黑建設的需要,以及如何搞出啟發式的教學方法。教育革命是一種長期的工作,富有戰略上的重要性。我們仍處在實驗狀態之中。

  周培源:我也有同感。我們在理科各系也碰到同樣的問題。我們已經建立了大學,在大學內經營了工廠。我們已向社會開了大門。但是,我們仍待找出實行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因此,仍有許多問題。

  復旦大學

  在上海復旦大學,我們會見了該大學革委會一個領導成員,遺傳學、生物學、核物理、化學、數學和英語教師以及曾是工農的學生。如在清華一樣,我們會晤時,先來一個簡短的介紹。復旦成立于一九〇五年,是一所文理科的綜合性大學。解放前,它是中國的主要大學之一,共設十三個學系,文科七個系是中文、新聞、歷史、哲學、國際政治、政治經濟及外國語文系。七個理科系是物理、化學、生物、數學、核物理和光學。此外,還有科學研究所和實驗室,包括遺傳學研究所、數學研究所、語言學實驗室和歷史地理實驗室。教職員工人共二千九百三十五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一百五十一人。講師二百九十二人,助教一千三百三十一人,其余則是行政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在文化革命期間,曾停止招生四年。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后,從工農兵中間招收了兩批學生,共一千七百七十六人。

  我們參觀了一間制造固態集成電路的工廠,一間光學實驗室和計算機單位。工廠的生產線是為學生取得實踐經驗之用的。另外,學生還有些實驗室,服務于三結合目的,即,讓學生在這些實驗室里做些實習,替社會做些生產工作,并做些有關新電路的研究工作。實驗室的設備并不很新,但全部都是學生做的。在我們參觀的時候,那兒并無學生,但卻有五個女工(工人約三分之一是婦女)在做半導體的漫射和光的蝕刻。工人也在大學做些研究工作,他們學的課程包括半導體技術和半導體電路。他們只有中學教育的程度,但是,工作了兩年之后,他們可以進大學。

  光學實驗室于一九六〇年,遵照毛氏的自力更生的教導,開始研究電光源的制造。它是一個在發展中的實驗室。將研究的成果,送到一間工廠去大量生產。這些實驗室體現工廠、研究所(實驗室)和大學的三結合,也是教師、工人和學生的三結合。所有光源的研究和制造都在(廠的)設備上使用。我們所見到的某些光源,包括一種“軸形”的、高度反復的燈,一種二十五瓧的燈,一種光致發光燈(Phtoluminalor),一種金屬氟化燈和一種電影放映燈。那位帶領我們到實驗室參觀各種成品的工人,告訴我們實驗室初辦時的情形:

  一九六〇年,一個學生打破了從蘇聯進口的一具大學設備的部件的燈。我們要求蘇聯給我們另寄一支來。但是,我們得到的通知是,要得到這支燈,唯一的辦法是再去買一具這種設備。可是,設備并沒有壞呀,干嗎要去另買一具?我們需要的只是燈。我就說不買。我研究做成了一支燈。從這開始,我們現在就做各種各樣的燈。

  這位工人科學家已成了電源燈方面的一流專家,并被邀請參加過幾次國際會議。在參觀這些實驗室之時,我們的主要東道主是核物理系一位成員,因此,我們有機會跟他討論和研究核物理學。他告訴我們,物理系分為三部分:固態物理學,光學和核物理學。核物理學有七十個成員,核化學有五十個,主要做著輔助核物理學家的工作。目前,核物理學方面有三十個學生,核化學方面也有三十個學生。而在文化革命前需時五年的學生,現在只須三年便完成了,即使在核物理學方面也是如此。這被認為是尚在實驗階段的另一種發展。或許三年是不夠的,可以在三年半或四年結業。但是,原則上應該盡可能縮短時間。

  核物理學的研究,多數是基本的。有些工作由核物理學研究所做,諸如研究固態探測器之輻射損害,農業種籽之非輻射,檢驗凡德格拉夫發電機之電子設備,但對核動力則不多作研究。我們這位東道主物理學家繼續說,雖然對快速繁殖動物器做過某些研究,但對建立研究用的核反應堆推進不多。對核聚變的研究很少。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困難而又極其花錢的領域,有關核裂變的工作甚至未加考慮。

  我們的東道主對我們說,太陽能的研究也很少。能源的研究多數是在石油方面,并且已發現了相當數目的油田。汽油和石油過去是由蘇聯供應的。但這種供應早已停止。一九五九年公共汽車和小汽車,在車頂載了個大煤氣袋,因為沒有汽油。在發現了油田一年之內,所有這種煤氣袋都取消了。煤氣(從煤提煉出來的氣)是上海兩間大廠制造的,但中國人不認為煤氣是生產動力的燃料。像與我們談過的其他科學家一樣,這位物理學家知道。在美國,能源和生產被認為是大問題。看來這是由于過度消耗之故。這在中國,通過慎重的長期計劃是能夠避免的。

  在我們參觀之后,我們的一位團員跟革委會“負責成員”譚清文(譯音)討論大學行政。他的解釋是答復有關大學組織和政治活動的問題。大學有二百個黨的干部,干部每星期花兩個下午研究網賭被黑、列寧主義及網賭被黑思想。教師、學生和“廣大群眾”每星期則花一個下午。此外,人們還在業余時間學習。

  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有一千六百七十六人,或者說,占學生的百分之九十五。他們作為黨的助手在青年人中間工作。大學有個黨委會,十三個系中每個系有一個黨支部。一切決定基于兩結合原則——領導干部和群眾,黨員和非黨員的討論而做出。譚文清說,群眾的意見加以吸收和總結,然后交還群眾再討論。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舉行了許多的討論會,意見要循環好多次。

  革命委員會是由幾個三結合組成的,老中青,教師、學生和工人行政人員,工人代表、解放軍和革命干部。革委會于一九六八年組成時,主要包括三四十名學生和少數教師。現在,革委會則有四十二個成員。十個領導干部,六個工人和解放軍,十六個教師和六個學生。革委會是由群眾選出的,也是從群眾方面得到權力,所以可望代表群眾的意見。革委會是受黨委員會領導的。黨委會是決策機關。

  我們代表團中其他成員與核物理學教師楊復昌(譯音)討論現行大學教育實踐。參加討論的還有英語教師章禾蘭(譯音)和英語學生汪叔嵐(譯音)、凌國興(譯音)。因為他們都能夠說英語,這次的討論幾乎完全說英語。

  問:學生們能談談作學生的情形嗎?

  凌(一位二十幾歲的青年):我是一九七〇年上大學的,已經讀了兩年英文。在上大學之前,我不曾學過英文。我說得不大好。

  問:你在上大學之前,是干什么的?

  答:我從事農業。我搞了兩年農業之后,被選為赤腳醫生。我當了兩年的赤腳醫生。之后,便被選上大學。

  問:你曾申請上大學嗎?抑或你是被派上大學的。

  章(一個三十多歲、外貌悅人的女性):她曾想上大學學習,農民也愿意她上大學學習。大學的領導考慮了這兩方面情況。大學的領導曾到農村去,跟她討論這個問題。

  楊(一個約四十歲的男子):在文化革命前,學生要經過考試才能入學。現在則是學生要求入學。他所屬的小組的群眾也說他應當上大學。大學來的人還對他作了口頭審查。

  問:你的興趣在英文,還是另有其他的興趣?

  凌:我的生產單位的領導選拔我當一個醫生。但是,在我有這種醫學知識之前,領導要我做些英文方面的工作。因為人民需要我做這種工作,所以我就做這種工作。

  問:讀完英文之后,你還繼續學習嗎?學生物學還是醫學?

  林:國家需要我學外文,所以,我改換了我的任務。

  汪(約二十五歲):我來自新疆,我在中學畢業后,到農村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過了兩年多,領導和農民要我到這間大學學習,所以,我很高興到這里來,雖然我認為從新疆到上海是很遠的。

  問:你上這兒來之前,學過英文嗎?

  汪:我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上大學之前,沒學過英文。自然,最初學英文時,我碰到很多困難。老師教我們第一課是“網賭被黑萬歲”。我不曾學過英文,怎么能用英語喊這個口號呢?因此,我的口張不開,感到很不是味兒。我自己想,“我怎樣才能把英文學好呢?”那時,工人宣傳隊一位工人師傅發現了我的情況,跟我談話。她對我說,“你應當把英文學好,才能跟外國客人談話”。這樣,我就把心里想說的話告訴了她。我說因為我不懂英文,不能叫這個口號。那時,老師發覺了我的困難,幫助我發音。那天晚上,所有的同學和教師以及工人都到我的臥室來幫助我。我當時很高興,從那時起便下定決心學習英文。自然,一直到現在,我還碰到很多困難。但是,教師和同學以及工人時常幫助我。我仍然認為我的英文很差,有時,我不能把我的意思向別人表達出來。

  凌:我在開始的時候,碰到的困難特別多。我的發音不好,我的重音很差,好多次我讀不出課文。那時,我很早起身,閱讀課文很多遍。下課之后,教師常到我房間幫助我,糾正我的發音。自此之后,我稍微有點進步。我深感我的英文很差,但是,我有信心把英文學好,因為形勢需要它。

  章:他們在上大學之前,是不會說英文的,他們十分用功。學生們互相幫助。

  問:學習怎樣困難?

  章:每天上午有兩堂英文,每星期有兩堂政治學習。

  楊:他們也學中國文學,哲學和國際政治。

  汪:有時我們自學,下午開會。

  章:也有游泳和文娛。

  問:你們在大學的時候,做過何種生產工作或農事工作?

  汪:在一九七一年我們下鄉兩個星期,幫助農民割稻。一九七二年我們常去碼頭裝貨和卸貨。有時我們跟工人一起工作,有時學英文。第一次我們去了大約三個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去了兩個多星期。

  楊:他們常常去碼頭,還給他們接觸外國人的機會。他們碰見水手,并和水手談話。他們還有一個半月的假期。

  所有的學生都為他們的英文不好而向我們道歉。雖然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仍然說得有些慢和結結巴巴。但一般還能聽懂我們的話,并使別人能聽懂他們說的話。凌和汪卻頗能用英文交談,雖然并不如他們所希望的那樣流利。

  外國人訪問中國的人數日多,一個大困難便是譯員不夠。中國人已著手一個速成計劃,要在社會各方面,訓練翻譯人員。上海友誼商店(為外國訪問者而設的百貨商店)很多店員都是上海外語學院的學生。有幾個學生學了還不到半年,已經頗能掌握外語。我們在上海時,有四五個外語學院的學生陪伴我們。還給他們觀察更多有經驗的譯員工作的機會,而且他們自己也可以作非正式的翻譯,藉以練習英語。工人師傅跟汪談及關于學習與外賓交談的談話,從農村遣送學生學習英文,以及從北京和廣州現在還未住滿的外賓旅店之大量擴建看來,這一切都暗示是應付外賓可能大量增加的一個計劃。我們跟凌、汪及其他學生的談話,顯示出他們進步良好。

  章:我在文化革命前的一九六三年在復旦畢業,并留在大學教課。雖然我在文革前教英文,教學方法是很差的,當然我的教學方法也很差。現在的教學方法已大大不同。當年我們只是在課堂上教,而且也只是要學生閱讀英文書本,現在我們則著重口語練習。自然,文革前的方法是不好的,但當時我并沒有覺悟到。現在,我應當說我不滿意那種方法。文革前我們很少去學生的宿舍幫助學生。現在,我們常去宿舍跟學生補課,并不覺得有什么不便。我住在大學附近,恰恰在大學對面,我去宿舍很方便。學生如果有時問,也可以到我的家里。

  問:你對這種改變,感到不舒服嗎?對于學生的批評覺得怎么樣?

  章:在課堂上我們有時有批評。學生批評教師,如果教師對學生有意見,我們也可以批評學生。在思想方面,我們互相幫助。所以,對我來說,聽取學生的批評沒有什么受不了。我覺得這是改進我的工作的一個好方法。如果學生不提任何意見,或者我不聽他們的批評,我就不能改進我的教學。

  楊:在文革之前,英文學習上最壞的一件事情是我們不能說英語,我們只是閱讀。

  章:我做學生的時候,教師并不把重點放在會話方面,所以,我的英文說得很差。現在,我們嘗試盡可能多說英語。

  問:除了有時到碼頭一個短時間之外,在英文教學上,你還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把整個社會當作你的工廠”?

  章:在碼頭上的時候,我們和碼頭工人并肩工作,并且也學英語。這對我們的思想也有幫助。再者,所有我們的教材,都是依據全社會的需要來選擇的。我們閱讀英文報紙,并且討論報紙,我們還到海員俱樂部去練習。

  問:在美國,物理學家往往是屬于不懂實踐需要和不理解政治需要之最壞的榜樣。文革前和文革以來,中國物理學的情況怎樣?

  楊:我的興趣在研究工作,我很少教學,我是實驗室的主持人。在文革期間,我受到的主要批評是,我常常自我決定搞我必須做的事情,我不懂群眾路線。現在,我仍然是實驗室的主持人,但我跟群眾討論、研究問題,并跟群眾決定一切事情。文革以來,研究問題也改變了。以前,我們常從文獻和參考資料方面做工作,現在,我們下廠或到研究所了解人們的需要。例如,我們研究利用放射示蹤去偵查癌癥的方法。在文革前,我們從不知我們能把我們的方法用在這么重要的方面。有些方法在醫院是很有用的。我們就這樣的把我們的技術跟實踐結合起來。

  問:你對于接受群眾意見有何感想?

  楊:最初,我不習慣接受群眾的意見。

  問:關于意見的分歧怎么樣?

  楊:我們再加以討論。我吸收了意見之對的部分。再跟他們討論不對的部分。然后我們求得統一的看法。我要說,在這樣的討論之下,群眾對于事情為什么那樣做,就懂得很多了。

  問:現在好些了嗎?

  楊:我想是如此。這樣的方法是一種改進。

  問:核物理方面的學生是做研究工作還是上課?

  楊:他們有上課。他們一年下廠一次。第一年他們去電子工廠,看工人怎樣做分析輻射的儀器。在文革前,他們只得到某些理論上的知識。

  問:你教學的情形怎樣?

  楊:文革前,我很少教課,有時一星期只救兩堂。就在現在,我沒有教了。或許一兩個月有些課。去年,我就沒有課。文革前,我只教課。下課后,我從不與學生接觸。我叫不出他們的姓名。

网赌被黑  問:你(現在)喜歡跟學生接觸嗎?

  楊:對。文革以來,學生學習很用功。他們有著顯而易見的目的感。我們可以從他們方面學到良好的品質。

  章:我們應當互相學習。

  中山大學

  在廣州中山大學,我們跟該校昆蟲學教授蒲蟄龍會談。跟他討論的大部分是與農業有關的昆蟲研究。這些問題已包括在“研究機構”的一章中。但我們的訪問涉及作為文化革命成果的該校所發生的特殊改變。

  中山大學于一九六九年重開。文化革命后第一班于一九七三年畢業。有如中國別處一樣,(今日)的大學和學生已不是一九六六——六九年大動亂前的大學和學生。蒲蟄龍敘述他的學生怎樣改變的情況說,“現在有較多的農民出身的學生。在最近兩年,有些學生是初中畢業生。在以前,多數學生是來自高中。現在他們有三年的農業或工廠的工作實踐”。其結果,學生通常要多花半年的時間補課。中山大學的昆蟲部現在有兩個班,一是新生班,有學生三十人。另一是初級班,有學生四十人。現在還沒有二年級。現在大學教育的標準在學時間是三年。整個生物系現在大約有學生四百七十人,分成兩個班。

  自然,我們不知道中山大學文化革命的詳細過程。但我們卻獲悉,當地工廠工人宣傳隊最后進入大學,調解師生之間的斗爭。在文化革命某個時期,多數大學和研究所的主人,是這些宣傳隊。中大的工宣隊代表這今仍在大學行政方面和各系里面。據說,他們做出有關大學業務的建議,并參加師生們的政治教育。

  課程教材的編寫,現在由幾個教師組成的一個單位合作執行(譯者按:一般叫教研室)。他們會商擬開的課程,大家分別擔任教本各章的編寫工作,并準備實驗室的實習。這步工作做了之后,再開會共同討論全部的教材,并要求學生提意見和批評。有時,教師也要求農村人民公社技術人員提意見。蒲本人認為,經常尋求學生的意見,是必要的,并認為教材每年應改寫。

  教師采取集體備課和集體教學的辦法。例如昆蟲部四個教師聯合一起教生物控制一課。這個方法的好處在于,集體教學去掉不同課程中許多重復的教材。蒲說,教材重復是文化革命前一個嚴重問題。

  目前,中山大學的班級比較小,通常是四五十個學生一班。在昆蟲部方面,學生選課有三個基本方面。“核心”課程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和政治。每一核心課程的教材,視注冊學生的需要而調整。例如生物學者、地質學者以及其他專業人員,都有為他們而開的不同的基本課程。在其次的專門化方面,基本課程包括動物學、動物生理、植物學、植物生理、微生物學和遺傳學。最后,還有專門的課程如昆蟲分類學、應用昆蟲學、昆蟲生理學、殺蟲學以及昆蟲技術等。昆蟲部有教職員三十人,包括助教和技術人員。

  蒲對我們說:“在大學里,最重要的任務是教育”。但是很明白,不管是學生或教師,都不能跟其余世界割斷關系。昆蟲部經常派工作隊到農村的不同地點,并在廣州附近的一個公社維持著一個固定的實驗站。有幾個教師常常住在公社,每次跟農民一起工作幾星期或幾個月,特別是跟公社自己的科學組。有時,農民技術人員進城,利用昆蟲部的設備解決技術問題。學生在實驗站工作,每一學期必須下田。總的來說。學生的時間約有五分之一花在農村或與他們學習有關的工廠。蒲指出,文革前,并無派學生與教師到農村的正規制度,因此,學生和教師并不常去。

  我們問蒲有關研究生教育的現行想法,這個問題跟專業科學的整個打算密切相關。他說,現在昆蟲部希望他們的新畢業生會去農村,調查縣或公社方面的昆蟲學工作。在過去,許多畢業生直接就去研究所或大學工作。昆蟲部正在認真考慮于一兩年內招收研究生。但看來不會直接從離開大學的學生中招收研究生。蒲對我們說:

  我們認為,新的研究生實際上應當是大學或專科的畢業生,并需要有幾年的實際經驗。自然,一部分研究生將來自在某方面有特出經驗的工人或農民。但是,是否授予學位,我們還不能決定。這要由中央政府來決定。

  鑒于北京化學研究所向我們表示的意見,上面這些話特別令人感興趣。北京化學研究所是說,他們不打算授予較高的學位,因為這種學位會擴大擁有學位者與勞動大眾之間的鴻溝。

  昆蟲學的教授們仍在討論訓練研究生的時間長度問題。在文革前,研究生訓練歷時三年或四年。現在,蒲蟄龍說,他們可能不定出具體的年限。尤其是對工農學生。但是,看來每個人都認為,應當招收大學畢業后的研究生。至少,某些研究生最后可望填補大學教學的空缺。

  蒲又說,文革前,中大的昆蟲學家只開一門課程:普通昆蟲學。那時,昆蟲學只是較大的動物學部之一個分系。現在,因為昆蟲學在農業發展上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把它提高為一獨立的部的地位。因此,必須開較多的課,從而也需要較多的教師。也可以想象,中國未來的科學家可能到別國去研究特殊問題,但在目前,這個可能性仍然很渺茫。

  教育領域乃至于中國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了文化革命的觸動。這個運動的令人震驚的范圍開始逐漸為我們所認識,隱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理論下面的,是一個徹底的一體化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從政府的最高層擴展到街坊老百姓的內層。目的是在組成一個完美的統一的有機體。每一個部門,每一個階級、集體和個人之間的分界,每一個內在和外在的范疇,都可能有“敵人”的存在。我們開始了解“網賭被黑覺悟”是什么一回事。“網賭被黑覺悟”是這樣頻繁地被引用為社會的基礎。它不止是一種哲學或意識形態,它是一個統一的過程,把中國歷史和傳統的不同因素冶為一爐,成為網賭被黑——列寧主義之一大綜合。在前進中的中國人民,正在使用科學方法來改造他們的世界。因為資本主義被看作是一種支離破碎的主義。所有走向分化的傾向,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不論它們是否涉及學校的社會組織或是知識分子的科學訓練組織——因此,形容脫離實際社會的書本學習為“修正主義”,形容把學生引入天才集團為“走資本道路”。所有等級制度都是可疑的。

  科學在中國比之它在西方文化中,顯然有較廣泛的意義。它是思想的過程,也是透過實踐發展理性知識的過程。不應當把科學看成某種神秘的和特殊的東西,它是每個人的經驗之一個自然的部分。從我們的觀察和討論看來,科學在中國被認為是大眾文化之一部分。是基于人民的經驗,是人民用以解決問題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方法之一。

  在我們參觀中國學校的過程中,我們曾看出斗爭的表現,到處都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在文革前,有人創“專家治廠”,這使政府有脫離工人階級統治之虞。可是,現在是政治第一,技術第二。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已成為人民教育之不可分的一部分。在教育上,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每個人都從事某方面的生產,這樣既可學習實際經驗,又是與工人階級團結的一個方法。

  在文革前,學生已變成脫離勞動人民,被關在大學內很少有機會取得實際知識,入學則根據高中的考試成績。甚至中學也發展了一種特權,主張學生應來自中等階級,農村的學生不能跟提供文化和知識便利的較好城市學生在平等條件上競爭。再則,黨干部和行政工作者的子女,往往去集體寄宿學校,而這種學校甚至是在解放前成立的。那時認為這種學校是照顧為國家前途經過困難斗爭的人的子女。可是,較近的時期,這些學校已成為對干部子女提供特殊的待遇。上大學的也多是這些人的子女。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學生的招收,名額是并不多的。例如在北京大學,一九六二年工人和貧下中農學生還不到百分之四十。

  在文革期內,有關中國教育制度的許多不滿,都表面化了。這情形類似于美國,美國學生幾乎是在同一時期發出不滿教育制度的聲音。舊的教學方法基本是填鴨式的方法,學生與教師之間有尖銳矛盾。每個人在課外都另有他們自己的一套。他們所學的東西可能有很多是很抽象的,不是他們所關心的或者也跟社會所面對的問題很少關系。美國學生的大聲疾呼,在中國引起了共鳴。

  現在,中國學生在他們整個教育事業中,從事某種生產的工作。多數學校包括許多小學在內,在他們的校內都搞生產工作。學生并花去他們學年中一部分時間,在工廠工作,或在農村工作。在完成了初高中教育之后,學生便成為國家勞動力之一部分,或在工廠當工人,或在農村當農民或在部隊當兵。經過兩三年工作之后,他們可以申請升學或者由他們的同事選他們出來上大學。因而,現在大學生來自群眾并且有工作的經驗。他們先是工人,后是大學生。

  在我們看來很清楚:師生間的關系已經大大改善。教師熟習他們學生的計劃,甚至到宿舍去幫助他們。因為學生的出身背景已經不完全相同,有的只讀過初中,有的已讀完了高中。時間容許他們研討。凡需要幫助的學生,則給他們以較多的幫助和輔導,其他學生也給予幫助。所以,沒有一個學生落后。

  已經做了的,很多當被認為是實驗。只是“長征”的第一步。但學生和教師卻真正改造了他們的人生觀,與工農打成一片。當我們參觀長沙(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的時候,陪同參觀者把網賭被黑一九五〇年寫的一塊匾額指給我們看:要當人民的教師,先當人民的學生。

  

六、保健制度

 

  那是一個陽光普照的三月下午,我們參觀了上海監獄之后,驅車回到了我們所住的旅館。我們和我們的翻譯員蔣琦坐在中國制造的汽車的后座,凝望著人們或乘單車,或走路去購物,或回家。現在,這種景象我們已看慣了。各種年齡的人,穿著長褲和形形色色的上衣、灰色的、褐色的、藍色的,有時也有穿淺黃色的上衣或圍著茶色領巾的。突然之間,我們聽到某種不同的聲音。那是鈸、鼓和奇怪的管弦樂器的聲音。我們再往前看,看到有人似乎在示威。大約有二十五人的一群,奏著樂器沿街游行,手持紅旗和大字報,每個人都笑容滿面,在游行的女人、男人、以及小孩和其他的人。他們或參加游行、或站在旁邊閱讀大字報和看熱鬧。

  蔣琦對我們說,“這是一個醫療宣傳隊,是當地居民委員會組織起來的。他們常常上街,通知人民有關衛生的事情以及如何預防疾病。標語提醒人們,天氣正在變化,要人民多穿衣,并利用傳統的中藥去預防傷風。

网赌被黑  又一次,我們驚訝于每天人民都參加促進中國衛生的運動。茱迪(代表團中的女團員)是個登記合格的護士,受過保健和“預防哲學”的訓練。但在美國,保健實施大抵限于專業醫生,公眾有無可能參加預防是很少有人去過問的。在中國,她(茱迪)看到她自己在課堂上的理想有實踐的機會。在整個參觀中我們聽說,中國衛生工作的主要任務是預防。它是通過非專業的廣大力量而完成的。非專業人員擴大了專業人員的范圍。

  在我們停留中國期內,我們在上海和北京先后參觀了三間醫院和若干街道診所以及附屬于公社、工廠和學校的診所。在這些參觀中,我們遇見了許多人,有的是直接做保健工作,有的則是接受醫療服務的人。我們跟他們討論他們參加衛生促進工作的感受。我們聽到了理論,也看到了實踐。并且從討論中得到了一個結論:預防工作在美國常常講得很動聽,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是腳踏實地在做。

  中國衛生機構的組織,是分工的。診所是居住地區、公社、工廠和學校整體之一部分,診所職員往往是這些單位的人。這種診所做些通常的醫務檢查、初步診斷和醫治普通的毛病,并為他們所服務的社團做些衛生教學。這些本地機關把人民較為嚴重的醫療交給衛生系統中較高一級去處理。在大城市,除了全科醫院之外,還有分科醫院,諸如耳鼻喉科和產科醫院。這些醫院也為他們的門診部訓練衛生工作人員。

  中國的城市分為區,區有居民委員會。往往一個區內住有人口多至七萬人之多。居民委員會有診所或合作醫療中心,視區的大小而定,為居民的需要服務。這些診所的衛生工作人員或者曾在醫院受過訓練,或者是半專業人員,叫做“赤腳醫生”。這是因為他們較早時把醫療擴大到農村而命名的。這些赤腳醫生在診所受過醫務人員的訓練,能看傷風喉痛之類的病,并做節育宣傳,還替兒童打預防針以及做些保健和衛生工作。基本上,他們所醫治的都是身體上大致無重病的人,因而,使醫院能把它的人手和設備留給病情嚴重的人。

  醫療解除集中化之其他的例子,是診所附屬于工廠和學校。它們的工作很像街道診所。雖然,在大工廠不單有半專業人員,也可能有醫生和護士。而且往往有床位給需要留醫的。如果有重病人或意外事故,也可以利用診所。這類組織能使多數人在他們的工作場所或住所看病。其結果,醫院緊急病房的職員不接待川流不息的小病者。因為人們可以到別處去看病。

  在農村地區,我們發現的情況不同。因為人民地理上的分布較廣。解放前,農村幾乎完全沒有衛生機構。農村有衛生機構的,也是替富人服務。在解放后和文化革命這段期間,在使人民取得較好的醫療和預防兩方面,已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在比例上農村居民卻不如城市居民。英國外科醫生洪若詩在中國工作了十年以上,他在他的著作《掃除一切害人蟲》(中譯本名:《我在新中國十五年》)一書中,描述了中國保健制度的發展。現在,在農村方面有一項大運動,訓練公社的保健工作人員學習技術,為農民的衛生需要服務。農民又去訓練別人。據說,在每一個省會,至少有一間醫院,其醫生、護士及其他衛生工作人員在回到公社之前先受訓一個時期。這些專業人士在大城市醫療隊幫助下,然后再去訓練赤腳醫生和接生員,他們和她們都是從農民中選擇出來作兼任醫務工作的。這些半專業人員然后去負責生產大隊的簡單的保健工作和教學。當在本地遇到困難的病情時,可以去找公社醫院,必要時,到縣醫院去。

  這種醫療結構在農村一如在城市一樣。其目的都在發展醫療上的自力更生。因為小衛生單位跟較專門化的、地點集中的醫院,在制度上是掛鉤的。所以,醫療是地方化的,而同時所有各保健機構又互相依存合作。

  街道診所

  有一天下午,我們代表團中有幾位團員參觀上海黃浦街道委員會。該地區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賭博、娼妓和吸毒的中心。當我們爬上從前是妓女的房間的舊樓梯時,看到以前的煙格。在這里,聽到了從前吸毒者的故事。知道了帝國主義者對這里的影響及其剝削的性質,使我們留下很真實的印象。

  街道委員會的辦公處,朝向街外面一間小小的,但并不凌亂的房間。我們在這里受到歡迎。負責人告訴我們,這個特別的街道委員會,代表了住在本地區內五萬一千人民。它轄有九個居民委員會,是某一段某一弄堂的居民的自動組織。在這地區內,還有九個食堂、六個托兒所及各種學校和服務中心。從我們要了解的醫療實務看來,最有興趣的是九個合作醫療中心。有關這委員會的其他方面,在以后談計劃的一章中還要加以討論。

  我們經過了兩個街口,行到一間醫務所,它是在一間商店的前面。在那里,我們受到五位女赤腳醫生的歡迎。她們曾在本地醫院受過四個月的訓練。過去兩年,都是在街道診所工作。

  該診所有一間前房。房內擺了一張桌子、幾張椅子和幾個大藥柜。中藥和西藥,二者都有。白墻壁上貼有彩色標語,多數是為衛生教學用的。我們問診所的目的是什么,一位女赤腳醫生告訴我們,“預防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為這個居民區的人民服務。”

  該診所于早上八點開診,每天大約看三十個病人。給兒童和成人注射防疫針,以防疾病。赤腳醫生在診所或在本區內做節育宣傳,并供應避孕器及其使用方法。當有人感到不舒服時,他或她可以到診所來檢查。如果問題不很嚴重,赤腳醫生就給配藥。對頭痛、胃痛或喉病者,往往給予針療。如果病情嚴重,赤腳醫生就帶病人去醫院。一位赤腳醫生說,如果病人甚至不省人事,我們在送病人赴醫院途中,也使用針刺。后來,我們學到了一點針刺實際技術,知道在鼻與口之間,有一個穴位會使人休克和昏過去。如果一時沒有針,可以用手指壓住該穴位,使病人醒過來時為止。

  當我們問及,病人不能來診所時怎么辦?她們答稱,“例如有人患高血壓,不能來診所,我們就上他家里去,給以醫治,并對病情加以指點。我們常常愿意到病人的家里去。”

网赌被黑  醫療紀錄問題,(這個問題對衛生機構是可能成為問題的),在診所方面是很容易處理的。當人們生病或被號召作預防注射時,保留著自己的紀錄,把它帶到診所。這個制度涉及病人自己的醫療照顧。他們閱讀自己的紀錄,知道自己的健康狀況。這跟美國醫院、診所和私家醫生辦事處大批紀錄保留制度是多么不同呀。在美國,實質上是禁止病人閱讀自己的醫療紀錄的。表面上是防止對醫生描述病情所使用的專門名詞發生嚴重誤解,但自然也因為對用在病情上的專門名詞的本身我們缺乏了解。因而使我們對于健康有一種無可奈何之感,并使我們對我們身體機能有一種神秘之感,從而對于為我們看病的醫生,產生一種畏敬的信心。這種依賴性,顯然多利于醫學專業,而少利于我們病人。

  屬于街道委員會管轄的其他八間合作醫療中心,都是做著類似的工作。據我們的東道主說,它們基本上是做著檢查和預防的工作。這樣,就可以使醫院集中應付患重病的病人,各診所除了直接的保健之外,還涉及組織本區內居民的活動,諸如我們所見到的游行以及分發標語和討論之類的活動。

  工廠診所

  我們在上海機床廠做了一般的參觀之后,我們分成三組,討論具體的問題。三組中有一組會見衛生人員和工人,以討論醫療服務及工廠里的職業病問題,這間工廠(已在工業一章中討論過)有六千職工。據說,工廠內有五個衛生站,每一個站約為一千工人服務,每個站并且還有一間約有一百零四個床位的療養院。總共有四十個醫務工作者、二十八個看護和十二個醫生。有三個醫生本來是廠里的工人,被選為研究醫學。他們開始在廠診所受訓,后來被派到一間醫院受訓。初步訓練時期總共為一年。在廠診所經過兩年的實習之后,他們再被派回醫院,加受六個月的訓練和學習。現在,他們已回到診所工作。他們作醫生的準備工作,包括反復的實習和學習。

  工廠診所醫治普通疾病,諸如傷風、胃痛、季侯病和小傷之類。工人于日間可以隨時到診所看病,對他們看病是不收費的。工人的親屬也可以到診所看病,但一般要付一半醫藥費。在機床廠的工人,也可以得到醫院免費掛號(通常掛號費是十分人民幣,約合美金五仙)。如果在這種診所的病人是重病,則將他送到廠中可以去的五間醫院之一間醫院。對于這些工人,醫院是免費醫治的。廠中衛生組與醫院之間的關系是密切的。它們共同做研究工作,研究職業病的影響及預防。

网赌被黑  此外,工廠診所為了醫治病人,還做相當的預防工作。在機床廠的工人,每人每年作胸部愛克斯光檢查一次。因工作而須接觸鎳一類物質的工人,每隔一段時間作一次驗血,以檢查他是否中毒。有些鎳的化合物吞下去時會損害肝和脾,其他的物質會造成皮炎。有一種叫“四羰(絡)鎳”的特別化合物,會引起肺損害,并且可以引起癌癥。在制造高度潔化金屬時,要用這種化合物。用鎳的過程及監視的方法,詳情這里不討論了。另一種的預防工作,是傳播有關衛生的知識。這里的醫務組,使用公開演講制度和貼大字報以教育工人。要工人穿保護衣和戴防毒口罩,并采取其他的安全措施。

  工廠里還有特別為婦女而設的診所,有一個女醫生在看病。女工每年檢查一次,看看有無子宮癌和乳癌。這個診所也主持節育宣傳。在這里也有人告訴我們,中國婦女可以獲得五十六天的帶薪分娩假。當一個女工回廠工作時,她可以把嬰孩帶到工廠托兒所,每天到那邊去喂奶,和她的孩子在一起。

  如果這間廠的工人生病需要臥床休息,如果家中有人照顧他,他可以留在家里休息,也可以到廠里的療養院休息,或在一間醫院休息。病假達六個月之久,他仍可以支全薪。留在醫院,一天只須花費四角錢人民幣(約合美金二角),而在工廠療養院更便宜,只須交費兩角人民幣(約美金一角)。

  一個女工告訴我們,“解放前,要是一個工人生病,老板就不愿意他再工作,并且不給他工資。最近,有一個女工胃部生腫瘤,花費了兩千元人民幣(約合一千美金)將腫瘤割除,全部手術費,都由國家支付。工人說,“網賭被黑好,它為我們的醫病而付錢,并且確保我們的健康。”

  這場討論,對兩性在衛生制度上所起的作用,引起了一次生動的意見交換。當診所一位劉培穆(譯音)醫生(男性)提及七位醫生有五位是男性,而二十八位護士都是女性時,茱迪便問“何以護士都是女性?”一位翻譯(男性)在翻譯這句話時不禁笑起來,在場的兩位男性醫生也微笑著。但在診所工作的一位女性對他們的取笑,看來有些難于作答。她解釋說,“在有些其他的診所和醫院有些男性護士,只是在這里才全是女性。這間工廠是一個基本醫療單位,不像一間醫院,男女間地位的差別并不很顯著。并且他們有時是交換工作的。護士看病,醫生便去工場。”

  茱迪對此種解釋還不滿足,便說,“為什么男女間有這種差別?”全體東道組開始討論此事,然后女同志也繼續發言。“在某些醫院,女醫生多過男醫生,并且在醫學校,也是女的多過男的。只是在這間工廠,情形有些兩樣。文化革命以來,情況變了。我們比較注意女性,不只是醫務工作者如此,干部,教師以及其他等等,也都是如此。但是,這里所有的護士都是文化革命前畢業的。婦女比較男子做較多的醫務工作。”

  茱迪則答稱,“在美國,也是女人比男人做較多的醫務工作。但是,她們得的工薪則較少。”診所的工作人員則說,“在我們國內則不是這樣。”一個有經驗的護士得到一百元人民幣或更多一些。而一個新畢業的醫生卻只能得到四十六元人民幣工資。最高工資的醫生現在大約是一百元人民幣。在文革前受訓的醫生,工資約六十元人民幣。但一個有經驗的護士跟一個有經驗的醫生所得工資相同。

  這種意見交換,說明了常常反復討論的幾點。兩性差別在許多方面是存在的。但在青年人中間,這種差別則少得多,尤其是那些在文革后受訓的醫務人員。現在,中國很強調女性工作,并且有很多例子,證明現在女性做著前此為男子獨霸的工作。但是,男性做的工作被認為是女性的工作,這種例子卻較少。露滋·希德爾在她所著《中國的婦女和兒童照顧》一書中,對這個問題,有較深入的論述,并且引證的文件也較為廣泛。這本書是企鵝出版公司出版的。

网赌被黑  在討論中,我們的東道主對我們自己的某些觀察,有共同的看法。我們在中國,無論到了哪里,都要求我們提意見,而且我們的意見受到重視。以醫療這件事而論,我們評稱,雖然中國的醫療設備、技術不如美國先進,但是,看來在現存設備的利用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卻很先進。衛生工作顯然是走向為全體中國人的需要服務。甚至于在我們小規模的會談中,也有工人和醫務人員一起參加討論。并且補充了他們有關衛生服務的意見。這種相互的關系,溝通了專業人員與非專業人員之間的鴻溝,有助于消滅專業上的特權階級,也消滅了未受過學術訓練的人無可貢獻的錯誤觀念。無論何時,我們參觀一個醫療機構,我們屢次親眼看到醫務人員尊重人民,愿意向人民學習。自然,醫務工作者擁有專門技術,他們的目的是教人民如何預防疾病,而同時他們繼續處理現存的醫學問題。但是,我們最有印象的,是他們申述,衛生知識屬于全體人民而不僅屬于少數人這一觀點。少數人的專門訓練可能使他們脫離人民。

  華山醫院

  當我們于三月四日參觀華山醫院時(這是附屬于上海醫學院的一間教學醫院),我們受到代表該院各方面的工作人員的歡迎。其中包括護士、醫生、教授、醫務技術人員、學生和救護車駕駛員。他們有些是醫院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正如在別處一樣,這是個監督醫院日常管理的團體。

  在我們進入醫院時,我們穿過一個傳統中國式的美麗花園,進入有一間長會客廳的大廈里。據說,花園及醫院所在的所有土地,一度為一個很有錢的人所擁有。這個人曾為他的患肺結核的獨生女兒建立了療養院和錯綜復雜的花園。花園里有著雕欄畫棟的建筑物。今天這座美麗的、有著各種木刻的建筑物,看來像是茶樓,已作為教室和會議室之用。而花園則為病人和職員提供了休息和寧靜。現在一座新建的鋼骨水泥大廈,則為數以百計的病人服務。而以前這里的設備,只是為了一個人。

网赌被黑  在聽簡短介紹之時,我們一面飲茶,一面吸煙。據說,醫院有六百零七個床位,工作人員幾乎達八百人。其中包括二百八十個護士,二百一十五個醫生,一百多個醫務工作人員,一百六十個行政人員。雖然職員方面沒有赤腳醫生,但赤腳醫生到醫院來學習和接受訓練。醫學院方面為他們辦了實驗班。在我們聽介紹時,據說,醫院分內科、外科、神經科、皮膚科、中醫科、針刺科和艾灸諸科(艾灸是一種傳統的草藥燒灼技術、跟針刺有關)。

  我們的東道主在范圍很廣的一系列講話中,把醫院的工作情形告訴了我們。其講話的一部分大致是這樣:

  在文化革命過程中,我們遵照網賭被黑的指示,把重點放在農村。我們已經派了十四隊的醫生、護士等等到農村地區和我們祖國的邊區和山區。這些的隊有五百個醫務人員。今天歡迎各位的醫務人員,其中有許多曾做過這種工作。

  這些年里,在使用中西醫相結合的治病當中,我們取得了某些成就。例如肺炎、心臟病、及小兒麻痹癥的副作用。我們在針刺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在一九七二年,我們曾用針麻做過兩千三百多宗手術。這種手術的療效,大約是百分之九十。但是,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還只是開始,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在諸位參觀了以后,我們歡迎諸位多提意見。

  今天,我們歡迎諸位參觀使用針麻的某些手術。一項手術是割除腦腫瘤,一項是胃切除手術(即切除胃的一部分或全部)。如果還有時間,參觀一項椎板切除手術(即涉及(椎間)圓盤的背部手術)及一項切除頸瘤手術,還有一項牙床骨癌手術。

  聽了醫院工作情況更詳細的說明之后,我們這一批人被帶往參觀一項手術。我們一行共有十人,加上一位翻譯員和外事處的朋友,被分別帶往主樓男女更衣室。我們穿上白衣,戴上口罩、帽子及特種長統靴。這些都是為了我們的安全,也是為了病人的安全。

  我們于是被迎往手術室。手術室的中間,是一張樸素的手術臺,穿著白衣,戴著口罩和手套的三位外科醫生和一位護士,站在病人那邊。病人的頭是剃光的,身上蓋著消毒過的毛巾被。醫務組另兩位成員,抱住女病人的頭。他們的任務,在給予病人以支持,并替她量血壓和摸脈搏的速度,以觀察她在手術期內的情況。病人是個學校女教師,年紀三十三歲,她患頭痛和痙攣已一年,經診斷為大腦中生了一個腫瘤,要實行顱骨切開術,將她的腫瘤取出。

  在手術室的一邊靠壁處,有兩張這個婦女頭蓋骨的愛克斯光照片。一位曾歡迎過我們的女醫生帶我們去看照片,并講了腫瘤的大概情形,也解釋這項手術的過程、冒險及可能的結果。關鍵要看腫瘤是良性或惡性。室內有此現象使我們很驚訝,那就是它極其簡單,只有一兩個儲醫療器物的櫥,和一個小小的工具盤放在手術臺旁邊。茱迪最近在紐約市附近一間大學醫院參觀過顱骨切除手術,那兒的設備多得驚人。在茱迪看來,中美手術最大的不同,在于使用麻醉的方式的不同,也在于醫務人員對待病人的關系不同。

  手術室的另一邊壁上,有一張人體圖,圖上列著針刺的脈絡及各個針刺的穴位。病人的面頰,已用一根針刺針加以麻醉(技術上說是止痛。因為這種針刺的療效在于止痛,而不在于麻醉)。但病人仍然清醒,并且警惕。在手術期間,我們在手術臺四周行動,并窺視她身上蓋的毛巾被。女病人望著我們,知道我們在那兒。同時,外科醫生很靈利地切開頭蓋骨的上層,再經過大腦的骨,而將腫瘤取出。不幸,后來他們表示,這腫瘤可能是惡性的。

  我們在這里的十個美國人,其中有九個沒有受過醫學訓練,這是就我們不懂手術室消毒過的技術而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顱骨切除手術當中,我們拿著筆記本和攝影機站在那兒。中國人對我們出現于手術室,顯得比我們放心。我們對闖入這個消毒過的地方感到不安,因為在防止傳染這件事上,消毒是很重要的。后來因醫務組表現出鎮靜和干練,才使我們的不安如釋重負。

网赌被黑  手術的本身,使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原來病人是處于清醒狀態。而讓她的頭被割開,腫瘤被取出來。外科醫生工作很迅速,而且他們還有時間對她談話。他們對她表示了尊敬和體貼,并問她對手術的反應。這是我們首次見到的一個配合無間的全組(包括病人)共同努力的手術。

网赌被黑  有關顱骨切除手術,最令人特別感興趣的是外科上使用針麻。我們曾見針麻之實驗上的使用,并曾與幾位研究員討論過針麻的理論。顱骨切除手術只用過一針,但我們見過的其他手術為對某青年男子所施之胃切除手術。則用了八針之多。這家醫院告訴我們,所用針的次數之多少,隨手術的部位及個別人的情況而不同。如果病人(在施行手術時)不舒服,就需要插入較多的(止痛)的針,或者增加針的次數。要使針發生(止痛)的療效,或許要增加針的轉動。這可以將針接在一極低伏特的電源上。這是代替用手操縱的、很容易控制的代替物。據說,針麻得到病人的合作用之有效時,有一定的好處。那就是手術施行后,較少肺炎的危險。因為病人在施行全部麻醉,及使用管子插入以維持通氣之后,不會碰到分泌太多的問題,恢復的時間顯著縮短。因為病人處于清醒狀態,可以較早一些時間開始身體活動。病人本人因為與手術密切合作,故有較多的諒解而減少痛的恐懼。有些人相信針刺技術對血液循環發生穩定的效果,從而在動手術期內減少流血過多的危險,其結果也可以減少輸血的需要,并且也可以減少手術不調和的反應。

  另一重要的不同是護士、醫生和衛生組其他成員(包括病人)之間的工作關系。在美國,高層衛生工作者中間,特別是醫生和護士中間以及護士和助手中間,產生一種敵對情緒,可能妨礙對病人的照顧。工作人員之間往往緊張多過互信。其結果,減少了創造性的協調合作,而這種協調合作會更好地為人民的健康需要服務。中國的一位護士對我們說:

  在文化革命前,護士與醫生之間有條鴻溝。護士有實踐的經驗,但因為受限制之故,護士不能看病。例如一個病人覺得痛,護士得叫醒醫生施藥止痛。現在,這種情況改變了。醫生和護士只表示一種分工。而目標則是相同的,即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所以,護士和醫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同志的關系。

  護士現在可以參加醫療工作,而在傳統上,這是屬于醫生的特權。(現在并且征集護士受醫生訓練)。護士可以實施診斷性的針刺,諸如脊椎抽液、體格檢查、小外科手術以及針療。中國醫療制度的重點著重醫務工作者學習,并使他們取得新的衛生技術,并著重改進人民大眾全面的預防工作。護士和醫生同在一個學習小組,一起提出目的在改進工作的批評。據說,在過去,醫生往往有一種想法,自以為醫病非他不行,因而不重視他們醫務同事的工作。可是,現在醫生參加體力勞動,在許多情形下,醫生“放下了他們的架子”。現在,醫生每星期親自動手將手術室徹底清潔一次。

  護士的訓練和其他學生一樣,這是遵照網賭被黑提出的一個簡單原則,即是,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護士受訓的時間是兩年。學生或者已讀完了初中,或者是已在農村受過數年教育的畢業生。他們是在一間護士專門學校受訓和在醫院主辦的一間學校受訓。醫院的教學方法,主要是有關實際經驗的傳授,護生邊學習邊工作,接受理論聯系實踐的技術。一位護士說:

  當學生上課時,他們已花了半天的時間在工作室,參加醫務工作,并學習如何幫助病人,另半天的時間則專學習基本的理論。在工作室中,學生立即侍候病人,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學習醫學技術。半年之后,學生熟習了工作室的工作和護理技術。經過一整年之后,他們可以在白天或晚間工作,獨立地解決某些問題。這種教學方法,速度很高……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可以把必要的知識結合起來。

  我們依照網賭被黑的教導,應當對農村地區的醫務工作,給予較多的注意。所以,護士不僅學習如何看護病人,也要學習一些醫病的技術。當他們去農村時,他們可以使用這些技術,替廣大的貧下中農服務。在城市里,他們可以學習較多的看護工作,如何去幫助病人。這其間是有密切相關的。

  師生之間的關系是坦白相待,跟我們以前在其他學校、工廠和醫院所見的一樣。文革以來,學生和教師一起開會,作批評與自我批評,并討論如何改進教育。他們嘗試打破存在于他們之間的舊的隔膜和恐懼。教師不但教學生,也向學生學習。仍然有考試,尤其是有關醫療的實踐的考試。但教師視考試結果不但是學生成績的表現,也是他們自己工作的表現。

网赌被黑  在華山醫院,醫生的基本的醫學訓練課程,已減為三年。護士課程則聯系理論和實踐。學生是從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成員中間選拔出來的。他們必須有很高的政治覺悟,了解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具有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研究的經驗。學生不僅學習醫學,也要幫助改革醫學院,與舊的特權思想和習慣作斗爭。據說,這種斗爭會有助于技術知識之更佳的理解。

  有關中國衛生課程之學位方面,并無嚴格的實習上的限制。當學生讀完看護學或受過醫學訓練之時,他們依據他們的經驗和知識,替人民工作。如果一個護士有相當的經驗并且技術熟練,她或他就可以擔任傳統上由醫生執行的醫療任務。對工作已有經驗并已取得較多知識的護士,往往可以像醫生一樣執行職務。在醫學方面,正如在中國社會其他方面一樣,職務是具有彈性的。這是源于人手不足。這在美國我們是見不到的。美國在法律上禁止護士和非正牌醫生看病。即使簡單的病,他們有能力診治,也不準許他們看。這里,美國正在考慮對這些限制作某種的放寬,特別是在接生員這方面。這部分因為婦女運動在活動放寬限制。但是,大體上,醫生反對這種放寬,認為這是侵犯他們的特權。

网赌被黑  我們遇到一個青年,他以前是個赤腳醫生,現在回到醫院,再學習幾近三年的醫學,以便成為一個正式醫生。雖然,多數赤腳醫生不成為醫生,許多都回到醫院學習新的知識,取得新的技術。但這個青年則是例外。護士變為醫生是較為普遍的。或者在其干護士之時,經過同事的推選之后,再回到醫療機構。

  政治深入中國生活每一方面,華山醫院管理部門也不例外。該醫院是由十四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管理的。這十四人是;三個干部(行政人員),兩個工人,兩個護士和七個醫生。這些人中有四人是女的,六人是中國網賭被黑黨員。革委會實施的政策,是由醫院黨支部決定下來的。這些網賭被黑員一半是醫務工作人員,另一半是行政人員和“網賭被黑思想工人宣傳隊”的成員。醫院里的所有工作人員,都組成了若干學習小組。在小組會上不但有關于醫院工作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有文件的討論。所有這一切的實行,其目標都在更好地為人民的衛生需要服務。

  北京產科醫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產婦照顧,反映出中國婦女方興未已的平等和尊嚴。北京產科醫院成立于一九五九年,以促進婦女及其新生嬰孩的衛生。該院有職員三百九十八人。其中醫生和護士占了二百五十人。醫務人員百分之九十八是婦女。美國的產科和婦科的照顧,大抵由男人擔任,亦由男人接生。但中國人似乎相信,婦女跟婦女討論衛生情況較為方便,而且婦女也較全面地了解她們身體的機能。

  該醫院分為幾個不同的部門,一個部門是有三十個病床的門診部。婦女可以在那里墮胎或做子宮內避孕器的插入手術。做完之后,女工可以休息兩天,不必上班。子宮內避孕器通常在生產之后兩個月插入,除非發生什么并發癥,五年到十年不必更換。診所也配發節育丸,中國廣泛使用節育丸。通常這種藥丸一天服一次,服二十二天,一直服到月經期內。現在正在從事每星期一次、每月一次及每三個月服用一次的藥丸的研究。關于前列腺素的使用研究,也在進行之中。前列腺素是屬于荷爾蒙一級,可以作男性節育之用。即是使男性精液失去活動的能力。有如在美國一樣,這種研究進行較慢。手術室也可以做結扎輸卵管手術。而且,北京一般醫院都做輸精管切除手術。一位醫生告訴我們,做結扎輸卵管手術的比做輸精管切除手術的多。這顯示出對男性應當做較多的宣傳。因為輸精管切除術在某些方面是比較容易做的手術,比之美國,中國似乎較多注意使男性也負節育和育兒的責任。但在我們看來,在這方面,兩國都大有改進的余地。

  在手術施行之后,門診部對婦女進行檢查,并進行指導胎兒出生前應注意事項。如果發生問題時,還做個別的指導。但多數的指導,采取集體上課的方式。在確定了懷孕之后,已懷孕兩個月的,一個月去檢查一次,然后每兩星期去檢查一次,到最后一個月,每星期檢查一次。跟婦女討論的問題,包括懷孕期及產后哺乳期的營養,生育過程,胎體發育、陣痛、接生知識、新生嬰孩的照顧以及小孩產后的家庭計劃。

  全中國人口及生育率難于估計。魯滋與維克多賽德甫在一九七四年的《科學的美國》四月號的一篇文章中舉出一些數字。一九七二年,上海報告該市中心每千人的出生率是百分之六點四,杭州這個小地區每千人的出生率是百分之五點九,北京附近兩個農村之比較數字。一九七一年是千分之二十四與千分之二十一。解放前出生率估計為千分之四十五。美國白種人口的生育率為千分之十七。

  在中國,地方這一級都可以取得避孕材料與知識。有計劃的家庭生活已成為全國的目標。此一目標的理由以及避孕技術,由街坊和公社居民中受過訓練的衛生工作人加以傳播。在我們看來,婦女解放(由婦女就業傾向表現出來)、婚姻選擇自由、職業歧視終止及(婦女)領導地位以及對男尊女卑思想的抨擊,這些都是生育率下降之主要原因。同時,對生育的控制,已成為婦女解放之一股偉大力量。

  同樣,老年人的解放,是遏止家庭人口的一個階級因素。工廠工人和政府工作人員的養老金占工資七成,這就是說,父母不需要擔心在退休時,要靠許多兒女來維持他們的生活。

  家庭人口減少的另一因素,是嬰孩死亡率的減低。父母不再需要生許多兒女,以希望能有幾個長大成人。一九四九年,一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在上海為千分之一百五十。在同期,紐約市的死亡率,白種人是千分之二十四,非白種人是千分之四十一。一九五九年,上海的死亡率已降至千分之三十八。一九七二年,據說是千分之八點八。一九七〇年,紐約白種人和非白種人兒童死亡率分別為十九與二十六。北京產科醫院報告的數字是千分之七點七。

  產科部有一百二十張病床,加上一間看護室,一百張有欄桿的嬰孩床和十二個早產嬰兒保育箱。產房有八張床,當我們進入該室時,所有的床上都住滿分娩婦女。那是一間光亮的房間,有著大窗戶和白墻壁。在分娩期間不給孕婦用藥,但給她們做深呼吸運動,使她們松弛。所有待產的婦女無一人尖叫或顯出痛苦的樣子。并不使用莨菪堿(一種健忘劑)那類為美國所廣泛使用的麻醉藥劑。這有助于婦女尊嚴之保持,使她們在分娩期內能自我控制,以后能清楚記得分娩的情形。

网赌被黑  產科部有六張待產床。有三張在單人房間,有三張在一個房間內。通常不用麻醉劑,除非是胎位不正之類的難產。碰到這種情形,通常是用針刺。如果是剖腹取嬰,通常是用針麻。然而,有時也施用硬膜外注射(麻醉藥劑碳柯卡因的注射)。

  女陰切開術(切開女陰便于生產)并不像在美國那樣常用。美國大約有百分之三十首次分娩的婦女接受女陰切開術。首產之后,百分比就下降。

  丈夫不在待產室。我們問及原因時,據說,“不需要丈夫在待產室”。待產室是樸素和簡單的。女人在平鋪的床上分娩,只在難產時才用大腿支撐物。顯然不用靜脈袋和桿。只有過嬰孩呼吸困難時,才用吸筒和氧氣。所有其他器械都放在附近的一個壁櫥內,“以免待產母親見而害怕。”鉗子是極少使用的,倘使難產,寧愿用吸出的方法,幫助嬰孩通過陰道。

  分娩后,婦人留在產后房間休息四天到六天。當我們參觀該房間時,有七個女人同住一個房間,大伙兒一起有講有笑。她們都是農民、工人和行政人員。

  嬰孩要等到產后十二小時,才交到母親身邊,這是為了讓產婦獲得休息。在那段時期內,嬰孩被喂以瓶裝糖水。此后則每隔四小時喂奶一次。另外就很少補助性的喂奶。在產后期內,嬰孩不與母親同在一室,因為有傳染的危險。醫院職員告訴我們,婦女喂奶通常達一年半時間,然后才斷奶,改用杯子喂流質食物。

  其次,我們去參觀婦科部。我們在這里被邀參觀卵巢囊腫手術。病人是個三十多歲的工廠工人,她被用止痛藥麻醉,并用了六支針針刺,手術進行得很快,而且成功。病人始終是清醒的,三個醫生和護士站在她頭邊喂橙汁給她吃,對她談話,并且一般給她增加信心,在卵囊腫取出之時,外科醫生拿給她看,然后進行結扎輸卵管。這女病人已有三個兒女,不愿再生。整個手術的完成只有半小時。在手術結束之后,我們從觀察臺走下去,進入室內。病人微笑著站起來,告訴我們:她感到很好。我們問及產后復元期,據悉,這個病人將直接回到她的家中,因為用了針麻,流血較少,呼吸系統也沒有并發癥。

  在參觀完醫院后,我們飲茶談天。我們走到一個陽臺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舊紫禁城和故宮的宮殿以及住宅。既美麗而又肅穆。現在則是中國勞動人民的創造和技術圣地。同時,我們覺得北京產科醫院也是一個圣地——中國勞動婦女和中國全社會的健康和幸福的圣地。在這里,孕婦并不被認為是病人,她們受到健康人的待遇。中國青年(國家的未來的接班人)的誕生,是在開朗、溫暖和合作的氣氛,一種真正導致健康和幸福的恢復的氣氛中產生的。

  西溝人民公社與保護大隊

  因參觀了兩個公社,使我們有機會介紹中國農村的醫療。這兩個公社一是山西省的西溝人民公社,另一是北京郊外的中朝友好公社。我們在農業一章中提到,在華北中部的西溝公社,全社有人口一萬五千人,分為十個生產大隊。我們在那里停留的那個生產大隊,有一千六百個社員,分為十二個生產隊。一個下午我們參觀了診所,對農村人民公社的衛生工作得到了一個全面觀察。

  西溝生產大隊診所是一座兩層樓的結構,建在一個山邊。在底層的四間房子,看來像是鋼骨水泥的窯洞。這是我們在山區所見的一種普通的建筑形式。它是在一九七二年兩個月內,由農民和工人建筑起來的,建筑材料用的是木材和本地的石頭。這是醫療自力更生的好榜樣。

  年富力強的青年醫生楊奇志(譯音)出生于西溝,在省會受過三年的訓練。他帶我們走上陡峻蜿蜒的小徑,達到診所的上層(病人或走路到診所上層或被人抬上。因為這地區的房屋全部傍山建筑,一如他們在這地區任何別處一樣)。診所的樓下一層是傳統的中醫組,樓上則是西醫組。里面是一個長走廊,右邊有幾個房間,左邊有幾個窗口,陽光從左邊窗口射到灰泥墻壁上。房子盡頭處是手術室,是早幾個月才建立的。它的面積可以跟任何美國醫院比較,但設備卻極其少;兩張床,一個煤爐,一盞現代化的燈,一張手術枱和一個盛醫藥和儀器的柜。沒有靜脈注射瓶,也沒有復雜的麻醉設備。從遠處墻邊窗口往外望,可以看到山谷中的房屋和田地,以及另一邊的梯形山。

  楊奇志把過去兩個月所施行過的各種手術告訴了我們,包括胃潰瘍的胃部切除術及剖腹取嬰手術。這些手術并未施行全身麻醉,而是代之以硬膜外手術,即是將麻醉藥劑注入近脊柱處而非注入脊柱,使液體吸入脊柱和中央神經系統。(美國也使用硬膜外注射,但醫生不喜歡用它,因為注射的時間較長,并且要使病人清醒)據說,診所的一個護士已被派往縣立醫院。學習三個月針麻。當他回來時,便會組織一個班,將針麻技術教給其他醫務工作人員。

  楊奇志對我們說,縣醫院所有的手術,有百分之八十是使用針麻。“當我們學會時,也可以使用針麻。我們可以做割盲腸這類手術,甚至于現在在農民家里也可以動這類手術。但是,有了針麻那種新知識時,將會安全得多,也會容易得多。”

网赌被黑  手術室的隔鄰就是配藥房。配藥房大櫥中備有西藥和傳統中藥。多數的藥,一般都是從縣里買回來的。但有些草藥,則是由大隊中的成人和小孩在周圍地區采集來的。像其他醫務工作者一樣,配藥師是個二十多歲的婦女。她在縣里受訓過一年。回到大隊做實習工作,然后再去受訓一年。現在回到大隊診所工作。她告訴我們,病人可以得到其病情之詳細解釋,連同醫生所開的藥方,還被教以預防方法。醫療照顧和醫藥都是免費的。

  當我們沿著泥濘的小徑走下診所的下層時,外面相當冷。我們把穿在我們外衣上面的實驗室白衣的扣子扣起來。昨晚飛雪,山上積著雪。這個崎嶇的背景,倒是增加了我們對西溝農村保健工作的認識,他們的工作可艱難呀。

  下層的一個房間是傳統的中醫診所。門對面的白壁上掛了一張網賭被黑的肖像,中醫查志安(譯音)即在診所里面。他是一個六十九歲的老人,個子矮而且胖,一臉的笑容,配著一雙深思的眼睛。當我們走進室內時,他坐在枱子旁聽一個女病人說病情,慎重地研究她的病情。他依傳統看病方法按了她手腕上的脈,并要她把舌頭伸出來,然后問她的病情。他告訴我們,這女人患風濕。其后,他給了她四種中國草藥。

  我們在另一個西溝大隊,參觀一個赤腳醫生診病。這赤腳醫生到診所來,曾再受訓一個月左右。他對三個人施行針療。三人中一個婦女和一個少年,都患胃痛,另一個婦女則患背痛。他在那個患背痛的婦女胃部扎了一針,在她的雙手每一手腕內側上面,各扎了一針。他分別走到每個病人面前,將針轉動著,問他們有什么感覺,并問他們是好些還是壞些。

  當生產大隊的人生病時,便來診所看病。如果他們的病可用傳統的中藥診治,他們便去找查志安要草藥或針刺。要不,就到下一個房間看西醫。當我們望了一下里面,只見一個女醫生正在檢查一個青年婦女,另有其他兩個婦女在等著看病。檢查是在其他病人眾目睽睽下進行的,并不私自進行。在中國人中間,關于醫事似乎很少什么怕羞的。當然,也沒有什么隱秘的,諸如不使病人知道診斷情形。許多婦女到診所來看女醫生。這女醫生通常跟一男醫生隔日輪班。

网赌被黑  我們會晤了診所的接生員楊希蘭(譯音),她在縣立醫院受訓了一年,現在教十個生產大隊每一大隊的“負責人”以有關生孩子的事情。楊希蘭接生,幾乎全是在農民家中。如果是難產,如果需要剖腹取嬰的話,孕婦就到診所,就用硬膜注射和局部麻醉。但當公社衛生工作人員學得了針麻時,就將大大地改用針麻。

  墮胎也在農村地區實行。使用吸引法,效果甚好。這是一種迅速而無并發癥的方法。密封瓶產生的真空附在一具儀器上,由儀器將尿素吸出。一個量表標出吸的力量,無須用電。據說,因為有良好的節育教育,農村也有墮胎。不過農民愿意多生兒女,所以墮胎并不常常實施。但是,可以實施,而且是免費的。

  參觀之后,我們再與楊奇志會談,對診所工作作一般性的討論。他提醒我們,診所是一九七二年底才建立的。因此,該所可能做的工作與人民的需要,二者之間仍有差距。他強調診所跟公社的經濟與政治生活關系很密切。他指出,是公社生產的增加導致成立診所和訓練醫務技術工作人員。而現在,診所是成立了。

  維持和改進保健之最初的方法,是成立一個醫療隊,共同工作和共同發展。這是一個不脫離人民的醫療隊。西溝的醫務工作者一星期共同開會六次。醫生、護士、赤腳醫生、接生員等等。他們每星期一起從事政治學習四次。每星期批評與自我批評一小時,醫務學習一小時。這些學習會議為思想交流與進步提供基礎,打破了衛生工作者之間的專業分工,也打破了專業人員與農民之間的隔膜。

网赌被黑  在我們的工作中,主要的任務是預防。我們十年來不曾有過傳染病流行。一九七〇年醫好了所有的局部性疾病諸如甲狀腺病(或許甲狀腺腫是因為食物中缺乏碘質而引起的)。我們往往使用傳統的醫治方法,結合草藥與針刺。我們做有關計劃家庭的宣傳,

  我們掃除了新生嬰孩的破傷風。解放以來,我們已消除了性病。現在,我們的任務在防止隨春天而來的疾病(或許是流感病毒,但我們并不亟亟于此)。我們已經給六千人看過病,給他們服用草藥。

  西溝的醫療工作者給人們打預防針,特別是小孩。并分發傳統的中國草藥。教育對他們的工作也很重要。特別是有關定期檢查飲水、糞便、肥料以及果樹。由于解決了農民中間的疾病問題,農民的一般衛生水平也改善了,從而有助于增加生產。農村醫務工作者的工作,是配合農民的生活和需要的。

  此外,又努力于擴大保健技術的了解。所有這里的中學兒童以及許多年紀較大的農民,已經知道針刺穴位達三十個。這樣,簡單的毛病諸如頭痛之類,都可以由人民自己診治。診所不時訓練赤腳醫生,并且有四位正規醫生在有農民的田里工作,直接了解人民的需要。這樣,診所就可以衡量它自己的工作,視需要而改變其重點。已在計劃于本年底,成立一個有三十張床的單位。

  我們討論完畢,便行到外面的寒冷而清新的空氣之中。太陽正開始下山,晨間的積雪已復成略帶紫色的冰。我們為我們的東道主拍了幾張照,他們穿著白長衫和白帽站在他們協助建立的診所前面,頗有自豪而又謙遜之感。對我們來說,這幾乎是農村保健之理想的形象。他們集體地工作著,為人民服務。這和我們自己國家(指美國)的農村地區的保健其實是不同的。在美國,私家醫生往往很少,而且離農村很遠,半專業醫生等于是沒有,因此,無法滿足農民的保健需要。

  西溝診所是中國農村保健機構發展之一個樣板,也是中國醫療制度成長之最新發展之一。衛生工作特別是人的廢料之處理,周期饑荒之終止,害蟲控制計劃,對付疾病之群眾運動,農村生活之一般改善,這些對農民的健康都有著深刻的影響。但是,保健制度(醫生和醫院)早期的發展卻集中于城市。一九六五年網賭被黑曾批評這種偏重城市的作法,曾斥之為“城市老爺衛生部”。

  文化革命風暴期間,把網賭被黑這個政策付諸行動。最重要的行動是派大批由城市和人民解放軍醫務人員組成的流動醫療隊,到農村去訓練醫務工作人員,并在設備上加以改良。如西溝新建的診所就是這樣。這時候,且有興辦合作醫療。醫療照顧也值得加以簡單解釋。人民公社的活動,與城市多數企業不同。一個工廠工人是國家的職工。政府擁有工廠,付工資給男女工人,并提供醫療保險和設備,作為工作福利的一部分。對比之下,公社社員在土地上耕種并分配農作物。作物為公社所有,而非國家所有。在文化革命前,醫療費一般由農民及其家人負擔。雖然也有好多公社社員自告奮勇,幫助解決醫療困難。(見洪若詩《我在新中國十五年》)。文化革命以來,建立了合作醫療的方式,即農民每年付出某種數目,據說大約一元人民幣。全面來說,百分之七十的公社已建立了合作醫療。因為這是集中在人口較稠密的地區,或許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農民包括了進去。這個工作實際情形怎樣,我們所能知道的很少。或許建立一間診所或聘用一個醫生,其做出的決定像公社或大隊決定其他形式的投資一樣。

  紅星中朝友誼公社

  在北京郊區的紅星公社,被認為是一個郊區公社,因為它很接近市區。因為這個原故,紅星的醫療照顧,比之較偏遠地區農村如西溝者有較多發展。這公社有七萬八千社員,因工作關系,分成十個行政區。每一個行政區有一診所,對社員作衛生服務,全公社則有一間醫院。此外,在一百二十四個生產大隊中,每一大隊有兩三個赤腳醫生。他們多數時間和其他人做著同樣的工作,但是他們還處理日常疾病和意外。他們注意同事的健康,并做著預防的工作,例如給同事打防疫針之類。

  我們再一次聽說,生活與衛生情況跟生產直接有關。如果豬的生產增加,就有更多的肥料,肥料一多,谷類生產也增加。糧食一增加,就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從而也可以做較多的醫療服務,并增進健康。

  在我們短暫參觀期內,我們走過了診所幾個不同的房間。第一個房間是內科醫療室。房間小,只有一張床,一張辦公枱,一張桌子及一個火爐。曾在北京醫學院學習了三年的女醫生對我們說,她們的主要工作是預防。診所的工作人員每個月都去生產大隊和社員家里種痘和做其他預防工作。他們工作時,每天都和赤腳醫生密切地聯系。赤腳醫生是衛生照顧的第一線。當大隊的人生病時,他們先找赤腳醫生。赤腳醫生不能解決問題時,然后將那人送往診所,如果需要診所以外的醫治,則將病人送往公社醫院。

  在鄰近諸房間,儲藏著中西兩種藥物。我們發現專儲藏草藥的房間很有趣。涼爽空氣之中,飄蕩著一股大茴香。室內有許多麻袋和盛以樹根、花和葉的盤子。它是“自然的寶庫”,用以醫治和預防人類的疾病。在西方差不多全著重于醫藥之科學的生產,對草藥醫病的傳統很表懷疑或加以輕視(諸如對美國印第安人的醫療實踐)。我們忘記了今天的許多特效藥是有機物質的合成品。它們的用途,多世紀以來的文獻上都有記載。在我們自己的傳統草藥中,一定潛藏著很多有用的醫藥,我們美國人卻不去加以利用。

  草藥和針刺與西醫相結合,也是一種很切實際的方針。每一次針刺可以用來代替藥物,公社或街坊的診所便多一點自給自足。公社和其他單位培植或采集草藥就意味著可以減少化學和藥物工業要做的工作,并且把它運到農村去也比較簡便。這種實踐,可認為跟強調生物昆蟲控制方法并行不悖,并且還可以促進本地農業單位不依賴化學工業。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決定于社會目標。雖然中國正在發展和擴大藥物工業,但中國人卻在使用那邊所已有的(藥物)。這是“兩條腿走路”之另一范例。

  在小小的針刺室中,我們看見三個人正在接受針療。一個婦女的手臂本來已不能動,在經過了五次針療之后,手臂已恢復了動作,而且動作的程度不斷增加。療序是將一根極小的針,插進她的右太陽穴中,另將三針插進左右兩肩。在療程中,針往往轉動,歷時大約二十分鐘。在針刺期間,病人坐著向我們解釋她的病情,還不時摸摸坐在她旁邊的幼子。據說,這個診所也用針刺治療精神病,因為針刺可以減少焦慮和幻覺。

  我們再到院子那邊參觀婦科和家庭計劃室。我們受到那里一位女接生員的歡迎。她在公社受過三個月的醫生訓練。她看一切婦科和產前疾病,并且接生。但有高度危險的生產不接,不論是在產婦家中或在診所。關于生育節制問題,她對我們說,避孕丸和子宮內避孕器(IUD)幾乎是專用的。我們參加了一場討論,談的是中國接生方法之利弊。其余的團員則已經離開了,我們只得要我們的一位女團員平臥在床上。其時有人提醒我們,他們走了,繼續參觀去了。

  衛生與青年

  培養兒童良好的衛生習慣,對于疾病防止計劃是很重要的。上海幸福村小學的學生,每星期要受村中一位醫生指導一次。開會一小時,她教他們基本衛生習慣諸如洗面、剪發、修指甲、洗澡、換衣、刷牙齒,并注重眼的良好習慣如:記住保持眼睛與書的距離,閱讀時要燈光適度,坐要直腰——不可躺下來,每年要作兩次眼檢查。學校很少兒童戴眼鏡。有一間教室貼了幾張宣傳畫,顯示一個少女在做眼部運動,并解釋作此項運動的步驟。而且,學校經常提醒學生注意眼睛衛生。醫生告訴我們,兒童每天有兩個短時間作眼部運動。

  在一個針刺班上,三十個兒童拿著針和碘酒和酒精瓶在他們自己身上或他們同學的身上,實習某些穴位的針刺。教師告訴我們,她教他們某一穴位可以防止和解除頭痛、喉痛和普通傷風。除了這種知識和插針的實習之外,并討論中國人對于針刺脈絡的傳統概念。

  后來我們獲悉,學生還被指定在衛生室值勤:每天早上和下午有兩個學生在小診所工作,看小毛病。這是使兒童們懂得他們身體的功能及健康的維持,同時減少對專業衛生工作者的神秘化的一個多么好的機會呵。兒童參加衛生工作,將疾病的預防擴大到最基層,因為將來擔負一鄉衛生工作的人就是他們。中國這方面的衛生照顧,將農村與城市地區的預防和治療結合起來——到處強調自力更生與合作——形成一個令人感奮的計劃。

  

七、心理衛生

 

网赌被黑  精神病院可以透露一個社會的重要消息。像監獄一樣,精神病院住的,是在社會規律內不能活動的人。而這種社會規律,在高等文化上被視為是必要的。我們不知這些在中國的人是些什么人,他們違反了什么思想和行為規則,別人怎樣體會他們的經驗,他們的反常情緒是何種環境造成的。

  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答復,是根據到上海一間精神病院兩次參觀所得的印象,并且根據了兩次訪問北京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學家的談話。除了資料有限之顯然的限制之外,我們要求讀者注意精神病學的一個特殊問題——那就是專門名詞的問題。這問題使本章寫得很主觀。在我們這次訪問中國的整個過程中,語言是個小問題。但在專門名詞這件事上,我們的困難卻超乎僅僅的翻譯問題之外。像“人格”、“精神病”、“情緒”和“治療”這些字眼,在特定的文化領域內是有其意義的。但在口頭翻譯上,卻沒有像“酵素(酶)”或“遺傳因子”這類字眼易懂。簡直無法知道是否有個共同的專門名詞,以確定如此描述的心境是否指的是同一心境。

  例如,雖然中國顯然否定西方心理學的大部分,但中國人卻使用西方的診斷分類制度,以描述病人的情況。病人有被稱為“精神分裂癥”、“神經病”、“青春期癡呆癥”等等。他方面,中國人不用“心理治療”這些字眼,而無寧稱為“談心”、“思想教育”及“政治學習”。這些名詞是什么意思呢?這些人與人之間的事情,跟西方“心理治療”上這類人與人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呢?他們有沒有共同之點呢?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三日,我們參觀了上海精神病治療和預防醫院。該醫院設在上海郊區,有若干建筑物,建于一九五八年。風景優美,有果樹和其他灌木林。我們抵達該院時,受到革委會四位成員及三位醫生、一位護士的歡迎。他們站在醫院頭門口,穿著白衣,戴著白帽,在我們的車開到時滿面笑容地鼓掌歡迎。在他們旁邊還有一面歡迎旗。

  醫院里面,廳堂明亮,一塵不染,一切顯得簡單潔凈。陽光從窗口射到碧綠夾白色的壁上。走進這間醫院,絕不像走進國內一間州立醫院那樣,有一種不祥或憂郁之感。也不像收費昂貴的私家醫院那種因消毒玻璃、鋁和漆布地氈混在一起所形成的商業氣氛。總之,這里看來像一個充滿友愛的地方。

网赌被黑  在通常的友好的喝茶吸煙的歡迎會上,我們對醫院的情況獲得了一個簡單的介紹。醫院共有九百九十六張病床,分為十三個病房。七個男病房,六個女病房(這跟美國住院病人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美國的女病人相當地多過男的),職員五百八十五人,其中有醫生六十一人,護士二百六十一人。病人所患的病有各種各樣。大多數患的是精神分裂癥。有的有著精神病癥狀,其他則是癲癇癥。癲癇癥為什么在這里醫治,而不在醫療醫院醫治,原因我們不明白。有少數病人經診斷為“神經過敏癥”和“精神性神經病”。醫院附設了一間療養院,并設有一個門診部。平均每天診治四百個病人,多數經診斷為“神經過敏”或“神經病”。

网赌被黑  醫治方法系傳統的中醫和西醫相結合。一方面給予針刺和傳統的草藥,同時,也給予合成的化學鎮靜劑,如氯普馬嗪。在治療期內,病人還給以“思想教育”,教他們對待疾病要有“正確的態度”。(我們發現,在精神病治療方面使用政治學習,是中國制度的特點之一)。

  一位醫生對我們說,“這里的環境不像一間監獄”,“病人從事體力勞動、文化活動和體育。醫務人員不但侍候住院病人,也在城鄉做著預防工作。醫務人員還企圖在農村和工廠,把‘有關精神病的知識教育群眾’。他們還訓練工廠醫生和赤腳醫生替精神病者看病。”

  聽了這些情況介紹之后,我們離開接待室,開始參觀醫院。我們首先見到四個病人坐在一張小桌旁邊接受針療。一位醫生正在監視一個小器械上針刺針通電的情況,而另一位醫生和護士則將針扎進,并注意病人的反應。大家的表情顯得一派輕松。兩個病人在等待之際,另兩個病人被針扎入耳垂或太陽穴。他們坐在那兒抽煙或只是坐著,而醫生則在通了電的器械上,用針去刺激(這種電刺引起的刺激很溫和,它不同于電震治療,兩者不可混為一談)。我們在參觀時,一位陪同我們的醫生,拍著一位正在接受針療病人的肩膊,并靜靜地對他說話。稍后,病人也開始說話。我們不一會就了解到,病人是在把他的情況告訴我們。他的說話語氣像是朗誦,仿佛他以前已講過多次一般。

网赌被黑  他說得較慢,沒有什么表情,但聲調清晰,并且也合情合理。以下是他的談話:

  我有過肺病。當我從醫院回來之時,因為有肺病,所以心里不大清楚。我擔心我不會復原了。一般來說,我有過幻覺,以為我的大腦受到電的控制,大家會聽到我想什么。我擔心我的思想會被人偷聽。就這樣,我呆在屋子外面踱來踱去。后來,我的妻子把我的情況報告給我的工作單位。我工作單位的負責人照顧我,把我送到這間醫院。當他和其他的同志到我家來看我的時候,我曾以為他們是來謀害我。到達醫院后,我想它是間處理精神病的地方,我害怕。因為,我不相信我患了精神病。經過一星期針療之后,我的耳朵不再聽到任何噪音。我本來不能睡,但是,一星期之后,我能夠睡了。在舊社會,我可能已消失于人間,而在新社會,我可以復原。

  醫生告訴我們:這個病人已留院一個月,準備短期內出院。他的病征,照醫生說是幻覺,幻思自己出了問題。對他的診斷是,青春期癡呆式的精神分裂。當詢及何以用針療醫治他時,醫生告訴我們說,針療有助于消除幻覺。

  在我們繼續參觀時,我們行過一間大文娛室,那兒約有一百個男女正在玩各種游戲——打紙牌、玩小型籃球、“沉船”(一種游戲的名稱)以及其他。還有些病人則在閱讀畫報和雜志。病人與工作人員的比率是顯然的。室內大約只有十個工作人員,然而病人卻能自己約束、有條有理并已相當寧靜。沒有人好斗,或表現古怪行為引人注意。這個觀察的結果很值得注意。因此,我們便問:室內的病人是否都服過藥。他們答稱,多數的人服過小量的鎮靜劑。從病人注意的表情看來,以及從他們的體力活動看來,這些人顯然并未“用過麻醉劑”。正在玩著的各類游戲,需要高度的注意集中,也需要動作的協調一致。在電視機前,并無一人顯得呆滯。據說,這種游戲的用意,在使玩者的注意集中。當一個人的注意集中于外在的活動時,那就少有幻覺的余地。

  病人雖然合作而且行為適當,但看來仍有些“神不守舍”。這不奇怪。我們是在一間精神病院呀。有些病人雙足跳動,像是住院病人往往表現的那種神經過敏式的跳動,另一些病人看來有些胡里胡涂,雖然并非“發呆”,有些病人則用懷疑的眼光望著我們(這種懷疑頗有道理,我們到底是什么人呀)。但是,卻很容易跟他們接觸,你跟他們微笑和點頭時,也常引起他們同樣的反應。

  我們進入一個房間,男女病人正在用彩色尼龍線編制花籃。這是一種相當復雜的工作。籃子有著彩色花朵排成一束花。每個人靜靜地,雖然不是悒郁。病人在工作時,一位護士帶來一個年輕女病人,她送給我們兩個花籃,她慢慢行著并害羞地微笑著。在贈禮之后,她跟我們在一起逗留,握著我們一位團員的手。她似乎不知互相打交道已完。一位護士溫和地使她轉身,領她回到她的座位上。

  在另一個房間,我們參觀一個病人、三個醫生和一個護士之間的討論。據說,病人“憂慮著工作做得不夠。雖則他那單位的負責人覺得他的工作是好的,并且真正賞識他。”(每天早上,醫生做著有關病情的討論,通常都有病人參加此種討論)。

  當我們進入午餐室時,我們發現,墻壁上掛著公告牌和黑板。其中一塊黑板,展出病人所寫的詩。有些詩贊揚黨,批評“修正主義”。另一塊公告牌則用彩色粉筆,寫著一些規章,并貼著紅軍的“八項注意”歌,這首歌仍然是人民解放軍的歌曲。三大紀律有,“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八項注意有“損壞東西要賠償等等。還有“國際歌”歌詞及一個當天的學習計劃。

  我們參觀一個較小的重癥病人的房間。這些病人需要一個護士日夜在房看護。約有六個病人和三四個護士與助理正坐在床沿。醫生告訴我們,有一個頭發灰白的男病人(正坐著閱讀)曾是某省的一個工礦組的“負責人”。他做夜班工作,直到中了一氧化碳毒為止。他已經醫治了一年半,肌肉仍然僵硬,所以才轉到精神病院。他失去自制能力,并且仍然患有記憶消失癥。他在精神病院接受針療、維他命、和小量鎮定劑和中藥。他的僵硬了的肌肉變松弛了。醫生正在對我們介紹他的情況時,這老人滿面笑容地放下書本,雙眼還炯炯有神。他曲起手臂,表示他的肌肉已不再僵硬。當我們起身告辭時,他站起來,跟著我們向廳堂行著,仍然滿面笑容。這時一位護士輕輕地邀他回頭,把他帶回原來的房間。據說,房中另一病人,似乎精神不正常。他曾經歷過“愛情失敗”,有兩個月,退出一切活動。他周圍的人不知他有病,直到他停止進食時,他們才把他送入醫院。自從入醫院之后,給他以針療,他才開始再進食,雖則他仍然顯得倔強。

  我們繼續參觀,看到約八十人的一群男病人,在另一間房子做牙刷套。病人寫的三篇文章張貼公告牌上。文章是《網賭被黑萬歲,萬萬歲》、《沿著長征的道路前進》及《團結起來爭取勝利》。在另一塊黑板上,是當選為病房房長的病人應盡的責任表。“高舉網賭被黑思想紅旗”、“檢點自己的行為”、“協助醫務人員”、“將病人組織起來”。另一個告示,說明將勞動包括在治療計劃之內的原因。勞動治療的意義有三:(A)政治方面,(B)對醫療有良好成效,(C)經濟上的意義。

  在室外,有一群女病人正在玩著一種復雜的“跳繩”游戲,兩個護士轉動著繩索。有幾個男病人和醫務人員則在玩著無網子的排球。我們到處看到病人和醫務人員作密切的、友好的接觸。醫務人員給我們的印象是,極其溫和耐煩,往往撫摸著病人,把自己的手臂搭在病人的肩上(值得注意的是。病人并不互相做此類的接觸。雖則在中國這是相互關心的普通方式)。在我們去另一座大樓的途中,我們經過一個大草本花園,醫務人員在花園里種了幾種草藥。在天氣較暖和的時候,由病人和醫務人員料理這些草藥。

  再談醫院的內部。我們參觀了一個政治學習會。大約二十個女病人和一位護士坐在一張桌子旁,閱讀網賭被黑的一篇文章。病人輪流朗誦文章的一些段落,并加以討論。雖然,有些病人顯得愁眉苦臉,但他們卻極其注意學習。一位醫生對我們說,病人往往有一種“不現實的想法”,閱讀和學習網賭被黑的文章,能使注意集中,并“糾正”這種不現實的思想。當我們進入時,一個病人正在對小組講話。她說,在文化革命前,我不曾參加斗爭,但在文化革命期間,我卻參加了。在過去,我對待批評的態度很差。當人們批評我的時候,我想到那些批評,就感到討厭。

网赌被黑  我們被接待進入另一個房間,那兒大約有二十個病人在一起唱歌。在他們請我們就座前,才知道表演已經開始了。有一個小型的中國傳統樂器的管弦樂隊,其中有兩個演奏者是職員,其他都是病人。兩排男女演員面向著我們。一個演員走到臺前,宣布音樂開始。下一個十分鐘的節目是表演和唱歌。有獨唱,且有雙人跳舞。表演十分精彩,是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最好表演之一。每個人都唱得很美,風格美,表情熱烈,而管弦樂也精美絕倫。你得聚精會神地才能看出一個唱歌者的手有輕微的震動,另一個唱歌者在未唱的時候,面部的表情有些許惘然的樣子。

  我們于是回到接待室,分成兩組,較詳細地討論我們所看到的。一位醫生對我們說,所有的病人,他們的病有著身體的和精神的兩方面的原因。我們意外地獲悉,醫院里的病人,有患腦腫瘤、癌癥、血管病和心臟病的。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在解放前,有患梅毒的病人及其他性病病人,有酒精中毒病人和吸毒病人。但解放后,所有這些病都消除了。

  當我們問及一種疾病的“心理原因”是什么意思時,一位醫生做了如下的舉例:“對待批評與自我批評之不正確的態度,在工作或學習中遇到不能解決的困難,處理男女戀愛所碰到的問題,不能處理同事和同工中的矛盾,或者因受了大震驚。”

  這位醫生為了說明這些病因,他提供了一個病例研究:一位負責大輪船設計的工程師變得很煩惱,深恐偶然發生的意外事件,是因為他的設計失敗所致。他為此事經歷了很多緊張,以致于不能睡眠。由于他的煩惱有增無已,他開始覺得,他的生活中每一方面都得有條不紊。在這段期內,他結婚了。在婚禮上,客人遞糖果給他,他拒絕吃糖果,因為客人遞糖果的方式不對或表情不對。他以為他周圍的人對他的行為有某種反對,而且說他的“壞話”。

  這位工程師開始聽音響,不肯回家,呆在他的工作場所,但并不休息。他的單位里的人開始擔心,跟他的家人商量。他們獲悉他往往幾個晚上不睡覺,去“把東西弄得有條不紊”。他懷疑枱子上的東西擺得不妥,應當加以整理。最后,他的家人和他的同事把他送到醫院。醫生在對他施行檢查的時候,發現他有幻覺和不切實際的思想和觀念。他的情況經門診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在他的家人要求之下,得醫務人員的同意,準許他入院醫治。

  這宗病歷,對于跟被診斷為患有偏執狂的精神分裂癥有過接觸的人是很熟習的。不幸,我們無法判定中國人對處理這種病所持的理論之真正性質怎樣,我們所能肯定陳述的,是這種病型在美國住醫院的許多病人中是普通的。在中國,病人中也有這種病型。

  我們問一位醫生,是否醫院職員做些家庭治療。他答道:

  對病人來說,醫療是不夠的。跟病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群眾對這種情況應當有正確的態度。在醫院以外工作之時,我們對病人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鄰人做些具體的宣傳工作。

  在病人出院之前,我們給他或她以如何防止舊病復發之某些理論的教育。我們并將醫治的情形以及病人應常回到門診部看看,這一切通知他的親人。我們相信,出院之后,一段長時期的服藥,可以防止舊病復發。我們也告訴病人的親人和同事,對病人要多加注意,并須對他或她有較好的照顧。因為我們相信,如果對病人的日常生活有較多的注意,那會將我們的療效鞏固起來,并防止復發。

网赌被黑  有時,病人對他所屬團體和他們的家庭提出合理的要求,我們要求有關方面滿足他們的要求。例如,一位女病人在入醫院之前,曾是一個店員。當她準備出院之時,她擔心她的記憶力沒有過去的好,她怕在工作上會犯錯誤,因此要求調換工作。我們把她的意見轉達給她服務部門的領導,因為我們相信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她服務的部門便改派了她的工作。六個月之后,她覺得她已有好轉,于是又恢復她原來的工作。

  我們要求對于“不合理要求”試舉一例,醫生在答復這個要求時笑著說:

  不合理要求,通常反應出這個人還沒有完全復原。通常當病人離開醫院時,他們的服務單位會減少他們的工作,并給予較多的時間休息。有些女病人恢復了健康,但怕回到原來的崗位,怕被別人看不起。我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觀念。我們訪問了工廠或機關,要它們不要看不起這種病人。我們也對病人談話,并跟他或她一起學習。我們嘗試教導病人承認他或她有精神病,并教導他或她對精神病養成一種正確的態度。我們教我們的病人:參加網賭被黑建設很重要,并防止疾病的復發。

  我們的東道主對我們說:在病人住院期間,他們同他的家庭、鄰人和同事們商量,并要求他們提供有關病人的習慣與問題的資料。病人所屬地區的革委會成員,有時也被邀請到醫院,請他們談談病人在該區內的表現怎樣。家庭的成員往往幫助病人談些他或她所不便告訴醫生的事情。同樣,當醫務人員不便將他們的愿望或意見傳達病人時,或許就要求他或她的家人居中轉達。

  可是,家人和同事并不出席醫務人員有關病人的討論,也未參加對病人治療的討論。雖然在治療計劃中,顯然要高度的涉及社會關系。病人的社會網,似乎是被看作對治療過程的一種輔助,而不是把它看作治療的目標。

  病人入醫院,一開始便與這種社會網有關。有如在美國那樣,看來情形是如此。當他或她周圍的那些人被某種行為弄到很不舒服,以致于覺得非有某種外在干預無法再維持跟這個不幸的人的關系之時,就設法使這個人入醫院治療。一位醫生解釋說,“當某部門的人發現某人的行動不正常時,他的同事和家人便帶他去醫院。他說,許多病人在重病時不愿去醫院,醫生、同事和親人便教育他們和勸他們去醫院。首先,他們要求這種病人在醫院做一次檢查,然后,便勸他們留在醫院。”他給我們舉了下面的例子:

  一個人患背痛,并且他的心里開始有些困擾的思想。這個時期一天一天變得惡化。他覺得有人常在談論他。并覺得他的大腦受到別人的控制。他曾經是一個工廠工人,但無法繼續他的工作。由于他這種情況,他開始對他的妻子說怪話。她想這是不正常的,于是便向她丈夫工作部門的領導人提了意見。他在廠里的同事便送他入醫院。他們告訴他,他需要休息,并且應當去醫院。

  起初,他不承認他有病。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是有點被迫到這兒來,而不是出于自動的。如果你現在跟他談話和商量,他會認為他住醫院是好的。多數病人都像他這樣。當他們最初到達時,他們不認為他們有病,但在跟他們的領導人和醫院人員談話之后,他們通常同意到這兒來。

网赌被黑  有少數病人行為很嚴肅,并且極其興奮。遇到這種情形。那就很難使他們同意住院。那些人必須加以強迫,才能使他們到這兒來。當他們最初來的時候,我們給他們服鎮靜劑,過后數天,在他們不那么興奮時,醫生與護士便同他們談話,告訴他們,他們有病。并告訴他們,留在醫院是個好主意。

  這種醫院與社團之間的親切關系,看來也包括懲罰機關。當我們問到犯過罪的病人時,醫生告訴我們說,如果一個未成年者被情緒不正常者觸犯時,先把這個人送到醫院,而不是送進監獄。一個醫生告訴我們,有關一個工人打傷另一個工人的故事。工廠的領導人和他的同事都覺得事態嚴重,不能在廠內處理,便要求法院的同志來調查此事。他們在調查時,獲悉在這次打人之前,上述工人的行為已經不正常。所以,也把這個男子送進醫院。醫生告訴我們,有幾宗案子,法院人員“不加重視”。有個情緒反常的人被監禁起來。但是,一旦獄吏注意到,一個犯人行為不正常,在判他入獄之前,便將他轉送醫院。

  恰如監獄當局也可能轉送一個情緒有困難的犯人一樣,如果有人騷擾街上的別人或者犯了一宗類似的小罪,這個地區的人會把這個人送往醫院,而不是向警方舉報他或她。醫生說,“因為在病人離開醫院以后,我們仍注意他的行動,我們要求鄰人、親屬和同志都對他加以照顧,所以,這樣的問題很少發生。”

  所有這些記述,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不由自主的住醫院”。中國的這種的態度,其意義在于并不專憑法權觀點來做出此種決定。人民的行為,趨向于互相負責,并且抱著仁慈的態度。這已成了一般的希望。因此,不但那些為精神病者看病的人和懲罰機構,就是接近病者的人,都可望他們做出人道的和負責的決定。當做成錯誤時,可望其他負責市民糾正錯誤,并對那些犯了錯誤的人提出建設性的批評。

  參與討論的一位醫生現正在把他大部分時間花在工廠和農村地區。他告訴我們,他在工廠診所教育醫務工作者,并在公社教授各種精神病的治療和預防方法,還邀請衛生工作者到醫院學習有關情緒波動的典型病例。因為這些醫務工作者跟某特定工廠或公社社員在一起學習和工作。他們對他們同志的情況,知道得很清楚,所以特別適合去幫助他們。他對我們這么說,并且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他的看法:

  一個三十歲的女工有著愛情上的煩惱,其結果,她竟相信她廠里的所有男人都愛上了她。因此,她停止注意她的工作,把全部的時間都花在廠里走來走去。廠里的醫務工作者醫治了她,并給她服藥。但是,她的情況似乎不見好轉。醫生訪問她的家庭,獲悉她的母親是盲人。她不相信自己是生病。在她母親問她是否服了藥時,她說謊。之后,這個醫務工作者問到病人的工作組,并做一些宣傳。她的同志開始負起責任,每天給她服藥兩次。她的病況開始好轉,她現在再一次跟她的同志們一起工作和學習。

  我們問,她的同志們怎樣能夠說服她,使她相信她是有病?醫生答稱,她的一位親密朋友跟她談心,說,“你睡不好,應當服藥,這樣你就可以睡。”我們問,是否這位朋友嘗試告訴她有精神病。醫生答:“沒有。”“她的同志未轉告訴她有什么毛病,他們也未暗示她有精神病。他們只是告訴她,你需要睡眠。”

  以這宗病例來說,當前的問題,用社會調查和隨之而來的行動來解決。家庭、同事、鄰人和醫務工作者都可望在這事的過程中,起著積極的作用。他們帶著自豪的口吻告訴我們,他們并無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來做這件屬于人人的事情。可是,像那位不幸工程師的故事一樣,這個年輕女人的故事,引起了更多的問題,有待答復。當我們嘗試去從理論方面接受這種見解時,我們和我們的東道主碰到了極大的困難,為了說明此點,在醫生們敘述了這個年輕女工的情況之后,我們有過一次對話。現將對話錄下:

  “你看她的病因怎樣?”

网赌被黑  “我已經告訴過你——是愛情上的失意。”

  “對,那是突然而來的事變。但是,對那件事變與這個女人的異乎尋常的反應二者之間的關系,你怎么看法?”

  另一位醫生表面上有些厭倦地作答,似乎覺得這個問題實在已經答復過了。

  “依據我們對精神分裂癥的調查研究,這種病例有百分之六十是起因于心理因素。——是因不正確的態度、個性、未解決的問題等等而造成的。可是,這不是根本原因,它只是走向精神病的一個因素。這種病例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是有著人體組織上的原因。”說到這里,醫生們舉了病毒作例子說:“這種病例有百分之三十,我們找不出明確的原因。”

网赌被黑  這個解釋跟西方對精神病的看法,有極其相似之處。在美國,往往把病的形態分為有機的(生物學的和遺傳學的)與非有機的(精神性的)及情況的(環境的)三類。我們不能越出這個共同承認的總方向而去發現中國人在分析這個具體病歷時,怎樣使用這種模式。但是,當我們在進行討論時,繼續產生著一個主題,即是西方心理學模式高度重視情緒,而中國人看來則認“態度”是改變的中心所在。如一位醫生用中國一分為二的術語解釋,在“精神活動中,有些思想是對的,有些是錯的。病人的思想不但有病態的方面,也有正常的方面。例如患偏執狂的病人,仍然能把他的日常生活保持得井井有條,往往別人甚至不知道這樣的人居然是個病人。”他補充說,“我們利用正常來克服病態。因此,如果病人意識到他或她有病,幻覺或許仍然存在,但病人對于它們(幻覺)便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同樣,當我們問及,他們要怎樣才被認為是“治愈”時,醫生們答稱,一個重要的特征是病人能夠“承認和分析他或她的疾病”。另一個主要決定因素是:在病中所表現的行為消失了,而且病人能夠工作并在家里生活。

  不正確的態度是心理困難的主要來源,而發展正確態度將會導致病情減輕,這是中國精神病醫生所持的信念。這信念反應在使用思想與政治學習的教育上,并把思想和政治學習作為心理治療兩大形式。第三種形式是“交心”的談話,這就是病人和護士之間的經常的和無定時的親切的聊天,或病人跟其他被選為領導者的病人聊天。

  在病人進入醫院之后不久,并且做了一次病歷調查之后,病人便與一醫生會面,開始思想意識方面的教育。醫生嘗試去判定病人對世界的看法,然后去幫助這個人培養一種對疾病的正確態度。一位醫生說,“首先,我們嘗試幫助病人承認自己是生病,并使病人知道疾病是以何種的征象表現出來,然后,我們告訴他們為什么他們會生病,生病的原因何在。這些解釋有助于幫助病人培養對疾病的正確態度。

  他舉了一個例,說明他的觀點:

  一個姓王的女病人,二十一歲,出身于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家庭,參加了一個生產隊的水利工程。在一個討論網賭被黑文章的學習會上,王未帶文章前來開會,受到生產組長嚴厲的批評,這個學習的目的,在于通過學習幫助他們增加生產。王不接受批評,并開始懷疑其他隊員正在談論她。其實事實并不如此。她疑神疑鬼,以為別人看她是“壞分子”。她開始抨擊別人,并罵別人。這時候,她被送往醫院。

  當我們獲悉這件事時,我們做出結論,除了醫療之外,還需要幫助她對曾經發生的事,培養一種正確的態度。醫務工作者、醫生和護士跟她一起學習網賭被黑的著作,特別注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為人民服務》這些文章。王在學習當中,開始認識到貧下中農是革命的主力,而這些階級堅定地相信黨的政策。

  我們一起學習了《為人民服務》的某些語錄,特別強調這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王逐漸地認識到,批評的目的是好的,并認識到,由于對網賭被黑著作的學習不夠重視,所以她對于批評不曾培養出一種正確的態度。她于是決定回到生產隊,認真學習,并對批評養成了一種正確的態度。

  如果沒有直接觀察一個政治學習回憶,醫生這種的說法,可能予人以這個印象:這種學習是以強記的方式、重述某些政治口號。但情形并非如此。雖然,肯定他們社會制度之基本理論,對中國人來說是重要的(這正如鼓勵美國人肯定他們社會的理想一樣),但是,中國人對于幫助人們培養必要的認識力,對自行思考這一層也予以同樣的重視。他們高度重視邏輯性、合理性和推理的思想。因此,醫院環境的政治學習,是企圖“利用正常克服病態”,幫助病人重新發現他或她自己的理智及推理的能力。

  這種對培養必要的認識力的重視,以為后來正確態度的發展,也反應在另一個故事里。醫生告訴我們“醫院里有一個患偏執狂猜疑的病人。她以為她的食物有毒,有一個星期她不曾進食。就在這個時候,她被送進了醫院。一位護士跟她做過一次談心,告訴她,不食對她的健康有害。并告訴她,如果她進食,她會對革命有貢獻。病人聽了這些話之后,才愿意接觸食物。但仍不愿吞下去。護士決定用以身作則的方法,繼續作說服工作。她親自進食,把病人不肯吃的食物食下去。經過了這次示范之后,病人才在醫院吃第一頓飯菜。

  這類性質的偏執狂思想病人,看來是這里最普通的毛病。當我們就此事問醫生時,他們同意我們的看法,并告訴我們:他們的病人,多數被認為患“偏執狂的精神分裂”。這在美國也是最普通的一種診斷,其次,最常見的是“青春期精神分裂癥”。這一種的診斷分類,在我們美國已很少再用了。——相等于這種分類的,我們叫它作“慢性的、無差別的精神分裂癥”。侵略國家人民患這種病的,在數量上多過那些患憂郁的(非常之少)或狂躁癥者。而這種病最不常見的是在緊張和焦慮的國家。在這些國家里,自殺,衰老精神病和兒童時期精神分裂癥“是極少的”。我們問及同性戀,據說,這在中國也是極其少見的。即使有,也是由門診部加以“社會再教育”。

  北京心理研究所一位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精神病是社會制度的反應,這是不成問題的。”他還說:中國極少老年精神病或小兒精神分裂癥。社會對老人和少年的態度有助于解釋這兩種人的精神病率低的原因。青年和老人都受到高度的尊重。據說,每個人都關心他們,不只是青年人的父母,朋友、鄰人、學校都關心他們。同樣,老人在中國,沒有安全上的問題,一個工人退休之后,可以拿到他以前工資的七成,沒有人失業,且提供醫療照顧,又有尊老的傳統,孩子們奉養雙親。

  由于吸鴉片煙、酗酒和娼妓的根絕,故現在沒有醉鬼、吸毒、或梅毒這類精神病人。解放以來,中國面貌的巨大改變,結束了舊社會的剝削,這對于消滅許多臨床的并發病征顯然起著核心作用,而這些病征,在西方仍然是普遍的。

  當問及如何診斷精神分裂癥時,上海醫院醫務人員的答復,暗示出(中國)醫生跟西方精神病學有著共同的值得注意之點,即是患精神分裂癥者,其思想失去連貫性,邏輯混亂,意識形態四分五裂和感情矛盾。所有這些表現,隨病情輕重而不同。首三個階段,其病征我們可以稱之為思想反常。雖然矛盾心理(Ambivalence)一字之中文意義如何,人們只能加以推測。

  我們問及是否他們覺得在醫治精神分裂癥病人方面,他們是成功的。他們告訴我們,這些病人有好多醫好后又再發。但在文化革命以來,他們的醫療已有改善。在文革之前,醫院唯一的醫療是使用鎮靜劑,不曾使用針刺或傳統的中藥,也不曾嘗試過任何思想教育,并且對于病人的親屬和工作單位,所做工作也很有限。

  最近完成的一項小研究,說明了文革前后他們醫療成功率的不同。他們告訴我們。在一九六五年,在一個病房一百零四個病人中,一年后病情復發的占百分之四十。他們不再留院醫治,但他們須在門診部看病。一九七二年在同病房中的一百二十八個病人,在同時期內病情復發的只占百分之十四點八。這些統計雖然有些含糊,卻顯出舊病復發率有很大的不同,雖然“舊病復發”這個名詞究竟根據何種行為標準還不大明確。

  美國的研究卻把三個因素孤立起來看待。這三個因素在保持病人出院最具有關鍵性。這三個因素按其重要性來說,(一)是出院后之繼續服藥,(二)是家庭的合作和參與其事,(三)是工作,引起足夠突出的是中國醫生引述他們的調查結果時,強調他們現在把重點放在:確保病人的繼續服藥,勸告病人的親屬及同事們注意病征的復發,并監視病人服藥。

  他們告訴我們,留院的時間一般是七十天。在病人出院后,每天維持二百毫克的“氯普馬嗪(在醫院內,每天平均服量是三百毫克“氯普馬嗪”。以美國標準來看,這是中等的服量)。在北京,我們聽說一般住院時期是三十天。在紐約州是四十五天。但是,中美兩國精神病人每次住院時間的長短大致相同。病人呆在醫院的全部時間,則因美國復發率極高,而顯然有別。在紐約的醫院,七成五到八成的病人都要再入院的。從這點顯然可以推論,美國醫院的改革,尚不曾擴大到外在社會。而且只有做到這點時,我們才能減少每次留院的時間,從而改變統計的百分比。

  中國醫院內治療的全部范圍,包括醫藥,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政治和職業的因素以及各種文娛活動。醫療則包括中國草藥(醫治一個病人,結合使用的草藥多至十種以上,雖然醫務人員正在嘗試用藥的種數,通過研究以決定何種草藥在結合使用時最有效),其次是鎮靜劑(中國用的鎮靜劑相等于Taractin,Stellazine,Thorazine)以及針刺。醫生告訴我們,他們相信在針療之后,病征的消失基本上是屬于生理的,而不只是心理暗示的結果。他們引述了一個病人作例證,這個病人極力反對針療,但終于接受了針療。這個病人也有病征減輕的跡象。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及政治治療包括意識形態上的教育,談心,政治學習及醫院內積極的政治生活。文化活動包括唱歌、跳舞、詩歌、和藝術,而生產性的勞動則涉及照料醫院花園以及醫院內的其他活動。

  每天的日程,以晨間醫療開始,接著是上午的各項活動。一般是早晨七點聽新聞廣播。八點到十點醫療。午飯之前,自由活動。午飯之后,午睡。一點半到兩點十五分,大組閱報或學習網賭被黑著作。兩點十五分之后,有籃球和排球之類的集體活動。每星期有三次家人探視病人。每星期一次病人與醫生徹底清潔病房。春天的體力勞動是在草藥花園工作。

  醫院有多級的互相依存的機構,由十五人的革委會管理,其中有四位女革委。醫生、護士、干部及工人宣傳隊都有代表參加。革委會每兩周開會一次,必要時舉行特別會議。

  每間病房由三個醫務人員領導。一個醫生、一個主任護士和一個基本醫務工作者,后者照料病房的管理。每天早晨夜班和日班有個短時間的會談,交換消息,并討論每天的例行工作。每個月病房職員有一次會議,作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們討論如何改進工作,提高對病房的服務水平,并討論如何改善與病人及其家人的協商,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病人也組織起來,每一個八人到十人的小組,選出一位組長,每一個大病房有兩三個組長。

  病房領導人每星期開會一次,對日常工作做出決定。一人負責學習,一人負責清潔,另第三人負責專門治療。有主任醫生和護士討論學習計劃,然后再交由病人去討論。并為將離院病人組織了叫“復原班”的特別班,討論出院后如何在外面繼續療養。

  門診部職員包括十一個醫生和九個護士。預料病人出院后兩星期,即會恢復工作。然后,病人大約每個月來醫院領藥一次。但是,如果舊病復發,他們還須找醫生談心。

  醫院除了醫治病人之外,還要訓練精神病醫生。他們接受的課程有精神病,疾病分類,病歷研究以及傳統中醫知識。多數教學是有關診斷經驗,而不是書本知識。醫生與護士之間是分工的,雖則他們在工作上是互相支援的。醫生的責任在通過診斷和醫療,把病治好。他們搜集并寫出病歷,決定醫治方法,并在意識形態方面教育病人。預料醫生也跟病人一道做清潔服務,并在護士需要幫助時,為病人的飲食服務。護士給病人服藥,注意病人的健康情況,并跟病人談心。

  這種對精神病院的參觀,在我們許多人中間,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一位年紀較大的我們的男性翻譯在我們離開時評論說,這次經驗使他感動得流淚,他很有感觸地慢慢地說,“他們(指醫院方面)對他們(病人)照料得這么好”。很難把我們所見到的那種病人及無微不至的照料形容出來。我們只能說,醫院的氣氛,使人們想起兒童故事中的一個地方——一個安全和仁愛之“家”在那里,穿白制服的人照料著感到不舒適的別人。

  病人和病人之間及病人和醫務人員之間的合作、工作上的直接接頭、態度莊重及行為適當,都達到了顯著的高水平。絕無同事之間的勾心斗角的證據。如果職員中間有什么階級區分,我們并沒有看到。雖然,醫務人員有分工,他們相互的尊重與合作,看來很真誠。再則,因為他們的診斷訓練特別切實,所以,人們從自己經驗中學習,也從別人的經驗中學習,學習的過程是看得見的,并且也是每個人可以得到的。當專門技術這么容易理解時,它們也就沒有什么神秘了。我們在北京跟一位心理學家談話時,他告訴我們,“我們推動醫務人員和病人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大家合作去與疾病作斗爭。”

  醫院內(和醫院外),顯然沒有深刻的階級區分,因而對病人提供了一套一貫的關于真正本性和在社會上的適當行為的啟示。我們所看到的那些人,看來對于良好生活的性質,社會行為的道德規范,所珍視和所培養的精神品質、國家的總政治方向——甚至于解決知識問題之認識方法,都有共同一致的看法。這種強有力的社會一致,顯然是醫院診療成功的主要特征。

  前面提到的那位護士使病人去食那種他相信有毒的食物,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例子。在西方精神病學方面,偏執狂者的幻想之頑固性,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為什么中國的病人不能判定在護士進食之際食物中的毒性已經轉化,而在病人每次進食之時則保持它的毒性?病人看來很容易地拋棄這種想法,而接受合于邏輯的一般規律。同樣,僅僅一句“病人進食就會有貢獻于革命”的暗示,就會對她的行為發生影響。看來,這種對現實的共同看法,結合著對當局人物的信任,有時倒可以運用尋常的理智和少量適當的社會壓力,把心理不正常的人醫好。而在我們的國家(美國),這種心理不正常的人,卻使醫務人員束手無策。中國人的假定是這樣:理智、邏輯和“為人民服務”的愿望一占上風,就可以發生治療的作用。

  強調認識和合理,也反映于中國醫生對待病人的坦白爽直的態度。顯然沒有把一種意見暫時按下不說,等待病人“有了準備”時再說的動機。醫務人員說出他們的想法,他們相信聽者有聽進去的能力。而且,治療把重點放在思想方面,而不放在情緒方面。西方心理學似乎相信,除非許多的情緒發泄出來,一個人將無法吸收、接受一套新概念,更談不上有所啟發了。中國人不同意這個看法,他們寧愿信守應用辯證法去理解客觀現實。他們相信,向病人教以這種方法,將使病人能夠運用這種方法,從他們的困境中找出一條出路。

  這種對思想和學習的強調,似乎也反映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方面,對待人類的感情,采取不同的態度。看來,(中國)文化的準則毋寧是克制和莊嚴,而不是富于感情。但這不是說,中國人是不重感情的人。個性上的差異很廣,但引起注意的方式,其差異并不很大。我們發覺我們的東道主溫和、風趣、熱忱、有分寸,而在情況需要時,也會痛苦和憤怒。但是,最大的激情看來是專對政治事件而發(也就是專對原則性問題),而不在人與人之間的紛爭。

  當一個人談到舊社會時,人們可以大動情感。跟我們談話的一個老婦,在告訴我們解放前的生活時,不禁大哭起來。也有其他的人在談到政治壓迫時,雖也顯示出約制,但卻很憤怒。另一方面,在談到為人民服務時,卻顯出高興和有決心的樣子。

  看來(雖然語言和文化的障礙,使一切的總結都成疑問)“人的”關系并不完全是政治的關系。醫院里有許多病人的病歷,都涉及“戀愛失敗”及“愛情上的困難”,但我們的中國東道主及旅行同伴很少跟我們討論這種事情。我們的翻譯(一個青年男子和一個婦女,年紀都三十多歲)看來對工作的興趣,大過于對戀愛和結婚的興趣。在街上,當一對男女經過時(不常見的景象),人們并不注意他們的樣子是否性感(而在美國,性感卻是那么天經地義之事)。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現在需要辛勤工作,有技術的人也同樣有情感上的迫切要求。不同的是我們卻把這種情感放在男女關系方面。醫院里有愛情問題的病人顯示出,在中國有些人仍重個人關系,并沒有把那種性的需要,滿意地導向工作方面去。

网赌被黑  如果有人把精神病院看作是難于適應文化準則的人的休息場所,那么,還有那些太重視個人愛情的人,再加上那些對別人批評不能成功地控制自己的人。對待批評的困難不是醫院病人的特殊問題,雖然,他們對批評似乎特別敏感一些。中國很強調一個“好”字。人們常常看自己有無資產階級或自私自利的態度。如果一個人被別人這樣看待,就一定感到很痛苦。因此,即使別人不公開批評,那些內在“超我”感很重的人,可能會想象,當批評來自內部之時,必定是先從外面來的。前面提到的輪船設計師,以及那位需要精神病專家保證其作品受到歡迎的男子,可能都表現這類的反射作用。

  醫院的政治再教育,是針對對批評難于作建設性吸收、同時工作上也帶來了焦慮的人。如果醫院的作用之一在予一般社會失敗的人以社會化,那么,上海的精神病院就提供了一個庇護所。人們可以在這里接受正確態度的教導,以正確對待這個關鍵性的社會關系。拿政治學習作為思想和行為改變的工具,在這方面是很有意義的。網賭被黑著作的學習,是每個中國人的生活上不可分的部分。對中國人來說。毛思想既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也能促起人們覺悟。所以對中國人來說,它屬于概念范圍,也有情緒上的內容。因此,利用政治材料協助個性的改造,調解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增加生產,想通問題。這些都是中國生活的共同特色。它在精神病院方面的應用,決不是獨特的。

  的確,醫院內部的生活和外面的生活,是很相像的。正如北京一位心理學家所說,“醫院里病人的生活,像正常醫院其他病人一樣,而且也像在外而生活的人一樣。他們并非與社會隔絕,而是過的一種集體生活。他們跟醫生、護士和職員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有學習小組,學習網賭被黑的著作。他們的生活和所有中國人的生活一樣。因此,病人不必去適應正常生活,因為他已經在過著正常生活。這樣就不會跟習慣的生活旋律脫節,再加上在治療計劃中,有病人社會網的成員在內,這必然是使病人離開醫院而仍能保持在醫院的情況之一個主要的因素。

  美國的精神病學近來已開始認識到這種工作方法的重要。但是,企圖使美國醫院也采取這樣的政策,則仍然辦不到。中國情況之所以獨特,是因為醫院人事可望對病人的家屬和服務機構發生影響力。如果要求病人的家屬和服務單位好好照料病人,家屬和機構是會照辦的,人們可望互相照頓,并且在要求照顧時,他們會把照顧的范圍擴大。北京一位心理學家說,“網賭被黑教導我們,人與人的關系在為別人服務。因此,人們常常受到關懷。他們互相照顧,互相幫助。關系是溫暖的,你覺得你受到每個人的溫暖接待。”不是全體美國人都具有那種文化傳統,心理衛生工作者嘗試發動社會對病人的支持,將證明是很吃力的事情。

  中國那種互相呼應和負責的社會網,或許就是入醫院人數看來較少的原因。上海及其周圍擴大地區,有人口大約八百萬,這地區有兩間精神病院。我們參觀的那間精神病院是醫治“急癥”病人(即是精神病發作時間短或不經常發作)的,另一間精神病院則醫治“慢性”病人(即長時期被精神病所困)。這兩間病院,每一間只有一千個床位。稍稍算一下,就可以知道,每九千個市民才有一個床位。(紐約市一間州立醫院的人口比例是一比一千五,即每一千五百人,有一床位)。這個突出的比率或者顯示出,中國嚴重情緒病例很低,或者患病的人受到醫院外面的照顧。我們對中國社會生活的調查,顯示出這兩種情形都有。

  羅斯·斯柏克,是一位美國精神病專家,他對精神分裂癥家庭之社會網的調查,受到精神病界廣泛的注意。他說,當人們生活中有著大社會網在活動著,精神病的程度就會減低。在中國,個人參加許多人與人之間的小組織,并且感覺到這些組織負有責任。因此,他們的家庭既是核心,又是核心的擴大,他們的工作單位(他們在工作單位經常從事政治學習和批評及自我批評),如在城市他們便參加街道和居民委員會,如在農村,則他們參加公社、大隊和生產隊或其他社會團體。一個人有這么多的團體關系,因此,是不孤單的。在我們看來,極少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疏遠的現象。

  在美國,社會網較小,有一種各搞各的互相齟齬的傾向。鄰人、朋友、同事和親人,往往彼此互不了解,彼此之間很少有一種責任感。每個小圈圈在部分真空狀態中自行發展,其習俗及對事物的價值是相互矛盾的,沒有共同的目標,也不可能有“較高的道德權威”,藉此種權威,謀求每個人意見上的一致。他方面,中國人則在網(小組)的結構之內活動。而這些結構是互相支持的,并且有高度的自覺性。個人與社會團體之間的關系及這些團體與國家的關系,看來都有其特別意義與目的。

  因為人們組織起來,應付他們自己的共同需要,他們并不覺得要依賴一個全國的或地區的傳達制度,因此,在指導他們生活時并不覺得無能。成人組織學習班,兒童組成社會活動班。在這兩種組織中,每個人都互有聯系,并跟更大的社會聯系。他們在工作和學習中,接受上級組織(地區黨支部,城市市革命委員會等等)的指導。這些的指示常在當地人民中講清楚和加以討論。因此,個人覺得自己是社會網制度中之一部分。而這個社會網,是配合得很周密的,它甚至于矯正反常的社會行為。這在美國,是交由心理衛生和刑事司法制度去管的,而在中國,則往往由其所屬地區去處理,屬于整個同志們的范圍之內。居民委員會是由同等地位的居民選出來,是服務性質,不給工資的。被選出來的人往往是在許多社團中被遺忘了的人,即老人和家庭主婦。由于這些人被動員起來處理共同的社會問題,因此也給予他們的貢獻社會的機會,從而也可以恢復他們自己的尊嚴。

网赌被黑  即使在中國,由于城市生活使人民分開,并破壞了農村與城市所發展的社會形式,因而居民委員會提供了使都市人民保持聯系的環節。因為它們一部分工作,即在聽取和報告居民委員會內人與人的關系,他們的任務類似以前的調停組,專門從事于排難解紛。對那些涉及糾紛的事件中,由居民施以集體壓力,使一時的敵對者找到一項妥協的辦法。并且使關系可能壞的或趨于破壞性的,也可以在一發不可收拾之前,予以控制下來,不讓個人單獨行動,互相施暴,而使個人與集體聯系,由集體負責跟他們打交道,人民在感情上比較健康,或許大部分要歸功于這種活躍的社會網。

  對于人民的行動,常常有高度的察覺,除了一個人作夢和性生活之外,幾乎所有的行為都認為屬于公共領域的一部分。如果父母虐待一個孩子,或者同事們發生爭執,目睹其事未直接涉及的小組或個人,認為協助調解并解決困難,是他們的革命責任。同樣,那些陷于是非圈內的人,可望別人幫助解決,如果適當的話,自己負起責任,接受批評。

  由于中國城市的人口很稠密,美國式的那種隱秘,即算它是一種文化標準,在中國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當鄰人或家庭吵架時,每個人都知道,居民委員會或者是間接有所聞,或者因吵架的一方要求幫助而知道,常常是由幾個成人組成的一個代表團訪問爭吵的當事人,并跟有關各方安排一連串的會議。

  例如,上海有一對已婚夫婦,因丈夫覺得妻子在家里的時間不夠而發生爭吵。日間她在一間街道工廠工作,并且花了很多黃昏在當地學校的會議上。丈夫放工回來時,已經很疲倦,還要做家務,因此不滿。有時,他發脾氣。因此夫妻之間,有著尖銳的心理斗爭(緊張的爭吵)。妻子覺得,她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因此,她不愿意放棄。他妻子告訴我們說,“因此,我們兩人很容易發脾氣”。“過了一陣,我們甚至打起來,并且我要求離婚”(離婚在中國是很不尋常的)。

  居民委員會獲悉了鄰人的問題,并跟丈夫談了一次。居民委員會指出,妻子的工作確是為人民服務,她在學校的工作是教育青年人,這是很重要的。經過跟夫妻雙方幾次會談之后,妻子開始多注意家務,而丈夫則開始做更多的幫手——他甚至于開始縫衣服。居民委員會一位委員引以自豪地告訴我們,現在“丈夫和妻子兩人都為革命工作,到了晚上則共同做家務”。

  由于這種外在的調解是成功的,所以,很清楚。人民必須接受外在調解的合法性,并且必須分擔共同的目標和分析問題的方法。這里,再一次是網賭被黑的教導,提供了共同的立場。在中國,似乎每個人都在某種一致的規律之內活動,而這種規律往往來自毛氏的著作。例如“治病救人”這句話教導人們,糾正錯誤不應當是人身攻擊,同樣,“一分為二”含有:每個人都有短處,即使那些批評別人的人,批評者的責任在看到受批評者的長處,以發現我們自己的弱點。一位中國東道主用經典的辯證法對此加以解釋,在調解糾紛當中,每個有牽涉的人,不但為他或她自己的立場辯護,也做自我批評。

  在毛氏《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中,他將人民內部的矛盾和人民與敵人之間的矛盾做了一個重要的區別。人民與敵人之間的矛盾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原則性的問題,這種矛盾除了革命之外不能妥協,人民的敵人必須予以鏟除。另一方面,人民內部的矛盾一般都不是原則性問題,而是屬于日常生活的問題。例如丈夫與妻子為生孩子的問題或鄰人之間的問題,這種問題應當用友好的妥協的精神去解決,要運用一分為二的思想去求解決。團體中間的派系、爭執和分裂,被認為是極左派的錯誤。而在這些事情上居民委員會或其他調解團體,預料也會出面干預,以協助找出正確的解決辦法。應用了這些共同知道的原則,即使不滿之感有使局勢有爆發之虞,人民也仍然能夠相處下去,不致出什么問題。

  居民委員會不但處理夫妻爭吵和鄰居之間的爭吵,也處理離婚、墮胎、和死亡的問題。據說,個人習慣上的不同,通常不認為是離婚的足夠理由。在這種情形下,委員會會向夫婦雙方提意見,要他們改正他們的錯誤而言歸于好。遇到夫妻間打架事件,委員會會提請注意,保護婦女的地位。而居民委員會最先的努力,是教育丈夫。據說,多數的打架事件,發生于青年夫婦間。因為年輕的丈夫最可能忽視家務勞動,跟朋友們外出,讓妻子單獨去肩負家務勞動,作妻子的感到受到忽視,并且覺得過分操作家務不公平。委員會告訴夫妻雙方,兩人都要做家務勞動,誰也沒有權力把家務留給另一人去做。

  關于墮胎,委員會的政策是,凡是已婚夫婦未能節制生育而又不愿有孩子,則建議墮胎——并向醫院保證這是夫妻雙方的愿望。有少數墮胎事件,是因為私生子的關系。但是,比較好的解決辦法,認為是結婚。

  在離婚與墮胎兩方面,通常妻子的態度分量較重。離婚后孩子的照顧,由討論來解決。但多數由女方來照顧孩子。

  雖然街道和居民委員會在中國都市負有特別的職責,但他們的實踐,多數反映在其他社會組織方面。例如,學習網賭被黑著作,不但是學校的中心活動,也是工廠、機關和公社工作周的經常計劃的一部分。同樣,每一社會機構亦至少每個月有一次批評與自我批評(往往是每隔兩星期一次),而且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也在家里舉行。整個社會花了相當的時間把注意集中于此,結果乃產生了秩序、合理、好意和團結。

  可是,即使在這樣人道的和負責的環境之下,有人仍然變成無組織和鬧情緒,使他們的社團覺得有把他們送入醫院的需要。為什么某些人在某種社會背景之下變得那么囂張,以致于他們的行動,引起別人的注意,要加以取締?這個問題在所有的社會,仍然是個未解答的問題。典型的醫學(這一認識成了西方精神病學的基石)是根據如下的假定,即:行為極不尋常的人是一種“疾病”。這種病像生理上的病一樣,需要加以診斷,并由醫務人員加以醫治。在西方,這種看法往往是因為相信,精神病的存在,跟文化和社會制度無關,因為他們把這種反常行為看成是存在于患者的“內部”。

  這些觀念現在受到新觀念的挑戰。新觀念認為,只有從個人所生活著社會制度著眼,才能理解反常的行為。新觀念認為,人類并非存在于一個真空狀態中,而是相互聯系的社會制度的成員。這種社會制度,在決定人的感情生活上,起著很大的作用。近年來,西方精神病學已不得不考慮從家庭到民族、國家的社會制度對個人的影響。如果將治療單位重新加以解釋,將病人周圍所有的人,特別是家庭,都包括進去,那么,病人的古怪行為就大有意義了。R。D。梁,唐納爾·杰克遜及格雷哥利·巴德生的工作已經顯示出,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及他或她的以成人為核心的家庭,可能對精神病有影響,甚至產生精神病。《精神病的神話》一書的作者湯瑪斯·沙斯曾經寫道,因為無人能對被指為“精神病的”行為建立科學的物質基礎,因此,這個名詞簡直是一種罵人的標簽,用以搞臭那些使別人感到受威脅的人。梁爭論說,痛苦顯然可見的人,只是他或她接受別人微妙啟示的反應。除非每一個有關的人能夠加以“監視”,要不然,“精神病”將會持續下去。如果將這些觀念予以擴大,那么,不只是家庭應當視為治療單位,而且其人所處的整個人與人的接觸范圍,都應當看作治療單位。那就是社會網。社會網之外,還有整個社會制度。

  這兩個看似互相排斥的看法,看來在中國的精神治療學上已融合為一體。跟我們談話的醫生似乎相信,精神病人有著生物學的和“組織的”因素。他們使用“疾病”和“不健康”的字眼來討論精神分裂癥之可能的生理上的原因,同時,他們又認為,大社會制度對個人心理有其強大的影響力。許多在西方較為普通的病型在中國較少,這對一種觀點提供了相當的支持。這已越出心理動力學的范圍(西方較普通的病型,有小兒精神分裂癥、老年精神病、酒精中毒癥和梅毒精神病等等),而在美國這個國家以及海外的生物化學和遺體學研究上的發現顯示出,生理上的因素也可能對精神病發生作用。

网赌被黑  正如中國的理論不拘于一家言一樣,他們治療的方法也反映出同樣博大的態度。不但藥物和針刺是醫院治療的主要方面,社會和政治思想也是。雖然,他們并不“醫治”全家人或社會網,——這個工作由社會本身去做——但醫務人員卻與最接近病人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觸,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去改善病人跟整個人類環境的關系。

  

八、計劃的制訂與街道委員會

 

  在中國,計劃是生活上一個重要方面。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以來,對設計的整個態度,看來反映出對八億人民參加民主,越來越著重。我們見到相當的證據,證明:不只是上層做計劃,而且將要完成的定額,要做的工作以及將得到的利益都交了下去,并且要求各級人民都做出計劃。政府并詢問他們為自己所定的定額有多少,他們能完成的是何種工作,他們想取得的利益是多少。

  我們的旅行時間太短,要看的東西太多,無法對中國全面制訂計劃的過程,取得一幅完整的圖畫,然后如何把所有的資料湊合在一起。不過,我們都有機會看到足夠謎樣的東西,因而對事情怎樣在進行,畢竟可以有個一般的印象,本章不是把所有看到的東西拼在一起,而只是簡單地把我們不僅跟居民委員會一級設計人員討論時所聽到的陳述出來,而且也把跟國家和城市設計組的成員在討論中所聽到的某些事物也陳述出來。

  在北京,我們跟國家設計委員會三位成員在一起,度了一個愉快的早晨。他們是在搞環境問題的。這些設計人員代表著不同的背景。顏君是一個化學工程師,王女士是位醫學衛生家,另有一位朱康伯(譯音)是城市設計組組長。

  他們解釋說,在別國很嚴重的污染問題,對中國則是個比較新的問題。并且說,這問題仍在早期的研究階段。我們覺得這說法有點謙虛。因為在我們的參觀中所見到的,顯然感到中國對環境問題的關切,好些時候這成為已計劃的一部分了。

  據說,解放前中國工業的分布集中在東海岸三個大城市。從人文來說,這是不合理的。因為這一來,上海、大連和天津幾乎不適于居住。它們的水被固體和液體工業廢料所毒化,它們的空氣因污染而污濁。解放后,這些城市成千的工廠予以拆卸,遷往郊區,或遷往中國內地改建。那些留下來的,則想出新的方法消除污染物質。現在,設計人員企圖把新工業平均分散于廢料不能集中的農村地區,并且也比較容易處理廢料。在每一新地區建立一套工業,以便作多種用途的利用,并使之在經濟上作有效的生產和處理。沿海與內地間的工業發展的平衡,認為很重要,不僅在環境方面很重要,而且是減少城鄉差距這一長遠運動的一部分。

  我們的東道主指出大慶油田的例子,那是一個模范工業地址。大慶是一個大建筑群,其中包括寬敞的住宅區,周圍是農地。這種安排實際是把工農混合在一個單一地區。這樣,種谷類和蔬菜的農民,是油田工人的親屬。據說這對生產有好處,并且對人民也方便。這也意味著工業發展不會因大量移民城市而破壞農村的社會組織。而在世界多數地方,就跟這種發展形態大不相同。中國人發現,新城市的設計,比舊城市的改造要容易得多。例如,在新城市,設計人員在擇定新工業區時,可以考慮跟住宅分開的問題。而在舊城市,原來的工廠與住宅混雜在一起,則只好任其暫時保留。據說,在解放后,設計人員必須學習這些事情。最初,他們就曾犯過一些錯誤,把新工廠設立在接近住宅的地區。

  顏君指出:網賭被黑常常強調廣泛利用物資,要變有害為有利。中國人認為所有的物資,必須加以利用,以圖有益于人類。而且,他們現在正大大努力于研究新方法,以利用前此不認為有用的一切物資。許多工廠已經利用“廢料”來發展副業。例如一間制造抗生素的制藥廠,已經發現他們一度埋掉的有毒副產品,可以用來制造染料、溶劑、和除雜草劑。工人、技術人員和干部組成的一個三結合小組,依據“從簡單到復雜”的模式進行實驗,取得了這些成果。在許多教育和生產的討論中所提到的這種模型,即是從簡單的或容易的問題著手,然后有系統地進行那些較復雜的和較困難的問題。有時,這種新方法很花錢,但是,減少危險比求取利潤更占優先地位。

  我們的一位東道主曾經訪問過瑞典和法國,他對于在那邊看到的垃圾之多,表示驚異。他告訴我們,在中國,垃圾是從不堆積、燒毀或作為填塞物。家庭的廢物由政府挨戶收購,然后把它變成各種有用的成分。像紙張和布這類纖維物質,被送往造紙廠,金屬則送往冶金工業,塑料送往塑料廠,玻璃則送回玻璃廠。灰、煙灰、土和蔬菜這一類物質送往郊區,把它們和牛屎或人糞混合起來發酵后作為肥料。發酵可以殺死細菌和寄生蟲,另方面又保存了鉀、氮和磷。在有現代下水道存在的地區,固體廢物予以過濾出來,作同樣方式的利用,而液體則循環地用作灌溉。我們的東道主曾在歐洲見到塑料作為廢物而燒掉。當他問及如何處理燒時發出的有害氣體,因而建議循環利用時,對方卻告訴他,那樣做將無利可圖。

  我們團體中有一位團員,不了解中國政府何以要為廢物而付錢。他發問道,“一個網賭被黑國家的公民不應當把他們的廢物免費送來嗎?”他說,在美國的生態學團體曾大力搞運動,要使人民把他們的舊報紙,瓶子和罐頭無報酬地拿出來的。(這些人有很多在政治覺悟上是支持中國人的)。他向那位婦女提出了此問題,那婦女解釋說,目前垃圾和廢物付錢的制度,不會行之久遠的。但付錢鼓勵了節約。而在物質上仍然落后的國家,甚至對廢物所含有的內在價值,也給予社會的承認。那婦女說,將來物質稀少的情況消失及人民獲得的入息完全按需取酬時,將會實行另一種不同的制度。

  單是在北京的九個區中之一個區,一年就搜集到一百五十萬噸的廢物。計劃人員要我們想象一下,如果一切東西不加以循環再利用,那將是多么龐大的數量。我們試想一想,數量更大得多的垃圾和廢物,正包圍著我們自己先進的美國呢,中國畢竟仍是太窮,不會產生很多的垃圾。雖然我們所到之處,廢物問題正在受到控制。但據說,事實上在解放之時,垃圾的數量是龐大的。當時的垃圾,是從清朝時候起一直堆積著。因而人民大眾發起了一個清除垃圾的運動。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任務,基本上是要把城鄉和省或地區委員會的計劃綜合起來。地方計劃在地方上可能有其特別的意義,但不必一定對國家有意義。中央計劃專家如現在跟我們對話的這個專家組,也許會以咨詢人員的身份到地方委員會去。比方王女士,她在公共衛生部領導下而工作,而該部要通知某一地區需要多少醫生,那就要看從地方搜集來的資料怎樣。地方團體討論地方的計劃,然后再建議國家計劃委員會。當計劃經討論、協商和通過之后,再呈送網賭被黑中央委員會作進一步的協商和通過,最后則發還給地方,算是已完成的計劃。例如地方級的計劃:當某一地區要建一個新工廠時,必須考慮學校、醫院、商店和文化中心這些需要,而將之與建廠計劃一并列入。常常有群眾植樹運動,群眾還參加建屋,撲滅衛生和農業上的害蟲以及其他運動。負責設計的行政人員在設計問題上有與普通群眾商量的任務,然后高層方面再討論他們的意見。經常向我們反復提到的意見是:單是專家不能決定或解決人民的問題。

  我們有機會看到上海設計過程的另一個方面。我們與上海市建設局人員有過長時間的會談。該建設局計劃并負責道路、橋梁、自來水系統及建筑物的建設。這個局在市計劃委員會之下,而市計劃委員會又直接向國家計劃委員會報告。(每一個大城市,上海、北京和天津是作為獨立的地區而管理的,不是作為一個省的一部分。)在上海范圍內,建設局的計劃組是市革命委員會的一部分。建設局有兩百個行政人員和四千個勞動力。建設局的計劃在呈送國家計劃委員會之前,先要經過革委會全體會議討論。這些計劃的制訂,先經過有良好組織的征求意見的過程,征求基層的意見,再派協商員到市社會機構較低層。

  上海從一個充滿猖狂剝削和不幸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變成一個清潔的、興旺的、朝氣蓬勃的人民城市,應當列于歷史上最偉大成就之林。在過去,全世界人民都曾聽到上海的饑餓、人們無家可歸、娼妓、吸毒,疾病、乞丐和流氓這一類的故事。英文上海一詞的動詞“To Shanghai”,是含有誘拐的意思的。而誘拐不但是威脅利誘,也是暗無天日和招搖撞騙。和這個形象相伴而生的,是富裕的中國人、外國冒險家及投機倒把者之腰纏萬貫和豪華生活的傳奇。我們下榻的那間旅館,就是外國人稱霸時代的遺物,仍然保留著美麗的方格壁畫和豪華的枝型吊燈架,作為過去的回憶。但是,當我們往下看到以前是掛著“華人與狗不得闖入”的牌子的外灘公園時,我們可以看到成群的人在散步,輕快地步行去返工,做晨運,坐下來吸煙或在日光下吃其冰淇淋。

网赌被黑  照一位設計者的看法,這個城市過去不僅是污濁,不適于居民居住,而且隨時發生疫疾。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的租界地區在法律上是自主的,每個租界有其自己的運輸、煤氣、下水道和電氣體系,彼此并無聯系。從市東到市西,并未設計一條南北干道。勞動人民擠在他們工廠周圍的臨時搭蓋的棚子里,工廠冒出的黑煙和流出的污水,都流到陰溝中和河里,草屋、木屋以及河中的舢板,容納不下全部人口。甚至于在抗日戰爭之后,中國已收回了外國租界的領土主權之時,國民黨仍很少注意他們控制地區的設計和重建,而且事情更加惡化。

  當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時,黨和政府把所有外國人的企業交給人民,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以重建這個城市,鼓勵人民要有高尚的目的,并要求在工業上取得多快好省的成果。設計與建設組開始對最急需的建設采取嚴肅的看法,大搞人民群眾運動,解決公共衛生和重建的問題。因為沒有大量的資金,所以人民得利用舊樓以改建新屋。今天的上海,在外表上仍然是個舊城市。雖然大批的新工廠、公共建筑物和住屋工程散布在市內五十三方哩和郊區二千二百八十方哩以內。盡管經過疏散努力,全部人口仍然逾一千萬。但是,市區卻干干凈凈。人民充分就業,沒有饑餓的現象。教育普及,并有醫療照顧。這是怎樣做出來的?

  第一個政策是終止雜亂無章現象的擴大,把市區分成幾個工業區,在市區周圍建立了若干新城鎮。其他的政策包括家庭計劃。一九五七年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四點五,一九七一年則不到百分之點零七。號召青年人到農村去,到現在為止,已經去農村的有一百萬人。工人搬到農村地區,或至少搬到郊區。重建戰時毀了的工廠。或者認為人口太擁擠,而將市區的人口遷到郊區去。

  解放以前的道路,凡是窄狹的,彎曲的,經常被建筑物阻塞的,則予以擴大路面。新建的道路,(加起來)幾乎有一千英里。單是三英里長的北京路,就被二十三座建筑物所阻塞著。而這些阻路的建筑物,都于一九五三年被拆卸。市中心區通火車站的主要道路,從十碼、二十碼擴大到四十碼。所有路的兩旁的建筑物全是新建的。中山路在一年之內就把舊的、窄狹的路段改建,現在已成為環繞市區的主要地帶。南京路是我們所住旅館前面的大街,有五座建筑物已經拆掉。其他建筑物的第一層,則予削截,以便擴大路面,而樓房仍可以這種方式保留下來。現在上海的主要購物街,有占地多的百貨公司及較小的商店。當我們的東道主和翻譯自行用午餐時,我們漫步經過這些商店、照相店、陳列館和餐室,看來特別人多熱鬧。

  在解放以來的諸項成就中,上海人民增加了煤氣逾二十八萬戶,鋪設了廣大的新地下下水道系統以代替露天的陰溝,并發展了造林計劃,把樹木帶給市區。在某些地段周圍有露天陰溝緊密靠近人民的地方,全部人口都得遷移。他方面,無出口的陰溝則予以填平。用以建筑住宅。有一個這種地段,周圍的人民植了十五萬株樹,并把它變成一個美麗的公園。公園里有散步的道路和文娛的設備。曾經經驗過環境事故和舊上海種種問題的人,公開地談起這些事情,并征求社團的支持,以處理這些問題。這種征求市民支持的運動有好幾種。有大掃除運動和重建運動,也有研究廢物新利用運動,包括有毒污染物質的處理。

  許多舊碼頭已變成江濱公園,使人們在美麗的江濱散步的時候,看得到中國與環球各國的商務活動。已經建立了七十五個工人新村,每村都有樹木、住宅、學校、醫院、商店、文化中心、浴室、運動場和銀行。每年人民組隊調查每個工人區有無新的需要。或許需要更多的蔬菜市場,或新的小學,還咨詢居民有關他們的居住區的設計是否適當。近來的建筑設計已有所改變,即增高天花板,增建私人廚房和浴室,窗戶也有不同的光線以及其他等等。所有這些新特點,反映出市民的想法和意見。向普通人民征求設計意見及對意見的重視,根源于更廣泛得多的中國政治運動,以爭取專業與非專業人員之間的互相尊重。建設局的本身,是由前鐵路工人及其他工人領導,并有土木工程師及受過廣泛舊教育的人參與其間工作。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脫離群眾的專家,常常會有錯誤的思想并搞出錯誤的計劃。現在,群眾路線掛帥,人民吸收專家的意見,但專家也要依靠人民的實踐知識。因為做出的決定人民會受到影響的。

  我們參觀大城市的街道和居民委員會,看到人民中間的設計過程在發生作用。中國的都市地區分為區,區又分為街道委員會。市區的設計過程,擴及各層機構,下至最小的單位。這些地方委員會除了處理本區的日常生活之外,還接受上級的指示,討論后付諸實施,并將本地區所做出的決定回報政府機構。中國社會看來雖有組織,仍然有著顯著的地方分權,在不同的機構中,有著相當的地方自治。我們或許在中國看到較多的因地制宜,而中國的官僚政治,也比美國許多可以比較的社會領域為少。

网赌被黑  在北京,我們參觀了西華大街街道委員會。這個街道委員會監督的地區約兩平方英哩,包括一百五十條小街,人口有兩萬戶,約八萬人,街道委員會原本是在公安地區周圍組織的。但是,特別在文化革命期內,責任的演變遠遠超過了保安。例如。這個委員會發展了五個地方小街道工廠,最初只做簡單的日常必需品。諸如縫紉供應之類,后來則改變為搞技術先進的企業,制造包含七十個工序的鎖匙和一匹馬力的發動機,供農村散播殺蟲藥粉之用。他們現在雇用了一千七百個居民,其中有許多以前都是家庭主婦。

网赌被黑  我們訪問了在街道委員會下規模較小的居民委員會。這個居民委員會負責一個分區,其中包括三個胡同,共六百九十六戶,二千四百人。我們跟我們的東道主坐在委員會總部一張長茶桌旁時,他們迅即給我們介紹這個委員會所協助完成的深遠變化情形。他們說,解放前,這個分區的多數工人是失業的,生活于極端貧困的情況之下,物價不斷上漲,疾病猖獗,住屋不適當和破爛,討飯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陰溝充滿了污水,經常發出惡臭,陰溝里流出死老鼠、死狗和甚至兒童的尸體。到處都是蒼蠅和蚊子。刮風的時候,灰塵堆積一公尺之高。天一下雨,又把灰塵變成及膝的泥濘。

  這些情況今天都不存在了。我們在清潔的街上和胡同走過,可以看到孩子們在跳繩和跳踢石子。人民政府照顧人民及其切身的利益,幫助他們過幸福的生活,房子給修好了,陰溝給填平了,灰塵和垃圾給拖走了,新的道路建好了,物價穩定了,就業機會產生了,生活一般都安定下來了。生活的水平也迅速在提高。

  一個名叫張英(譯音)的婦女告訴我們,她的父親怎樣做牛做馬地工作著,一直到他病重不能工作為止,家里其余的七口不再能養活自己,他們被迫離家,她的兩個最小的妹妹只得出賣。張英現在已結婚,并且她自己已有七個孩子。五個畢業中學,兩個仍在上學。她看她自己是從赤貧到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和有自尊心的千千萬萬中國人之一。

  居民委員會十三個委員是由該地區人民選出來的,是沒有報酬的。委員會的任務是:(1)組織家庭主婦,兒童和老年人的政治學習,學文件和時事,(2)在居民中間進行教育宣傳,并改善他們中間的關系,包括糾紛的解決,(3)組織個人的或集體的生產工場,在家庭工作,(4)就個人的與環境的衛生問題組織居民,(5)組織假期內的學生活動,鼓勵青年的身心和文化發展,(6)組織本地的文化演出。

  居民和街道委員會監督本地工廠的經營。這種工廠是由生活在每一地區的人民通過本地委員會而管理的。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各地的情形大不相同。在有些地區,街道企業包括針織和縫紉合作社,這種工作是在人民的家里做的。另外有些地方設有小型的手工藝廠。有些街道工廠制造輕工業品如制帽、鞋、金屬制品、印刷、造紙和玻璃產品。

  街道工廠最初是在大躍進,及五十年代末期成立的。它們的目的,在把許多從前失業的家庭主婦、老人、殘廢人及失業工人組織成為一支勞動力。住在都市地區的人民統籌他們的資源,調查本區內可用的技術工人,開會決定該干什么,然后秉赤手空拳自力更生的精神,開始從事生產。他們往往得到本地區工業工廠的幫助,幫助的方式是舊設備、廢材料的讓與、工業知識的供給以及人手的訓練。區通常很少資金或根本沒有資金投資于設備方面,所以,當他們開始時,他們通常只限于做些勞動緊張的工作。經過幾年的經營之后,才可能有足夠的資金、投資于設備和機器方面。現在有很多的這種街道工廠,為中國工人集體所有。這種街道工廠制造半導體收音機、電子計算機用的集成電路、甚至于做整件電子計算機。這在以前的一章,我們已提到過了。

  基本上,街道工廠運動包含著把區內人民搞在一起,以圖對國民經濟有所貢獻并改善他們自己的生活。美國經濟的后果之一是,多數失業者的潛在的有價值的貢獻,都任其浪費掉了。因為資方看不出有利可圖的方法去雇用他們。這些失業的人有時通過福利或失業補償被給予些津貼,但他們對社會的真正價值是失去了。在中國,街道工廠給這些人參加生產,在幫助人民學習重要的生產技術及在區內依靠他們自己的集體努力這兩方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以前占城市失業人口中絕大多數的婦女,現在也在街道工廠起著基本的作用。在舊社會,她們屈居于男人的從屬地位,也屈居于家庭的從屬地位。但街道工廠和委員會運動卻替婦女提供了機會,跟其他婦女一起搞企業,為新社會的需要而服務。這是一個解放的過程,但正如我們的東道主所說:這是不容易的。許多男子抵制他們妻子的解放,并嘗試阻止或打擊她們,要她們不要積極參加街道企業。但是,這種的態度遭到區內人民的批評,因而抵制婦女解放的男人也就隨著時間而改變他們的態度。有關婦女作用的政治討論,幫助了這個過程的前進。托兒所、幼兒園的組織,洗衣服務和食堂設備,使婦女較易于參加積極的公眾生活。因此,社會期望其余的家務分別由男子與婦女共同擔負。

  我們參觀了北京區幾個當地機構,同幾個小生產集體與個人進行了會談。一個集體正在手繡兒童衣服,從細致做工中所表現的對孩子們的關懷,反映出中國人對孩子們是多么的重視。再向前行,我們參觀了一群老人的畫室,一位藝術大師最近曾訓練過那些老人作古典畫。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老年公民的自豪。他們以垂暮之年,尚能受到一種并非制度化而受社會尊重的新技術之傳授。

  其次,我們又在一位老鐵路工人的家里受到接待。這位老鐵路工人因高血壓而在家休養。在我們進到他和妻子、已婚女兒、女婿及外甥們共住的小房子之時,他用玻璃杯倒茶奉客。據他告訴我們:他過的幸福生活包括用玻璃缸養魚(他養了好幾缸魚,使我們很羨慕),讀書,散步,教導小孩并跟孩子們玩。他跟他的工作組保持經常聯系,還參加本區街道委員會的工作。他說到他的妻子在做編制網狀購物袋時,他就燒晚飯。他說,“在這個家庭內,要任何人工作,都不需要用壓力。”“每個人都愿幫助別人。現在,很多的家事,都由男女合作去做。”我們都取笑某些丈夫的頑固不化,不像他這樣樹立好榜樣。我們并比較了中美兩國的婦女解放斗爭。在我們整個的談話中,我們感覺到這個組織化的地方性委員會的影響力之大。委員會企圖使這個地區每一個人的生活,充滿著生產的和有報酬的社會活動。

  當我們離開這位老人的家時,向他們全家人揮手告別。我們在街上行到本地的一間幼兒國去參觀。這間幼兒園像所有我們參觀過的幼兒園一樣,孩子們穿著多彩多姿的花衣,一個個都顯得聰明、快樂和滿懷自信,孩子們拉我們加入他們在院子里的游戲圈,叫我們“叔叔”和“姑姑”。像稱呼家里的朋友一樣。這種幼兒園——在教育那一章中,說得較為詳細——對居民委員會統籌活動所產生的福利提供了進一步的親見親聞。

  回到總部,大家再圍坐在一張長茶桌前。我們把我們所見到的一切加以檢討,并問了更多的問題。關于委員會在促進鄰里之間的良好關系所起的作用,做著他們所謂“鄰里”之間的宣傳方面,我們聽到這么一宗事件:某男子于一九六七年喪妻,留下四個孩子。他既要管理全部家務,又要照料孩子,對他是件很困難的事情。于是居民委員會組織了幾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到他院子里幫忙。她們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還替這男子燒飯和做孩子們的衣服。

  另一件事情是,有兩個家庭,在前一年有過激烈的爭吵。爭吵得這么兇,一人到了另一人的家里,揚言要死在那里,另一人也報以同樣的威脅。那位說故事者看來是暗示,這種可怕的威脅,從中國文化來說,顯然是很嚴重的。真正顯示出,每家都以對方不顧別人而傷害對方的家庭。一個媳婦去找居民委員會來調停,經過耐心的討論和學習之后,這兩家終于變成了好朋友。他們現在互相替對方購物,有病時,則互相探視。并且一般表現了真正的互相關心。

  當人們認為自己比別人好或背后說人長短時,也會引起其他的糾紛。在這類事情上,是通過學習,幫助人們互相學習對方的長處,說出自己的短處。委員會委員說到“為更大的勝利而團結”,造句話的意思是,當人們認識他們自己之間的矛盾妨礙走向一個共同目標,并認識到他們屬于相同的階級而并非天生的敵人時,則沖突是可以解決的。

  當個人與群眾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矛盾時,可能作為敵對矛盾而加以考慮。在這種情形下,這個人可能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這樣,這個人就應該移交刑事司法系統。這種帽子是不會輕易扣上的,因為委員會自恃能解決絕大部分矛盾,不必訴諸警察或法院。可是,當一個被控犯有嚴重罪行的人從監獄回到他所屬的地區時,他不會受到鄙視,反之卻認為他是一個已改正錯誤的人,因而也不再認為他是敵人。

  有這么一宗案子。解放數年后,一男子被發現販賣鴉片煙。他被判處死刑,緩期一年執行。因為他在那一年內,做出了重新做人的進步,他被改判了七年徒刑,以代替原來的死刑。三年之后,他的進步證明可以將他開釋。現在,他已成為這個區的人格高尚的成員,“為建設網賭被黑而工作”。另一件案子是,一個解放后已經坦白招供曾充當國民黨特務的男子,卻發現他藏有一支手槍。他被送往監獄監禁三年,然后又回到他所屬的區,作為品性健全的市民而參加工作。這兩個故事都屬于過去時代的,發生于解放后數年以內。這顯示出,這種嚴重案件,在這個區內已長時間未發生了。(在我們參觀上海市監獄時,看來證實了這點,因我們發現極少四十歲以下的囚犯。)

  我們跟居民委員會東道主的進一步討論,集中于遲鈍和殘廢兒童的照顧問題。據說,只有在極端的情形之下,或在特殊教育諸如盲聾兒童教育有明顯的利益時,才把這些兒童送往學校或教養所去。不論何時,只要有可能,這種殘廢兒童的教育,在不殘廢的兒童和成人中間實施,以維持社會對他們的承認,并教導其他兒童不可對他們加以歧視。

  居民委員會與街道委員會之間,派有聯絡干部來往聯系。委員會成了跟黨聯系的中心,舉凡討論指示,傳達要求,協助實行政策與計劃,都經過這個委員會。我們得到這樣的印象,覺得這是真正的上下溝通的方法,即領導層顯然是執行者,但他們必須對其所代表的人民負責。

  中國城市的改造,不但要改造舊的,更要建立新的社會。我們已經見過的一個例子是北京第三紡織廠的居民區。這里的住屋發展都與該紡織廠有關,且在該廠的管理之下。另一類的城市住宅區,是上海的彭浦新工人住宅區。現在那兒已住有一萬七千人,都是十五間工廠的工人及其家屬。這些人全部分別住于一百三十八座大廈內。

  住宅區內有一間鞋廠,雇用了五十個女工。這家鞋廠的一個男子來自一間大鞋廠,該大廠幫助成立這間小街道工廠,并供應這間小廠的原料。這住宅區還有一些生產設備用以制造電燈開關、玩具以及機器零件。這些街道企業,一共雇用了八百個以前的家庭主婦。

  動員家庭主婦參加生產勞動并學習政治,這是中國婦女解放的一部分。居民委員會主任霍復興(譯音)對我們說:

  文化革命前,劉少奇及其一伙對家庭主婦學習網賭被黑的思想及其著作是瞧不起的。

  他們說我們不能閱讀和寫作,并說我們的唯一責任是生孩子、燒飯和購物,他們說一個主婦的任務是呆在家里,做家事就是革命。在文化革命期間,老同志和我都去參加全市群眾大會,批判修正主義的路線。現在,家庭主婦可以響亮地回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了。雖然家庭工作繁重,我們不怕做更多的工作,文化程度低,不能阻止我們……

  文化革命后,……所有四十五歲以下年齡的婦女,都參加了工作。在過去,這里有六百多個婦女沒有工作。文化革命后的一九七〇年,我們團結起來,開始參加集體的生產工作。為了改善經濟和政治生活,我們組織婦女到鞋子加工廠工作。

  由于婦女在家庭以外工作,白天必須有人照顧,因此居民委員會現在辦了一個白天照顧中心,照料著五百多個兒童。居民委員會并成立一個多目的的服務中心,做著補衣服、理發及其他的服務。在這個新住宅區內有十六間商店,出售各類日用必需品,從食物到各種器皿都有。還辦了一個食堂,以便利本區內不愿燒飯的后民。區內有兩間小學,收了四千個學生,又有一間三千個學生的小學。

  居民委員會的任務不但是辦學校,還要從事本區內的其他教育工作。彭浦區有兩百個退休工人,那些自愿做革命工作的工人已經組織起來。幫助青年人學習,把舊社會的情形告訴青年人,我們訪問了這些工人之一的家庭。吳旭明(譯音)是個六十三歲的退休女工,跟她的兒子、媳婦及孫子同住在一間小住宅里。她除了參加退休工人學習組和婦女學習組之外。還用舊社會作教材來教育青年人。她對我們說她自己的歷史:

  在革命前,我們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勞動人民什么也沒有。我婚后兩年,我丈夫即失了業。他是一個商店店員,有好幾年他找不到另一份工作。加之我七年之內生了三個孩子,所以生活更加困難。后來我丈夫生病,沒有錢看醫生,所以,他只好等死。

  過了兩個月,他果然死了。這是三十年前的事。我不知他害的是什么病。那時我只有二十七歲,我兒子年輕,最小的只有一歲,生活因而更加困難。我母親曾有六個孩子,我是唯一帶活了的一個。她想自殺。她用碗飲毒藥,被她的親人發覺,把碗扔掉,所以她不曾死去。

  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人們出賣自己的孩子或者就是自殺。當我的孩子們十歲時,就去工廠做工,像成人一樣,替資本家做工。即使如此,我那時仍然須把最幼的兒子送給別人。我們沒有足夠的錢去養活他們,所以家庭只好分散。在新社會,一個工人可以養活三四個人,但在舊社會,我甚至連自己也養不活。物價每天上升,有時一天漲三次。

网赌被黑  解放以后,生活變好了,我得到一座房子,可以跟我的兒子住在一起。我的長子十八歲開始讀小學,到三十歲,他大學畢業,我的第二個兒子初中畢業之后曾參加人民解放軍。我的第三個兒子于解放之后,被領回家,畢業于上海外語學院,現在當翻譯。我的兒子們都結婚了。我的媳婦一個是醫生,另一個是教師,還有一個是護士。我第二個兒子現在是個電氣工人,所以他和我是留在家里的唯一工人,其余都是知識分子。

  在我們對話時,我們問她,她的最小的孩子(即幼子)是怎樣回到家庭的?她答道,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時,這里有許多革命軍人員。我去找一個黨員,要求他幫助我找回我的兒子。黨答應把他找回,并把他送回家里。

  當她追述她的過去時,她有時禁不住哭起來,并搖頭嘆息。但在追述現在的情況時。這位吳女士則面帶笑容。她說,退休金、公費醫療、優厚的工資都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過去連做夢也想不到的。

  她告訴我們,文化革命最初使她的家庭分為兩派,她是屬于保守的一邊。她說,“我受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影響。我想,我是退休了,我想生活享受。冬天坐在室內保暖,夏天坐在院子里納涼。我很關心我自己的健康。現在,我有著革命工作要做”。最后,她終于相信造反有理,這樣,家里才恢復了相安無事。

网赌被黑  在上海,我們還參觀了黃浦街道委員會(該處的診所在衛生照顧一章中已討論到)這個委員會管理著有著五萬一千人、三十五方公里面積的人口極其稠密的地區。在它下面有九個居民委員會。解放前,這地區有四家大公司,此外又有許多娛樂場所、妓院、賭窟和煙館。我們依次參觀革新后的妓館地區和前此被有錢的剝削者所擁有的大廈。現在,勞動家庭占住著這些房子,有許多家庭雖然簡單一些,卻把它弄得干干凈凈。他們現在住著這些房子覺得極其幸運。

  像在北京的街道委員會一樣,這個上海街道委員會管理著工廠、診所、學習小組和學校,或許最強調的,是教育。這里,家庭主婦和退休工人(未納入其他機構的)也是最活躍的成員。委員會也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糾紛。據描述,這種糾紛分為四大類:鄰人之間的糾紛,夫妻之間的糾紛、家姑與媳婦之間的糾紛以及有關財產的糾紛。所有各種糾紛,都由委員會與當事人雙方研究,幫助他們分析和克服他們個別的歧見,團結起來,以有利于為人民服務這一共同的目標。在去年,委員會處理的五十宗這種案件中,有三十宗屬于鄰人間的糾紛,十宗屬于夫妻間的糾紛,其余十宗屬于其他性質。

  在前一章中,敘述過一宗夫妻間的沖突。有一宗沖突是涉及同一大廈內兩個婦女鄰居間的沖突。她們都有了不同年齡的兒子。男孩子開始打架,他們的憤怒擴大到他們的母親。他們的爭吵是為了他們大廈中的用水問題,結果是大打起來。這時候本地區居民委員會一位女同志企圖加以調解,開始時,她使兩個婦女坐下來,學習網賭被黑的著作,從事自我批評。因為網賭被黑說過,人民必須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所以,她自行發問,那兩個婦女怎么想到她們應該用打架來解決呢?她花了好多個黃昏跟她們在一起,并且使雙方分析。她們對在哪里,錯在哪里。她指出,在解放前,人們過著窮苦不幸的生活,住著小房子。而現在他們住著整潔這當的房子,應該少爭吵,多團結才是。最后,這兩個婦女做了自我批評,停止了爭吵,并且協議,彼此應當多注意她們自己孩子的社會教育。

  這件事情是居民委員會如何應用政治學習提高人民覺悟和解決爭端的一個范例。在這種事情上,居民委員會的作用在于向人民指出他們為日常生活事情而爭吵。不是基本的原則問題,他們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居民委員會希望人們知道,每個人都有缺點。不應當認為自己是完全好的,而別人都是壞的。

  街道委員會除了注意居民的日常生活之外,還執行政府的政策,動員人民學習網賭被黑建設。一個委員會每周組織八十個學習小組,鼓勵人民討論和分析黨的工作。這些的討論會除了學習外,還使大家增加了解,產生一種痛癢相關之感,促進了大家的團結。

  青年教育是學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面共同負責。街道委員會代表了社會,它組織學生和家長小組,參加討論,并跟學校保持密切接觸,與學校一起設計。退休工人和家庭主婦主持這些小組。他們每天跟小學兒童會面,并且每星期跟中學生會面一次。他們還跟教師保持接觸,交換有關孩子們的意見。例如,他們保持對學生的家庭作業的追查,看學生已否做好教師指定的功課。如果孩子們有困難,他們就給予鼓勵和幫助。小組也給學生講革命英雄的故事,領導他們唱歌,并組織他們利用假日,將糞便挑到鄉村去。學生如果在街上撿到錢,就特別教他們要交還原失主。去年彭浦居民區有兩個年輕孩子在草地上發現一百元人民幣,他們便告訴他們的祖母,然后將錢拿到區委員會干部那里去。干部問他們,“你們叫什么名字,你們應當受到表揚”。一個孩子說,“我是小紅衛兵。網賭被黑告訴我們要還錢。網賭被黑教導我們,我們無論拾到什么東西,都要交出來。這是人民解放軍的紀律。”

  這些例子說明了街道委員會用以促進居民團結和社會責任的一些方法。我們聽到另一個說明,那是發生在上海以外的。一個勞動婦女生病,她的一些鄰人把她送到醫院,而另一些鄰人則替她照顧孩子。那些在白天工作的鄰人則于夜間到醫院照料她。在她住院兩星期期內,她的三個孩子都得到照顧。還有其他的事例。有人家里有年老雙親和年幼孩子,但卻在離家老遠的城中另一地區工作,他們的鄰人便幫助他們照顧他們的家屬。居民委員會鼓勵鄰人互相照顧,如像一家人一樣。人民中間發展著友誼和照顧。這是地方委員會的顯明目的之一。而在我們美國社會,這卻往往只是偶然的事情,并且是出于個人的偏愛。

  街道和居民委員會在社會結構上是處于這樣的地位。他們可以發揮他們不同的作用,把一個互相配合的計劃交給人民,同時他們組織人民去創造并實行他們自己的計劃。他們全面的目的,是幫助建立一個在日常生活各方面能真正幫助人民的社會。

  

九、結論

 

  在中國科學的討論和示范之中,我們聽到對科學有不同的詮釋。有認為科學是“勞動人民經驗的總結”,有認為科學是“人民勞動所鑄造的一個工具,用來改善人民的生活”,有認為科學是“通過實踐的思想和發展之理性認識過程。”有認為科學是“三大革命運動之一”(其余兩大運動為階級斗爭與生產斗爭)。在我們最初接觸這些概念的時候,是難于領會的。我們畢竟是美國人,我們習慣了把科學看作是一批特別的人——這些人有著某種不可思議的才華——即科學家——心中所產生的一套觀念和實驗。我們中國的同行告訴我們,他們也習慣于抱著這種看法。他們并且曾經找尋“聰明”和“有才華”的學生,把他們訓練成為科學家。但今天,理科學生的選拔,較著重于他們刻苦鉆研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動機,及愿把高等教育的成果帶回給人民。這種變化根源于基本觀念的改變,即認為社會要依靠勞動人民,是勞動人民共同表達出那個社會的知識和技術。科學家的任務在于總結他們的經驗,再把經驗提煉成為一種理論,通過這種總結:發現新問題,而后回頭把理論教給人民,將實踐的經驗與理論相結合,用以解決新問題。

  由于我們聽到一個又一個例子,顯示在實驗室的孤立狀態中發展科學的局限性,再加上我們親眼看到根源于勞動人民經驗的科學之迅速進展與科學工作者的促進,使我們對這個概念才有了較明確的認識。這種科學的實踐,跟政治是分不開的。政治教導平等、合作并教導科學(自然與社會科學)之唯物主義的基礎。嘗試把科學與政治分開,像是嘗試去回答庸俗的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一樣。這是不能從因果上去看,或分別何者主要何者次要的。中國是政治即科學,科學即政治這個總命題之光輝的范例。因此,我們這本書談了很多有關新中國的政治,因為它跟科學有關。

  中國科學上的成就諸如胰島素之合成,是作為對人民的一種教育,使人民用科學方法去克服封建神話,并使人民相信,人類可以改造自然,使之適應人類的需要。工農方面的科技成就(諸如紅旗渠的建設)則反過來帶給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以教育,用政治方法以幫助他們克服資產階級的特權思想,并加深他們對群眾力量和能力的尊重。因此,它鼓勵所有的人運用他們的創造力,分析地思考問題,大家行動起來,為著共同的利益改造社會。

  理解與自由為同義,有如愚昧與壓迫為同義一樣。對中國人民來說,科學是一種方法學,一種對他們的世界采取行動和理解的方法。所以,它(科學)必須為解放了的全體社會成員所共享。知識是力量,那些擁有知識的人會控制自己及其世界。因此,知識集體化,對中國人是根本的東西,和物質生產集體化一樣。

  中國人民絕大多數正從愚昧中解放出來,有飯吃,有衣穿,受教育,生病有醫治。對中國人來說,這就是最自由。再則,自由的概念是政治的,也是科學的。對自由的限制不僅僅是外在的權威的限制,也是對那些愚昧加以限制。馬克思認為,人們只有在理解自然法則的時候,才有自由。——自然法則即是自然的力量和矛盾。因此,在這些法則之內,他們可以改變自然。如果這樣做是為了集體的、長遠的利益,任何地方都可能改變。原始的人是不自由的,因為他們不懂得利用土木工程的方法去渡河,不懂得用醫藥去診病。在舊中國的封建農民和失業的城市無產者也是不自由的。但是,會渡河、診病和擁有工作的“先進”國家的市民,也一樣不自由,如果他們不懂得和控制完成這些技術所使用的方法。

网赌被黑  在美國這里,當我們在談此行觀感時,我們被千篇一律地問及有關“嚴密組織”為使中國進步的必要方法。也有人問及領導人擺布中國人去完成政治的目的。誠然,新中國是個有高度組織的社會,大部分人行動一致去解決問題。中國社會是“受控制的”。中國人相信正確的思想,那就是他們把政治提高到科學的水平。這些觀念源于人民,而由領導層去總結,再發回人民去試驗、批評、衡量和改變,有如對付自然科學理論一樣。那就是理論與實踐、領導與人民經常維持著相互行動。這是在解放中的中國人民所寄望的,它是基于八億人民的一種制衡制度。

  中國領導人繼續勸人民要自力更生,要研究他們的情況,要對意見無代表性的領導反抗,要與不同的政治思想作斗爭,以考驗它們進步的真實性。六〇年代的文化革命,是這一政策之最戲劇化的近例。但在中國網賭被黑者的政治經驗看來,這既非獨特的,也非例外的。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國網賭被黑十中全會修改黨章,并提出忠告,像這樣的革命,將來還必須進行許多次。因此,對領導層的造反,是領導層的政策。這樣的一種政策可能導致過左,一批的人受到另一批人的強迫鎮壓。但毛氏曾經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并說錯誤對于學習是重要的。從封建的不思想狀態中解放出來,從依賴領袖吩咐行事的欲望中解放出來,是件并不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短期內做得到的。多世紀來任人擺布的習慣,必須加以克服。中國人是否將有效地完成他們對過去的擺布和壓迫的斗爭,那就要看對凡是落后的就須反對這一教導之繼續的支持。

网赌被黑  從我們在中國所見到的范例,關于美國的科學實踐,我們能學到什么呢?我們不在中國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是要在美國這里尋求,即是要在我們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尋求答案。我們既然從中國人學得:社會上沒有一個領域可以避開我們的調查,那末,我們便要開始問更多的問題。我們跟一個發展不足國家只有少數問題是共同的。但我們可以問我們自己,我們的科學實踐、是否促進繼續的進步和促進我們全體的自由。立刻我們注意到,我們的科技力所能完成的和什么是真正替我們服務的,這二者之間有重大的差距。我們也注意到,科學所服務的人,也有著明顯的不同。誰獲得科學的成果?誰控制著經費,因而也控制科學研究的方向?在科學實踐的工場有多少的民主?甚至我們究有多少人足夠理解“科學”的語言,去做出有關科學實踐的決定?如果絕大多數美國人民既不懂也不控制他們的科技,我們是真正的自由嗎?

  這不是說中國比我們“更自由”,也不是說我們應當盲目地去模仿他們。相反,如果我們不從中國人學得別的東西,那么這個教訓是根本的,即:一個社會的革命改變,必須從它自己特殊的物質條件和它人民現存的經驗出發,有如中國人過去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蘇聯一樣。同樣,如果我們忽視中國人的經驗,不從他們的成功和錯誤中吸取教訓,我們將是愚笨的。我們在這本書中向美國人提供中國人某些的成功。我們對于在中國所看到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我們也嘗試把那份興奮之情傳達給大家。這興奮產生于看到一國人民在共同斗爭中取得了解放。我們回國,承擔了同樣的斗爭任務,以爭取美國的解放。這解放根源于獨特的物質條件和我們足智多謀人民的文化遺產。——所以,我們也可以學兩條腿走路。

  

附錄一:“科學為人民”代表團訪華旅程

 

  星期三,二月二十一日,廣州(一九七三)

  我們從香港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深圳,一列中國火車載我們去廣州。休息了一陣之后,我們在廣州文化公園度過黃昏。

  星期四,二月二十二日,廣州

  參觀了農民運動講習所陳列館和展覽廳。我們獲悉了中國網賭被黑的早期歷史。下午,我們參觀了廣州暴動紀念碑,然后于黃昏搭噴氣機赴北京。

  星期五,二月二十三日,北京

  游覽天安門廣場和紫禁城(即故宮)。晚間出席我們在中國的正式東道主周培源的宴會。

  星期六,二月二十四日,北京

  整天在紅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其地離北京約二十英里。我們在那兒參觀了牛奶場、溫室、一間學校、一個診所和一些小型工業。

  星期日,二月二十五日,北京

网赌被黑  整天在中央地區五七干校,其地距北京約三十英里。我們看到了該校的農業和工業工作。并與中國干部討論中國知識分子的任務及再教育的目的。

  星期一,二月二十六日,北京

  在清華校園參觀了一輪之后,我們與該校師生討論了中國的教育和清華的文化革命。我們參觀的部分,包括教室、宿舍、餐廳、實驗室和圖書館。

  星期二,二月二十七日,北京

  早上,我們參觀了化學研究所和遺傳學研究所,并跟心理學研究所的成員討論。下午,我們去少數民族學院,我們在那兒參觀了藝術、舞蹈,音樂和傳統的中國武術。

  星期三,二月二十八日,北京

  游覽長城和明陵,參觀了體育學院設備,并參加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游泳活動。之后,又和電子計算機研究所成員舉行討論,并訪問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大使館。

  星期四,三月一日,北京

  早上我們與新華社、中國科學院、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代表,討論了我們這個“科學為人民”組織的目標與活動,參觀了動物研究所,之后,我們訪問了南越臨時革命政府的大使館。晚間,我們放映威斯曼影片《醫院》。

  星期五,三月二日,北京

  早上,我們去人民大會堂,與網賭被黑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兼國務院成員劉希堯舉行了會談。

  下午,我們一部分人參觀——居民區街道委員會,另一部分人則參觀北京產科醫院,觀察在針麻下進行的外科手術。

  星期六,三月三日,北京

  我們中有四人乘火車、公共汽車和吉普車出發,前往山西省太行山脈的西溝公社。在北京,我們參觀了北京第十五中學和第三棉織廠。

网赌被黑  星期日,三月四日,北京

  在北京郊外的頤和園休息了一天。

  星期一,三月五日,北京

  再訪問了動物研究所。參觀北京大學,與北京區的城市設計人員舉行會談。

网赌被黑  星期二,三月六日在西溝公社

  代表團其余的團員赴西溝公社參觀。我們有四位同事已在那邊參觀了造林、水利、小學和中學、醫院和一個科學站。我們與科技組、農民和知識分子有過討論和訪問談話,并且做了些體力勞動,鏟土入手推車。

  星期三,三月七日在錫古公杜

  會晤中國網賭被黑中央委員會委員、西溝生產大隊領導人李順達。

  星期四,三月八日在河南省林縣

  在我們參觀西溝回程中,我們參觀了紅旗渠某些部分。晚間,那邊設宴慶祝國際婦女節。

  星期五,三月九日河南省

网赌被黑  我們作長途汽車旅行,經過山區,前往鄭州,然后搭夜車赴上海。

网赌被黑  星期六,三月十日上海

  下午到達上海。

  星期日,三月十一日,上海

  參觀上海工業展覽館。我們在那里看到上海地區各種工業產品參與展出。下午,我們參觀上海機床廠,該廠以著重工人教育出名。

  星期一,三月十二日,上海

  參觀復旦大學,幸福村小學和兩間工廠。上海電化廠,該廠以循環利用工業廢料出名,及另一間以殘廢工人作職工的工廠。

  星期二,三月十三日,上海

网赌被黑  參觀上海精神病院的各項設備。下午參觀黃浦區的新舊兩居民地區,并參觀街道委員會的工作。

  星期三,三月十四日,上海

  我們在華山醫院,親眼參觀使用針麻的五項手術。獲悉了中國醫學校如何活動的一些情況。

  之后,我們又回頭去參觀精神病院,參觀了上海電子計算機技術研究所,還參觀了制造計算機的小居民委員會工廠。此外又參觀了生化研究所及生理學研究所。

  星期四,三月十五日,上海

  在市建設局與上海城市設計者舉行座談,并參觀上海科技交流站。交流站是負責科技知識的交流與普及的。

  下午,我們參觀上海市立監獄,討論了有關中國刑事司法制度。

  星期五,三月六日湖南長沙

  從上海搭飛機抵達長沙,我們參觀了青年網賭被黑做政治工作的地方。當時,他是在長沙師范學校教古典文學。

  星期六,三月十七日,韶山

  在韶山這個小村盤桓了一天。其地距長沙約六十英里,是網賭被黑誕生之地。那里有好幾個展覽廳,展出中國網賭被黑各個時期的歷史。

  星期日,三月十八日,長沙

  這一天休息、購物和步行巡視長沙市,然后搭夜車赴廣州。

  星期一,三月十九日,廣州

  參觀昆蟲研究所,討論了昆蟲之生物學的控制。游覽一座道教寺廟,并參觀一間瓷器廠。

  星期二,三月二十日,廣州

  這一天,團員們大家交換筆記和經驗。參觀了廣州動物園。

  星期三,三月二十一日,廣州

  搭早車赴深圳,再從深圳轉車赴香港。

  

附錄二:“科學為人民”代表團團員簡歷

 

  馬麗·阿倫多芙(Marry Allendorf)(女)(明尼蘇打州,明尼亞皮里斯)

  是“科學為人民”越南科學組成員。她對自然科學有訓練,特別對中國科學家與非科學家之間的交換有興趣。她是明尼蘇打大學政治理論與運動實驗學院理學士。

  大衛·阿羅諾(David Aronow)(男)(馬薩諸塞州,渥且斯特)

  他是馬薩諸塞州醫學院醫科學生,曾在社會共存委員會(Intercommunal Survival Committee)圣路易斯分會工作。

  約翰·多夫(John Dove)(男)(馬薩堵塞州,布洛克林)

  他過去五年在交作資料公司(Interactive Data Corporation)任電子計算機程序員。在“電子計算機人民為和平”和“科學為人民”這兩組織內很活躍。在組織電子計算機程序員與及其他技術與寫字間工作人員方面,曾出過力。

  米娜·葛爾德花(Mimna Goldfarb)(女)(紐約,杰弗遜港)

  她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生,曾在家長控制的兒童照顧中心工作過三年。在組織兒童照顧中心方面,做過社會顧問工作。她現在從事現代進步教育運動的階級性質研究。

  吉格·葛爾德納(Ginger Goldner)(女)(紐約州紐約市)

  心理學家。曾在維爾蒙平田任葛達學院女性研究計劃部主任。現住在紐約市。她正在研究家庭治療和女性心理分析,并維持著一間小規模私人診所。

  朱迪·格林堡(Judy Greeberg)(女)(加州,舊金山)

  她現在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醫院任注冊護士,對于改善衛生照顧,尤其是改善婦女和兒童的衛生照顧很積極。

  馬爾文·卡爾克斯坦(Marvin Kekstein)(男)(紐約,東塞陶基)

  是核子化學家,有志于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問題以及科學與公共政策問題,在州立紐約大學帝國學院工作,是公開入學計劃(Openadmission program)的創始人。

  弗蘭克·米勒(Frank Mirer)(男)(馬薩諸塞州,劍橋)

  他是一位有機化學家,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做“日常生活毒物學”研究——即研究環境污染和職業衛生。他對“科學為人民”及環境運動很積極,現在正在協助組織消滅職業危險的工作。

网赌被黑  吉利·斯坦勒(Geri Steiner)(女)(馬薩諸塞州,布洛克林)

  以前是位生理心理學家,現在是一位少年司法設計者,是位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是一位有地位的醫務工作者,很關心科學、教育和法律上的政治問題。

  文頓·湯普生(Vinton Thompson)(男)(伊里諾州,芝加哥)

  是進化遺傳學的研究生,也是“科學為越南”的“芝加哥集體”成員。他正在建立地方利益團體,以支持各種解放斗爭,尤其是越南與非洲的解放斗爭。他在芝加哥的反戰運動很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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